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

石鲁（1919年12月13日^[1]-1982年8月25日^[2]），原名冯亚珩，字永康。^[1]出生于中国四川省仁寿县文公乡的冯姓大家族，祖籍江西省景德镇市，中国当代画家，“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之一、领军人物，被誉为“东方的梵高”。^{[13][3][14][15][16]}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陕西省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委等职。^[17][3]

少年时代的石鲁就酷爱绘画，经常偷偷钻进藏书楼摹画临帖。^[18]1934年，石鲁进入成都的“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中国画，在校期间临摹了大量的传统水墨画，同时也接触了一些西画表现方法。^[14]1940年，石鲁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并将名字“冯亚珩”改为“石鲁”。^[3]1942年11月7日，石鲁与西工团同事、演员闵力生结婚。^[19][4]后于1955年-1956年间出访印度、埃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刻反思。^[3][14]1958年石鲁年创建并主持美协西安分会国画创作研究室。提出了“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创新原则，并积极倡导“成家立业”、“独特风格”。1959年，接受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命题，赴北京创作《转战陕北》，后于次年为人民大会堂陕西厅创作《延河饮马》。^[3]1961年，石鲁相继创作出《东方欲晓》《南泥湾途中》等作品，艺术风格趋于成熟，于当年年底在南京、上海等地巡回展览，因反响强烈而被称为“长安画派”的崛起。^[3]

1964年，石鲁因作品《转战陕北》中将毛主席以背影的方式表现而被指摘，其首部个人画集《石鲁作品选集》因此被查封，加之患有严重的肝病，石鲁的身体和精神遭遇了双重打击后精神失常，而被关入了精神病院。^[3][14]同年石鲁带病创作巨幅国画《东渡》。^[4]1979年1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石鲁书画展”。^[20]1982年，石鲁被发现患有胃癌，于当年8月25日在陕西省人民医院逝世，享年63岁。^[3]

石鲁擅长绘人物、山水、花鸟，其早期画风偏写实，画作主要描绘革命历史和黄土高坡的风情，后期画风奇崛劲健，常以华山、荷花为题，笔力纵恣雄豪。^[16]在石鲁的绘画中，色彩的选择与呈现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时代的精神性特征和强烈的个人化倾向。^[21]除绘画作品外，石鲁著有理论著作《石鲁学画录》、^[4]电影剧本《暴风中的雄鹰》等。^[22]2023年5月，石鲁被列入“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其作品一律不准出境。^[23]

石鲁原名冯亚珩，1919年12月13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一个大族家，他的祖上来自江西景德镇，因贩藏红花迁到四川。祖父为满清秀才，^[24]当时的冯家有着上千顷土地和上百名佃户，有着藏书十余万册的藏书楼，是当地的第一大户。^[25]在祖父当家的大家族里，冯亚珩在家族同辈中排行老九，所以他晚年的印章中有“冯门九子”。^[26]

1925年六岁在家读私塾，^[4]接受了一系列古文化教育，^[24]少年时代的石鲁酷爱绘画，经常偷偷钻进藏书楼摹画临帖，希望也能像二哥冯建吴一样去学画画。^[18]1934年下半年，在石鲁的一再要求和二哥冯建吴的帮助下，石鲁走出了松林湾冯家大院，^[27]进入二哥在成都创办的“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中国画，石鲁临摹了大量的传统水墨画，同时也接触了一些西画表现方法，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良好基础。^[25]在新思想、新知识影响下，开始阅读鲁迅、巴金等人的新文学作品，并崇尚石涛、八大山人的绘画风格，萌发独辟蹊径的艺术观。^[28]1936年夏，利用学校组织去峨眉山写生的机会，石鲁创造了一种新的格调，用西画的技巧和中国画结合”画了30多幅作品。^[27]1937年石鲁从“东方美专”国画系毕业，回到家乡仁寿县文公乡县立中心小学任美术教员。^[4]“卢沟桥事变”后，石鲁组织学生宣传抗日救亡活动。^[28]

