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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粉》是苏童于1991年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是他从先锋写作回归古典叙事的转型作之一。[1]小说是苏童参加《小说家》1991年举办的擂台赛之作，初刊于《小说家》1991年第1期，同年收入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印行的小说集《红粉》中，此后以集结的方式先后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出版，并得以收录在各种丛书里出版。[2][3]
《红粉》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苏州的“妓女改造”运动中两个妓女和一个嫖客的故事。[4]秋仪在劳改途中跳车逃跑，投靠嫖客老浦被赶后，剃发修行，又因其妓女身份遭到驱逐，走投无路而嫁给一个鸡胸驼背的男人。小萼无法忍受劳改的痛苦，自杀而未果。释放后小萼与老浦结合，因为对奢侈生活的贪欲，迫使老浦犯罪被杀，最后小萼跟着一个北方男人远去，踏上未知的生活。[5]
小说旨在书写“另一种真实”，展现了旧社会遗留的妓女与新社会之间的隔阂，以及旧社会女性本身所具有的人性弱点，这也正是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层内涵所在。[1][6]作者采用“纯粹叙述”的叙事策略，间杂内聚焦的叙事视角，同时在叙述中表现出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色彩。[7][4][8]不少评论家将《红粉》视为苏童拆解历史理性，还原个体命运的代表作。[4]
社会背景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历史的整体性业已消失，旧有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开始松动，现实主义文学书写已经无法整合混乱的现实生活，部分作家开始转向个人化的寓言写作，来重新叙述一个时代，《红粉》便是苏童借用老旧故事展现人性本身的尝试。[4]随着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变化，大众文化消费掀起一股新的浪潮，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通俗文学快速发展。正是在这种社会语境下，苏童回归古典叙述，以“红粉”系列小说呈现旧时代女性生存困境及其隐秘的“私人化”景观。[9]
苏童将《红粉》的故事背景置入1949年至1953年的苏州“妓女改造运动”中。[10]解放后，中国各大城市相继展开禁娼运动。据史料记载，1949年10月，苏州市公安局根据本市妓女以旅馆为营业场所的特征，颁布旅馆管理规则，妓女被禁止出入旅馆。[11]继而苏州市政府开始了取缔妓院，收容改造娼妓的行动，直至1953年，苏州妓女改造运动基本完成。[10]尽管妓女改造运动效果显著，但其工作开展困难重重，据统计，至1954年，改造期间逃跑、改造后重操旧业的妓女比例高达20%左右。[11]妓女改造的新社会图景在她们面前依旧苍白无力。[10]
个人背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由于马原信件对苏童的启发，他转变写作姿态，从先锋写作回归古典叙述，跳出了语言形式的“美丽泥沼”。又由于回归古典叙述后的成名作《妻妾成群》的“写作惯性”，苏童继续写作了《红粉》《妇女生活》等小说。[10]苏童的“红粉”情节与其少年时代在苏州小巷的见闻、对苦命外婆的家庭记忆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女性构成了苏童小说的形象素材库。成长于六七十年代禁欲般的社会也使得苏童产生某种“隐秘的苦闷”，从而更倾向于关注女性书写。故乡苏州为苏童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从冯梦龙、李玉到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苏州通俗文学传统底蕴深厚，苏童也对中国古典小说、传奇话本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红粉》等小说展现出地域文化对作者潜移默化的精神给养。[10]
