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

穆时英（1912年3月14日-1940年6月28日），浙江慈溪人，^[1][5]中国现代小说家，新感觉派代表人物之一，笔名有伐扬、匿名子等。^[1]

1929年，穆时英考入光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1930年春，穆时英发表第一部小说《咱们的世界》。至1935年，他出版了四个小说集，分别为《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共收入30余篇作品。他曾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抗战爆发后到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1939年返回上海，主办《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2]1940年6月28日，穆时英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6][2][1][2]

穆时英在现代文学史上被誉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将新感觉派小说推向成熟，同时亦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先驱者，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描绘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明昙花一现、畸形发展时的社会生活。^[1]

1912年3月14日，^[1]穆时英出生于浙江慈溪县庄桥镇，10岁那年随开办银行的父亲前往上海定居。^[5]1925年秋，穆时英考入光华附中。^[7]1927年15岁时，父亲开的金子交易所破产，穆家家道中落。^[8]1928年，穆时英已充任光华附中初中三年级副级长，兼任光华大学学生会戊辰年刊社事务部干事。^[7]1929年，17岁时的他中学考入光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穆时英中学时已表现出文学天赋。^[1]

1929年，穆时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0年，穆时英发表第一部小说《咱们的世界》，^[1]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交流》于上海芳华书店印行。^[5]1930年，穆时英的《咱们的世界》《黑旋风》相继发表于《新文艺》，在文坛崭露头角。1932年1月，穆时英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北极》由上海湖风书局初版，^[9]发表于《小说月报》，^[6]其内容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9]引起了当时正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左翼批评家的热评。^[6]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们对穆时英描写阶级对立视角的独特、形式的新颖和艺术手腕的巧妙，纷纷给予肯定，并把穆时英视作当年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9]同年10月，穆时英发表了《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这篇小说以穆时英本人大学时的一段恋爱经历为原型，富有意识流风格，与过去发表的底层题材小说风格迥异。^[6]1933年，他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公墓》，转而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其描写的对象，也都是在充满诱惑的都市背景下迷恋于声色之间的都市客。在技巧上，穆时英着意学习和运用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等人的现代派手法，还尝试去写作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小说，其内容和风格都迥然有别于《南北极》。^[9]《空闲少佐》《公墓》这些具现代都市意识的新感觉小说，让穆时英在上海文坛风靡一时，被誉为“新感觉派圣手”，但随之也争议不断。左翼批评界对其展开了攻击和批判。舒月对穆时英《南北极》系列作品进行了清算，将其逐出普罗文学之列。瞿秋白的《财神还是反财神》一文批判穆时英作品中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并将穆时英划归为“第三种人”，定性为左翼的“敌人”。^[6]同年，穆时英入职哈脑维亚太阳灯公司（Hanovia Quartz Lamp Co.），^[7]在父亲去世后因常迟到旷工被公司开除。^[7][4]6月12日，穆时英自大学部毕业。^[7]1934年6月23日，穆时英和大其六岁的仇佩佩在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酒店举行了婚礼。^[4]两人婚讯轰动上海，结婚照出现在各大报刊之中。^[5]同年，穆时英和叶灵凤一起创办《文艺画报》。^[6]

1935年2月，穆时英开始担任《晨报》副刊《晨曦》主编；同年8月，穆时英与妻子仇佩佩分居，仇佩佩远走香港。^[4]1936年4月，穆时英搭乘“红伯爵”号海轮离沪赴港。到港之后，他曾供职于电影公司和新闻业，创作了《中国万岁》《十五义士》两部电影剧本，执导了《夜明珠》。1936年仲夏至1938年5月期间，或仍出自谋生和职业发展的需要，对抵港时不安定工作、收入刺激，以及对“只写点零碎的文章来作为商品而零沽而已”的不满，穆时英在广州度过了一段时间。^[10]1939年，他担任《星岛周报》编辑，^[6]同年10月28日，穆时英和母亲石翠凤、太太仇佩佩一起从香港启程，回到上海不到一星期，即随电影界人士访日。^[4]1940年，穆时英担任汪伪政权控制下的《民族日报》社社长、《国民新闻》社社长、《国民新闻》总编等职，^[6]并在《中华日报》主持文艺宣传工作。^[1]