1938年年初，石鲁离开家乡重返成都求学，借读于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在这里，石鲁并没有接触到救亡图存之路，于是退学，^[25]决心奔赴延安参加抗日。为得到一笔路费，他同意母亲提出与张艾如完婚便可拿到下学期学费的条件。成亲三日后便离家出走，从绵竹买了辆旧自行车只身骑赴陕西。^[28]到达西安后，在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短暂逗留，被介绍到三原县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三个月后被派到宜川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前锋剧团工作，任戏剧宣传股长。他自编自导宣传抗日的活报剧，还承担了舞美和道具。12月，在剧团党组织安排下秘密前往延安。^[7]

1940年年初到达延安，进入陕西公学学习。开始系统阅读马列主义书籍，由于善于思考、善于争论，被推举为马列主义课代表。并在陕北公学的业余剧团担任舞美和化装，后又任陕北公学学生会的宣传委员。9月，西北文艺工作团成立，石鲁进入该团工作。^[7]为了致敬“石涛”和“鲁迅”，表达其崇高的艺术理想和精神信仰，他改名石鲁。^[29]

1942年，与西工团同事、演员闵力生结婚。^[4]1943年参加中央党校三部整风运动，之后留在党校创作党史连环画。^[7]1944年石鲁调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美术工作委员会工作，从事美术创作和普及宣传工作。以民间“拉洋片”的形式创作说唱展示相结合的连画。^[30]

1945年石鲁开始创作木刻版画，创作《群英会》《改造西洋景》等版画作品。^[30]1946年7月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4]1947年8月调回西工团工作，任宣传组长，并参加转战陕北战争。同年冬，次子石子在转移中病殁于黄河边上。^[4]1948年4月，延安收复后调延安群众日报社，主编《群众画报》。^[4]创作木刻版画《胡匪劫后》《民主评议会》等。^[30]1949年年初，石鲁调任延安大学文艺系美术班主任工作。7月，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后回到西安，调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创作部工作，并随文协迁居西安。创作木刻版画《妯娌俩》《说理》《打倒封建》等作品。自1940年起的10年间，石鲁创作了许多反映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木刻版画作品及其他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2]

新中国成立后，石鲁随陕甘宁边区文协迁往西安，在艺术上，他开启了对中国画的研究与探索。^[25]1950年石鲁赴青海藏族自治区写生，画有大量藏族风情人物速写和彩墨画稿。这一年他开始创作中国画，作品有《侦察》《变工队》《剪羊毛》《巡山放哨》等作品。同年９月，他出席西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西北文联常委，并代表美术工作者做题为《如何开展西北人民美术运动》的发言。1951年石鲁当选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同年，兼任西北画报社社长。^[10]1952年石鲁多次去陕南、甘肃、青海等地写生。^[4]创作版画《兰新路上》、中国画《移山》等作品。^[10]1953年7月，小儿子石果出生。9月，石鲁赴北京出席第二届全国文代会，同年，创作《王同志来了》《幸福婚姻》等中国画作品。^[31]1954年西北美协撤销，成立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石鲁当选美协西安分会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委员，主持协会的创作领导工作。创作《古长城外》等国画作品，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代表作品。^[31]并撰写电影文学剧本《暴风雨中的雄鹰》^[4]（1957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故事片，传并被国家电影事业局列为优秀电影）。^[32]

1955年7月，石鲁赴印度参加万国博览会并负责中国馆总体美术设计工作，^[31]期间画有大量的写生，^[4]主要有《天竺古风》《戴红头巾的赶车人》《印度舞》《印度人家》等。^[31]1956年８月，刚从印度写生归来的石鲁和赵望云二人组成一个代表团赴埃及参加同际艺术会议。根据周总理的嘱托，石鲁和赵望云首先拜访了爱好东方绘画艺术的埃及女画家吐玛德，据说她是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侄女。她邀请石鲁为自己画像。石鲁以娴熟的中国人物画技巧，仅用了二十多分钟，就准确、传神地画出了这位丽人特有的气质和风姿，吐玛德十分惊喜，事后对石鲁的画技赞不绝口。会后他们又在开罗等地进行了访问写生，历时三个月，石鲁画了大量的表现埃及风光的作品，其中的《沙漠之舟》后来成了他的代表作品，并且用此次的写生作品在开罗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展览，与国际朋友进行艺术交流。归国后，他们在北京和两安举办了“赵望云、石鲁埃及写生画展”，其中展出石鲁的作品三十多幅。^[20]