内容情节
小说讲述了两个妓女和一个嫖客之间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妓女改造运动中，秋仪和小萼等翠云坊妓女被运往劳动营接受改造，秋仪在路上跳车逃跑，从老鸨处拿回金银细软后，投靠往日与她有情义的嫖客老浦。由于浦太太的坚决反对，老浦服从母亲的要求提出在外给秋仪另寻住处，秋仪大骂老浦，撕碎老浦给的钞票离去，自此离开了老浦。在路上看见儿时居住的贫穷肮脏的棚户区，秋仪不忍进去，只从手上摘下一只大方戒扔在瞎子父亲面前的蚕豆碗里。黄包车经过玩月庵，秋仪决心在此剃发修行。老浦得知消息后，来到玩月庵挽回秋仪，吃了闭门羹后，从此发誓要与秋仪断了清系。秋仪参加父亲葬礼后，在家不堪姑妈的闲话打算重回玩月庵，但因为此时妓女身份的暴露，秋仪又被玩月庵驱赶出门。她回到家中又受到姑妈一家的百般嘲讽，走投无路之下秋仪把自己嫁给了东街的冯老五。[5]
小萼则跟着妓女们在劳动营接受改造，她无法适应做苦力的日子，因为无法完成每天的任务而选择上吊自杀，后被及时发现。改造期满后，小萼感到前路茫然，选择了在最轻松的玻璃加工厂工作。小萼与老浦在相处中互生好感，结合在一起。在婚礼上，秋仪将一对龙凤镯和一把雨伞送给小萼，秋仪得知小萼已经怀孕，小萼也理解了雨伞的含义，二人不欢而散。小萼与老浦生了一个孩子，取名悲夫，此时老浦的祖产已被查封，两人贫穷难耐，但小萼仍然要求富足的物质生活，生了孩子之后时常埋怨老浦没本事，老浦因此冒险挪用公款，两人度过了奢侈快乐的一星期，老浦便因贪污公款被逮捕枪毙。[5][12]
成为寡妇的小萼无法忍受没有男人的生活，嫁给了来自北方的收玻璃瓶的商人。走之前她将悲夫托付给秋仪，于是秋仪成了悲夫新的母亲，将他抚养长大。在秋仪为小萼送行的月台上，小萼仍然张望着昔日翠云楼的牌坊，怀念着那个被历史掩埋的地方，踏上了未知的旅程。[5][4]
秋仪
秋仪本是翠云坊的当红妓女，出身风尘但性格刚烈，能以坚强的品格面对各种坎坷。[13]面临新社会的教育改造，秋仪在被送去劳动营的路上跳车逃跑，试图拯救自己；当懦弱的老浦在母亲的要求下将她赶走时，她也能撕碎钞票，并重重地摔在老浦脸上，头也不回地离开，以保存自己的尊严[13][14]。她待人温和，重情重义。[15]对老浦感情纯粹，在老浦死后默默为他戴孝；对小萼尽心尽力，帮助抚养她与老浦的孩子；看到贫苦的瞎子父亲，于心不忍，悄悄脱下戒指送给父亲。[13]这都是秋仪人性的闪光点。但是处于新旧社会交替中的秋仪，虽然意识到“男人是不可靠的”，但她依然无法摆脱对男人的依附惯性。跳车逃跑后，秋仪并未积极采取行动来谋求现实的出路，而是转头寻找老浦的庇护，在被尼姑庵赶出后，依然选择嫁给一个鸡胸驼背的男人，将婚姻作为自我救赎的唯一道路。[14]
小萼
小萼与秋仪同为翠云坊的妓女，但身上存在更多负面的形象特点，她是难以褪去旧日缺点的妓女改造的失败个案。[12]她胆小怯懦，好逸恶劳，在劳动营改造时，因为每天缝不完三十条麻袋而上吊自尽，在劳改之后也选择了最轻松的清洗玻璃瓶的工作。[13]小萼的形象体现出旧社会女性根深蒂固的依附意识，劳动营的改造也并未使她树立起自立自强的意识。她轻视自己，直言自己“天生是个贱货”，她留恋昔日妓院寄生虫似的生活，难以承受做工养活自己的劳累，表示“你们不怕吃苦，可我怕吃苦。”[16]在翠云坊时，她事事依赖秋仪，从劳动营出来后，她保留了与老浦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和性的买卖交易，要求良好的物质生活，导致老浦走上了挪用公款的犯罪道路。老浦死后，她再次躲进男人的保护伞，与房东私通，后跟随北方商人远去。[13]依附男人是她最终的命运归宿。
老浦