1940年6月28日下午6点40分，穆时英下班乘人力车经过上海三马路福建路195号附近时，突遭狙击，右肩及右小腹各中一弹，因射中要害，失血过多，不治身亡；当时普遍认为是被上海潜伏的“锄奸”组织射杀，时年仅28岁。^[1]

穆时英在现代文学史上被誉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将新感觉派小说推向了成熟，他还是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先驱者，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穆时英的作品大都描绘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明昙花一现、畸形发展的社会情景，但他早期作品内容却是以下层百姓的"草莽"生活为主，揭示了社会上贫富对立的不平等现象，比如《南北极》，同时艺术表现手法与都市文学的高雅悖反，下层人民强悍和粗犷的生活语言充满其作品，一度被誉为“普罗文学之白眉”。^[1]

1972年11月，香港《四季》杂志第1期发表了一组研讨穆时英的文章，其中刘以鬯的《双重人格： 矛盾的来源》一文剖析了穆时英内心的矛盾、困扰及作品的多重风格，肯定了穆时英作品的历史意义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将穆时英列为专节———《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认为穆时英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值得记载，以及不可省略的价值，端在他是新感觉派作家，而《上海的狐步舞》，实是他的代表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专节论述穆时英，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穆时英的小说进行解读，认为《南北极》表现了民间墨侠文化心理，而新感觉小说则充满着喧嚣热闹场中的人生孤独感、寂寞感和失落感。^[6]

1933年前后，穷困潦倒的穆时英为改善收入，参加了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9]1936年4月，穆时英搭乘“红伯爵”号海轮离沪赴港，^[10]在港期间自编自导过一部描写东北抗日游击队英勇事迹的影片《十五义士》。^[6]1939年，穆时英应朋友刘呐鸥相邀，携妻子回到上海，此时的刘呐鸥已是汪精卫伪政权的一个要员。穆时英回到上海后，主办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1940年这一年，国民党政府的特工人员与汪伪特务机关之间的“特工战”在日伪政府下的上海愈加剧烈，设在租界里的日伪系统报社也成了国民党特工人员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6月20日，《国民新闻》社收到一封恐吓信，租界巡警房获报后便派人员在报社周围实行了警戒。这时的穆时英，正准备接管伪政权下的一份报纸并出任“国民新闻社”社长一职。^[9]

1940年6月28日傍晚，穆时英破例没有乘坐日本人为他配备的“凯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往日形影不离的两名保镖也未随其左右，于是一人坐着一辆人力车上路。当车途经福建路的丰泰洋货号门口时，突有两人从街边冲出拦住去路，未等穆时英反应，便立刻出枪向其射击，穆时英被枪击后从人力车上一头倒在血泊中。^[9]关于他被刺杀的原因，普遍的说法是，刺客是重庆国民党军统派的人。作家张资平称，穆时英并不是身居高位的政要，要杀的话也轮不到他。按照张资平的说法，穆时英离开香港前对重庆方面有口头承诺，答应“将上海的情报送到重庆”，然而到上海后穆违约了，想和重庆断绝关系。重庆方面是将穆时英当作叛徒处决的。张资平的这个说法，后来穆的好友嵇康裔也说过大致相同的意思。^[4]

穆时英是“一位使徒有虚名的‘老大作家’羞愧的新作家，是一位可以加于最大希望的青年作者”。（《新文艺》主编施蛰存评）^[6]

穆君的文字是简洁，明快而有力，确是适合于描写工人农民的慷爽的气概，和他们有了意识的觉悟后的敢作敢为的精神。……前途实是不可限量。（巴尔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