1957年多次赴陕南陕北山区农村写生，指导基层群众美术工作。创作了《高山放牧》等国画作品。^[4]1958年创建并主持美协西安分会国画创作研究室。提出了"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创新原则，并积极倡导"成家立业"、"独特风格"。创作了《背矿》等国画作品。《赵望云石鲁埃及写生选画集》由长安美术出版社出版。同年到商洛、渭北、志丹县等地采访，收集电影剧本《刘志丹》的素材。^[4]

195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石鲁接受了以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为题材的中国画命题创作任务后，赴北京创作出的巨幅国画《转战陕北》奠定了他在美术界的地位。^[2][13][4]当时石鲁被抽调到北京，住在齐白石旧居进行创作。他不断地构思、修改，力图达到最完美的境界。《转战陕北》打破了中国传统绘画中人物画和山水画的界限。用大江大河的气势展现人的磊落，“人亦山水，山水即人”。^[2]在国画艺术上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这一时期，陕西一批中青年美术工作者在石鲁的带动培育下，互相切磋，共同探讨，创作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民族风格、时代精神和西北地方特色的新国画。^[33]

1960年年初，石鲁为人民大会堂陕西厅创作巨幅国画《延河饮马》。七月出席第三届全国文代会，当选中国美协常务理事。^[4]创作了《高原放牧》《太白山巅》《延河归牧》《禹门逆流》等作品。^[34]1961年石鲁去延安、秦岭等地写生。创作《东方欲晓》《南泥湾途中》《赤岩映碧流》《宝塔葵花》《山花幽潭》《秦岭山麓》等一系列代表作品，显露艺术风格的急骤变化和趋于成熟。同年10月１日，石鲁组织的“美协西安分会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在北京展出，画展引起美术界广泛关注。^[34]年底由全国美协拨专款^[4]，石鲁率数位画家赴南京、上海、杭州巡回展览，各地反响强烈，被称为“长安画派”的崛起。南方巡展归来后，石鲁创作《月下苏州》《江山城廓图》《东海之滨》《树大成荫》等作品。1962年11月，石鲁出席全国美协在广东新会召开的重点分会会议，其间创作国画《家家都在花丛中》《南国之晨》《葵荫道上》。同年创作《秋收》《种瓜得瓜》等作品，写下大量艺术札记《谈感受》《生活·艺术散记》《杂感》等。1963年年初，石鲁肝炎病发住院治疗，^[34]出院后转到常宁宫干部疗养院疗养，期间撰写理论著作《学画录》。提出《为生活而画则画活"、"以神造形"、"求笔墨当归于性情，归于意志"等一系列美学观点。从习作展作品中编选《国画选》，由长安美术出版社出版。^[4]石鲁在60年代初创作了一大批中华山河新风土人情的经典之作，与一批革命历史主题画一道，筑起了他的第二座艺术高峰。^[35]

1964年4月，石鲁赴陕北吴堡黄河渡口体验生活，另创作人物习作《黄河船夫》《插麦人》《养牛老人》，带病创作巨幅革命历史画《东渡》。^[4]却因为在作品《转战陕北》中将毛主席以背影的方式表现，被指将伟大领袖置于“走投无路”“悬崖勒马”之境，该幅作品也从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中被摘下。^[25]因小说《刘志丹》被批为反党事件，被迫中止电影剧本《刘志丹》的创作。^[4]同时，刚刚发行的第一本个人画集《石鲁作品选集》也因《转战陕北》而被查封。^[25]1965年年初，石鲁赴陕南安康写生，创作了《蚕乡童年》等国画作品。７月出席在京召开的全国美协重点分会创作座谈会，明确表示不同意"有人说我们方向有问题"的说法。因患有严重的肝病，石鲁的身体和精神遭遇了双重打击后，^[25]突然患精神分裂症，^[4]后被关入了精神病院治疗。^[25]