嫖客老浦是翠云坊的常客，是一个无爱的怯懦的寄生虫形象。[17]秋仪对于老浦而言，虽然是爱恋的对象，却并非不可替代。他认为“世界上有许多丰满的如花似玉的女人，他何苦天天想着秋仪呢。”小萼改造结束后，老浦便对她展开追求，并与之结婚。[17]老浦懦弱无能。自浦家房产被没收后，他便一蹶不振，四处借钱只是为了面子和享受。和小萼结婚后，老浦怀疑小萼不忠，并以其昔日的妓女身份嘲讽她，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18]对老浦来说，与小萼孕育子女也并非爱情结晶的象征，这只是对他男性力量的肯定。[17]在秋仪需要老浦对自己认同时，老浦怯懦地屈从了母亲对秋仪的驱赶。一方面是老浦对其妓女身份依旧抱有偏见，另一方面也是老浦对母亲所提供的物质享受的依赖。在破产后，他并未履行赡养母亲的义务，拜访母亲也只是为了借钱，甚至可以下跪向母亲借钱，来维持自己的寄生生活。[17]老浦没有清醒的自我意识，留下遗言：“等悲夫长大了别让他在女人堆里混，像我这样的男人没有好下场。”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女人，糊里糊涂地结束了悲剧的一生。[18]
女性生存困境的展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的全面改革为社会吹来了新时代的春风，妓女改造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意在将妓女这一边缘群体纳入新社会。[19]在此背景下，秋仪和小萼这两个昔日的妓女，面临着生活的骤然改变。不同于“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流叙事，秋仪和小萼成为永远改造不好的的对象。[19]《红粉》具有反启蒙性，作者以民间非主流话语对官方主流话语进行解构，通过对历史碎片的书写，寻求主流话语缝隙中的另一种真实。[1]展现了社会变革和人性变革的矛盾。[7]
新时代的改造只是摘掉了“妓女”的名号，“妓女人格”依然保存着。她们在男权社会中形成了集体无意识的依附性，秋仪和小萼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可以依附的男人。[6]她们对男人的依附实质上是对金钱的依附，她们缺乏独立生活的勇气，小说结尾小萼对翠云坊牌楼的寻找，是她对昔日寄生生活的留恋，她自言：“我还是想嫁男人。”[16]新时代向妓女们敞开了大门，但她们的历史是停滞的，其依附男人的惯性思维和实际上男人的不可靠形成矛盾，使其悲剧性命运成为必然的结局。[20]
另外，社会对妓女身份的排斥构成了妓女悲剧命运的另一重因素。一方面，妓女改造运动旨在改造妓女，接纳妓女；另一方面，由于男权社会道德话语的规训，社会对妓女身份的鄙夷具有普遍性，因而又将妓女们拒之门外。即使是“普度众生”的玩月庵，在知晓秋仪的妓女身份后，也将她驱赶出门。[21]社会的排斥和女性独立意识的缺失共同构成了新旧社会交替时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无奈。就这样，“现代性的历史神话在几个弱女子之间訇然倒塌。历史的尽头不是幸福的实现，而是乌托邦的破灭。”[4]
新历史主义色彩
《红粉》是苏童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作者通过提取历史元素后的虚构，表达了重新解读历史的欲望，实现了对历史主流话语的颠覆。作者选取社会边缘人物——妓女秋仪和小萼作为故事主人公，对50年代初期“妓女改造”的历史进行意象性的重写。[7]不同于陆文夫《小巷深处》中妓女徐文霞在改造中成为社会的新人，“妓女改造”对秋仪和小萼来说只是无意义的时间节点，她们虽然摆脱了妓女的名号，却保留了“妓女人格”。[7]她们也并未因改造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其生活状态反而变得愈加曲折和艰辛。如此，作者便在对妓女们生活轨迹的描摹中不动声色地解构了历史的宏大叙事。[22]
双重叙事视角
一方面，作者从旁观者的视角进行客观冷静的叙述。在对事件的叙述中，作者最大程度地简化语句，只交代时间、地点、人物等功能性情节，舍弃文字的渲染描摹。在对人物对话的叙述上，作者采用间接引语，由叙述者转述人物对话，只保留对话的内容，不作带有感情色彩的评论。[7]另一方面，作者又时以主人公的视角进行叙述，比如作者从秋仪的视角写她童年生活的地方：“她坐的黄包车已经到了她从小长大的棚户区，许多孩子在煤碴路上追逐嬉闹，空中挂满了滴着水的衣服和尿布，她又闻到了熟悉的贫穷肮脏的酸臭味。”贫穷肮脏的环境让秋仪失去了独立生活的勇气，因而她再次选择逃避。叙述视角的丰富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和读者对人物命运的理解。[8]