“文革”爆发后，石鲁在医院中被原单位"文革小组"强迫提前出院，接受批斗。^[25]期间精神病复发，开始偷偷写诗，斥责“新权贵”。他曾两次逃离，又被抓回，回“牛棚”后，查出所谓攻击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的反诗，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36]

1970年之后，经历人生起起伏伏的石鲁重新拿起画笔，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这阶段他的绘画题材大多是华山、黄河、花卉和动物，诗书画印结合等，基本属于传统文人画形态。^[2]1970年1月，岳母李润卿病逝，被特准回家办丧事。之后石鲁拒回"牛棚".夏初，被省“斗批改”领导小组以“现行反革命罪”上报省政法小组，要求逮捕并判处死刑。^[36]当时石鲁精神病加剧，在家闭门加改印度、埃及写生作品《海边的土玛德》《赶车人》《林中少女》等，并创作《美典神》《花卉昆虫长卷》等。11月，石鲁第二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因精神病院的证明，省政法小组未批准死刑，暂搁此案。^[37]

1971年6月，石鲁出院回家后，在狭小、阴暗的芦屋中，重新开始写字作画，创作了《鸡语图》《与世无争》《满屋秋风》《猫虎镇宅图》及书法《风流千载》等。一边多方申诉冤案，一边在家养病，石鲁体力开始有所恢复，书画创作的数量逐渐增多，后期艺术风格的特点趋于明确，同时写了大量诗词。《华山之雄》《黄河两岸渡春秋》《夜风晓雨湿山花》《华岳松风》等是他后期风格的代表作，书法作品有《书道为风，暮墨写之》《大风吹宇宙，红日照高山》等，^[37]期间也创作了《玄武图》（即《龟蛇图》），对此他说：“蛇动、龟静，执一不动中的动，为天下式。大巧若拙即此。”^[2]

1973年年初，石鲁被聘为陕西省美术创作组顾问，辅导创作。^[37]为外贸出口作书画，创作了《峨眉积雪图》等国画作品，《天高为极，大莽为仑》等书法作品。^[4]1974年，石鲁在全国性"批黑线回潮"讨比黑画"运动中，再被列为重点对象，遭受批判。在西安举办“黑画展”和千人批判大会，被指控为“野怪乱黑总代表”。^[38]

1975年石鲁患肺结核，在病中写作了大量诗词。创作了《兰宜乎瘦土》等国画作品，《平生惯惹千夫气，两手勤浇万木春》等书法作品。同年7月，石鲁被勒令迁居陕南山区，经医生证明，家属申诉，未能执行。^[4]“四人帮”覆灭后，石鲁仍得不到平反。^[38]为贺“四人帮"垮台，他抱病创作《花逢时雨俏》《春到人问》等书画作品。石鲁因平反冤案的努力受阻，病情恶化，家属和友人直接向中央申诉。1978年1月，文化部派专人来陕西调查，并护送赴京，进行抢救治疗。石鲁病情好转后，接受了陕西电视台采访摄制专题片，并作《青春者长松》《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书画。11月21日，陕西省委审干领导小组正式行文，作出"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审查结论。^[4]

1979年2月石鲁出院后返回西安，参加美协陕西分会的重组工作。３月又赴北京出席全国美协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痛斥对艺术家的迫害。^[4]回西安后石鲁病情复发，入陕西省人民医院急救。同年，在陕西省美术家代表大会上缺席，当选美协陕西分会主席、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12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美协陕西分会联合举办的“石鲁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各时期作品230余件，画展引起强烈反响。随后在西安、重庆、南京、长沙等地巡展。石鲁在住院治疗期间修改《学画录》，后发表于《文艺研究》1981年第1期。^[39]

1981年石鲁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在《答美国友人问》中说道：“我常常书写‘艺道方长’的字，我的艺术道路还长着呢！是人民生活使我走上了艺术的道路……（病）治好后，还要继续走向生活，走向民间。我最感兴趣的是到生活中去。”这一年，石鲁在刚刚成立的陕西国画院还为陕西南部赈灾画了一张大幅《荷花图》，遗憾的是，这竟成了他的封笔之作。^[2]同年当选中国书画研究院院长，陕西省人大常委。^[39]

1982年年初，石鲁发现胃癌，病情急剧恶化，经多方抢救无效于8月25日下午病逝，终年六十三岁。^[2]9月15日，在西安人民剧院为石鲁举行追悼大会，骨灰安放于西安烈士陵园。^[3]

创作时间作品名称作品类别作品规格馆藏地点作品展示1950年《侦查》^[35]纸本水墨设色59x67cm中国国家博物馆1950年《剪羊毛》^[35]纸本水墨设色67cmx56.7cm中国国家博物馆1950年《变工队》^[35]纸本水墨设色91cmx62cm中国国家博物馆1951年《自画像》^[41]纸本铅笔29.7cm×21cm中国国家博物馆1953年《王同志来了》^[35]-120cmx100cm陕西省美术家协会1958年《山区修梯田》^[35]纸本设色246x109cm中国国家博物馆1959年《转战陕北》^[26]国画218cm×208cm中国国家博物馆1960年《逆流过禹门》^[35]-141cmx66cm沈阳故宫博物院1961年《种瓜得瓜》^[35]-51cmx40.5cm中国美术馆1961年《华山晨曦》^[35]纸本水墨92.4cmx66.5cm-1961年《宝塔葵花》^[35]-134.5cmx93cm沈阳故宫博物院1961年《东方欲晓》^[24]-83cm×68cm-1962年《春满秦岭》^[35]纸本水墨设色200cmx70cm中国国家博物馆1962年《家家都在花丛中》^[35]纸本水墨（立轴）96cmx71cm中展公司1963年《夜店》^[24]-69cmx58cm-1970年《赶车人》^[35]纸本设色50cmx37cm中国国家博物馆1970年《龟蛇图》^[35]纸本水墨35cmx60cm中国国家博物馆1970年《印度神王》^[35]纸本水墨设色46cmx36cm中国国家博物馆1971年《黄河两岸度春秋》^[35]纸本设色（镜心）93.8cmx68.2cm-1972年《收高粱》^[24]-139cmx70cm-1973年《荷雨图》^[24]-17cm5x93cm-1975年《艺道方长》^[35]书法75cmx56cm中国国家博物馆-《书道为风》^[35]纸本水墨（对联）151.5cmx41.2cm-

主要代表作品

1959年，石鲁创作了《转战陕北》，奠定了他在美术界的地位。《转战陕北》有两个成功点：一是填补绘画史上的空白，历史上有人画绵延缱绻的江南山水，有人画雄伟磅礴的北方山水，但是黄土高原似乎没人愿意呈现，这与传统的文人志趣有很大关系，石鲁的画上没有一棵树，一棵草，他只用黄土便成功地营造出恢弘的历史场景，让观者心潮澎湃。画面符合石鲁一贯的用墨主张——“画有笔墨则活”，其笔墨扛鼎有力，凝练拙辣。墨线勾勒，粗中见细，色彩交叠，大笔皴cūn擦，将黄土高原的浑厚沉雄、崇高伟大展现得淋漓尽致。人物在构图中比例虽小，但却在视觉最中心点，这样的视觉中心点是艺术家精心营造的色彩点，毛主席巍然屹立在山坡上，给人以指点江山、气吞山河之气势，似那千沟万壑之中驻扎着千军万马，只等时机成熟响天震地。主席遥视远方，更使有限画面呈现出无限壮阔之感，给观者足够大的想象空间。创作这样的作品，须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素养、家国情怀才能把伟大人物的胸襟气魄融于广袤山水之间，营造出醇厚深远的意境。^[42]