古典小说的美学风范
《红粉》借鉴中国古典世情传奇的写作方式，写旧时代的日常琐事和世态人情，主人公在新时代依然延续着旧时代女性的选择和旧时代女性的悲剧宿命，体现出一种“骨子里被掏空了的”末世颓废感。[4]《红粉》采用中国传统小说中以空间布局结构故事的写法，空间的转换意味着人物命运的变迁。从翠云坊到劳动营，从老浦家的西式小楼到老浦与小萼租住的底楼，空间的转化具有时光流转的意义。[4]
作品评价
文学批评家林舟：“读《妻妾成群》《妇女生活》和《红粉》，我们仿佛面对一扇扇‘烛光照着的关闭的窗’（厨川白村寓）。它们不像敞开的窗那样一览无余，却又因烛光的映照而若明若暗，散发着诗意的雾霭，诱发你去想象和猜度里面隐藏着的全部秘密，在给你以美的愉悦的同时，挑起你智性和悟性的快感。”[23]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于树军：“苏童在《红粉》中则直面、逼视‘历史’，着重表现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的真实处境及其自身的人性弱点（‘自毁’），丝毫未作任何的粉饰和遮蔽。显然，《红粉》这种‘历史的细部’的‘厚描’或者‘陌生化’叙事能够展示那些鲜为人知的个人的小写的历史。”[10]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董丽敏：“通过将在新中国语境中保留甚至放大小萼那种与消费主义息息相关的‘女性气质’，《红粉》建立了自己反思乃至抵抗‘50年代妓女改造’的立足点，换句话说，通过对妓女、身体与消费之间逻辑关系的强调，表明了书写者对“改造以及改造背后的那段历史的全面不认同。”[24]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郝敬波：“《红粉》的大众故事和艺术创新的双重建构，对文本的故事性和创新性的结合作了一次实验。不落俗套的形式创新扩展着小说的审美空间，在解构传统小说历史建构的同时，保留了走向大众的通道。”[25]
本土影响
包括《红粉》在内的“红粉”系列小说是苏童回归古典叙事后的代表性作品，其对于女性形象的精准把握，使得苏童被称为“女性的知音和洞察者”“红粉杀手”。其故事的可读性也为苏童赢得了大批读者。[3]
《红粉》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后，曾多次与苏童其他中短篇小说以集结的方式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出版，也得以收入“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丛书、“苏童经典作品”丛书等系列中出版，被更多的读者接受。[2][3]《红粉》曾被收入当代文学作品选：钱谷融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下卷一·小说（1949-1995）、王庆生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都将《红粉》收入其中。[3]
《红粉》曾在1995年被改编为电影，由李少红执导，该片在次年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等国际大奖，随后，在2007年，由范小天执导，改编自小说《红粉》的三十三集电视连续剧在各大电视台播放。影视作品对《红粉》新的改编和阐释，使得《红粉》走向大众和市场，构成《红粉》的经典化历程。[2][3][26]
国际影响
参考资料 26
- 参考 1
- 参考 2
- 参考 3
- 参考 4
- 参考 5
- 参考 6
- 参考 7
- 参考 8
- 参考 9
- 参考 10
- 参考 11
- 参考 12
- 参考 13
- 参考 14
- 参考 15
- 参考 16
- 参考 17
- 参考 18
- 参考 19
- 参考 20
- 参考 21
- 参考 22
- 参考 23
- 参考 24
- 参考 25
- 参考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