《转战陕北》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绘画中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区别，是石鲁“人亦山水，山水即人”理念的一种诠释。石鲁以宏大磅礴的气势，表现了他记忆中的毛泽东从容转战陕北黄土高原的情景。这一纪念碑式的惊人构图，联想恢弘而奇特，画面色彩辉煌而壮丽，刀劈斧砍一般的色块结构，显示出无穷的力量，壮美的诗画抒情性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可谓美术史上的不朽之作。如果说石鲁的早期创作，是以写实性的主题情节取胜的话，那么《转战陕北》则是一大转折，他不再借鉴西方绘画的光影描写，开始走向表现诗意的画境。他同时期的作品还有为人民大会堂陕西厅创作的《延河饮马》。这幅革命历史主题的巨作是以没骨水墨表现的山水画，却更像一首含蓄细腻的抒情诗——以豪放为基调，兼以抒情婉约的浪漫主义美学境界。^[26]

石鲁是20世纪中国书画领域的革新家。他早年学习中国传统绘画，进入创作期以后，艺术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40年代和50年代，以比较写实的通俗人物故事画宣传社会革命，代表作有木刻版画《打倒封建》和彩墨画《长城内外》。第二阶段60年代，一方面以叙事、抒情、象征手法结合的巨幅历史画《转战陕北》取得了突破，另一方面以《南泥湾途中》等一批新花鸟画成为“长安画派”较有影响力的画家。第三阶段70年代，他以花鸟大写意为主，创作了一批极具个性化的诗、书、画、印，具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以强力提按的用笔和激烈抒情的品格构成了对传统书画的变革，成为书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艺术家。^[46]

石鲁在山水、人物、花鸟、书法、印章、诗词、文学、艺术理论等方面充满鲜明的个性，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和前瞻性。其早期画风偏于写实，用笔坚实谨严，偏爱革命题材；后期画风奇崛劲健，常以华山、荷花为题，笔力纵恣雄豪。石鲁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理论对当今中国画坛的多种风格和表现方法，如革命历史画、乡土表现主义、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画等，都起到直接的影响或间接的启迪。^[35]

在艺术上，石鲁刻意求新，他藐视任何成法，不愿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即便对于他一生最为崇敬的石涛，他也只是追随其神韵而不仅仅摹拟其笔法，出现在他笔下的山水，没有一幅是拟石涛的笔法所作，但却又有很多地方带有石涛纵横姿肆的神韵。石鲁在70年代作了很多的动物画，有驴、有猫、有鸭、有虎等等，往往寥寥数笔就已神态毕现，而且最为可贵的是都只带有书法的金石味，而没有韵味。是“写”出来的动物画，和中国任何动物画家的风格都不相同，这些，都是他的一种特立独行。石鲁说过：“师古当观其变，师其创造之心可也。至于陈法当识之为具。至于技术，则古、今、中、外，各家各派无所不师。”这一观点，和石涛和尚的“泥古不化者，是识拘之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观点是相印证的。石鲁认为:“画之结体，则以抽象而具体化，如观书体真、草、隶、篆以悟画，观其屋漏痕、墙裂痕、骷髅痕、乱柴纹、卷云纹、解索纹、劈斧痕、披麻纹、弹窝、矾头等等，而创各种笔法。”^[47]

石鲁为代表的“长安画派”的绘画题材以山水、人物为主，兼及花鸟；作品多描绘西北，特别是陕西地区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其中尤钟情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山山水水；在创作手法上，致力于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石鲁是“长安画派”的一面鲜明的旗帜，他特立独行的思考精神，使得其在绘画、书法、篆刻、诗词等方面独具一格。他在生活中发现创作灵感，在传统中寻找创新资源，从而使新中国的画坛有了新的文化建树和研究课题。^[16]

石鲁的字学过颜鲁公，也学过何绍基，但得力最多的还是北碑。但石鲁并不一味地临帖，而是读帖多于临帖，反复揣摩古人的笔意，最终追求断简残碑、金文瓦当的那种金石味、残缺感，使多种字体融为一家，并移之入画。他的字体多变，既有魏碑的方正浑厚，又有《天发神谶碑》的犀利奇诡，也有何绍基的宽厚凝重，但更多的是得力于黄瘿yǐng瓢的瘦硬劲挺，写出的字体犹如铁划银钩一般结屈盘绕，大大小小，浓浓淡淡，变化无端，圭角极多，锋芒毕露，字体又常常随画面的风格和构图而多变，奇、险、峭、崛，以至使人难以辨识。石鲁的书法，早期并未形成自己的风貌，所以，那一时期画上以穷款为多。但到70年代，他独特的字体风格已经形成，所以画面上的长款多了，有很多画上的长题已成了画面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给画面增色不少。^[47]

1939年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斗争后，石鲁“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他原有的艺术知识相结合，从而走向了革命艺术家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早在延安时期，石鲁就画了大量的速写，这些速写多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人物形象以短促细密的线条组成，注意到造型的准确性，同时也突出了明显的光影效果，在风格上让人想到伦勃朗的铜版画。石鲁在延安也创作了一批版画，比如《群英会》（1946）、《劫后》（1948）、《说理》（1949）等。在这些版画作品中，造型的写实性与现实主义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劫后》表现的是延安军民收复延安后的情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yí的村子中弯腰收拾的老奶奶形象，既表现出延安遭到敌人肆虐后的惨状，也表现出延安军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典型的革命题材作品。由于条件所限，在20世纪40年代，石鲁多以铅笔写生和版画的形式进行创作，用色极少。至于色彩方面的探索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大的发展。^[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间内，石鲁的作品延续了先前的写实画风。1950年创作的《变工队》《剪羊毛》《藏文教员》《巡山放哨》《煮奶茶》《侦查》等，都是描绘在祖国西北边疆人民生活的作品，活泼生动。在语言上，石鲁基本遵循客观对象的色彩规律和造型特点，以线面结合的手法真实描绘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的新气象，质朴而感人。在色彩上，除了少数作品有主观的成分，绝大多数作品按照写实的要求一丝不苟地将光影和冷暖色的关系表现出来。比如《侦查》中牧民和解放军战士皮肤的色彩、光影下冷暖色的变化、主体人物和背景的色彩关系等。1952年所创作的《幸福婚姻》兼具写实手法和年画两方面的特点，因为这件作品属于宣传画的性质，因此画家在创作时充分注意到普通群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除了在塑造上照顾到了写实性之外，同时还在色彩上给予单纯化，去除了写实色彩的过渡性调子，使得画面更加明亮艳丽。这也说明石鲁即使在遵循写实原则的作品中，也隐含了色彩上的主观性。^[21]

石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写实性绘画中，还有一大部分写生作品。这些充满质朴的现实主义气息的作品，反映了这一时期人民的日常生活，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从语言上看，石鲁的写生作品属于徐蒋体系，造型的块面感以及对光影的强调，给予画面空间的稳定性和色彩的厚重感。^[21]

从语言上来看，石鲁将传统笔墨融入写生对象或写实性创作，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从这一时期开始，石鲁的笔墨语言开始走向成熟，同时，他也更加熟练地将现代的色彩方法与笔墨进行融合，尽管还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探索性质，但确已开创了有别于过去的新风。有感于传统笔墨的不足，从50年代末开始，石鲁决心加强传统笔墨语言的锤炼，开始有意识地临摹传统，在60年代所临摹的传统画家中，有龚贤、董苑、罗聘、石涛等，尤以石涛的为多。关于传统笔墨理论，石鲁有自己的看法，他曾说：“余观虚谷画梅，作方直交格形，何也？盖取其刚直、坚贞、方正之性为笔意也，摄其雪压冰封之态为笔理也，借其裂痕方格交叉之纹为笔法也，达其气韵生动之美为笔趣也。故识笔墨当为画之主、客交织之生命线。”石鲁看到了书法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把书法、把笔法叫基础，这就是最重要的基础，其他都是条件。比如说，以书法入画，达到书画同源；以文字入画，以诗入画，以印入画，等等。所有这些，它都达到了在艺术上比一般工匠画、摹写画不知要高明多少倍的境地。”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以神造型”的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的写生和创作中，写实性语言逐渐让位于写意性的笔墨，更接近于传统的减笔画。尽管他描写的还是他所熟悉的农民，但无论是造型还是语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书写性的笔墨在描绘这些对象时，不在乎具体造型的准确与否，而是注意其神韵的是否突出，比如在一件描绘青年农民的作品中，人物脸部以朱砂平涂而成，只在口鼻耳处施以淡墨，头发以浓墨草草写成，十分简略，画中题道：“淡分法此用于青年及喜光润者可乎？”另一件描绘青年女子的写生以墨线勾勒头部，胭脂色勾勒上身，同时简略地做些皴擦，但却神态完足。石鲁在落款中题道：“浓妆淡抹总相宜，石鲁写。”还有一件描绘老人的作品中，石鲁以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位戴布帽眼镜、胡须稀疏的老人形象。画家在落款中写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传神写照唯在笔意也。”可见，在这些作品中，石鲁已经十分强调其“写”的性质了。^[21]

石鲁的写意观念虽然很受石涛等传统大师的影响，但一直抱有自己的认识：“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画有我之思想，则有我之笔墨；画无我之思想，则徒做古人和自然之笔墨奴隶矣。故，但仿某家笔墨乃无笔墨之验也，若既有我之思想情意则有笔墨也。”他非常重视绘画过程中的“思想情意”，将传统笔墨转换为现代画家的笔墨，将传统的绘画思想转换为现代画家胸中的思想情感。因为石鲁在面对传统时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汲取传统的同时保持着鲜明的个性，因此，有些创作被批评为“野、怪、乱、黑”，“远不见马夏，近不见四王”，但这恰恰是他此后转换语言和色彩体系的内在条件，只有摆脱了强大传统的束缚，他才有可能在上述两个体系中独创出自己的面目。^[21]

20世纪60年代是石鲁从写实性语言转向写意性语言的重要转折期，其创作在造型和色彩两个领域都有明显的变化，绘画语言的写意性和色彩的精神性愈加突出起来。1960年创作的《延河之畔》，1961年创作的《黄土高原》《逆流过禹门》《华岳晨辉》，1962年创作的《赤霞映碧流》《秋收》《黄河源下长流水》《陕北秋色》等作品，大量运用了纯度很高的红色，完全改变了传统山水画浅绛jiàng色的面貌。红色系列的大胆使用，不但让石鲁这一时期的水画形成了极为独特的个人特征，而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可以看作是石鲁个人情感的抒怀和表现。《延河之畔》远景中的宝塔山以大红渲染，鲜艳夺目，与近景河畔汲水的人物形成强烈对比，近处的浓墨与远处的红色形成巨大的张力，同时也恰当地描绘出夕阳照耀下延河与宝塔山的景象。《赤霞映碧流》的用色更加大胆，以墨色、绿色与大红构成画面的色彩框架，令人炫目不已。这么强烈的色彩对比用浓墨穿插其中，稳定了画面结构，真可谓险之又险。^[21]

1964年，石鲁创作了《东渡》一作。这件作品的题材来自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事件，题材是现实的，但在整体创作中却大大偏离了现实主义的原则。这件作品以俯视的角度来描绘人物，构图较之于《转战陕北》更为奇特险峻。除了语言上的写意性明显之外，色彩的取向也发生了大的变化。领袖人物立于船头，以墨绘出头发与衣服，脸部以赭石、红色染出，再勾画出五官。领袖身边的军人以淡墨画出。在他们的身后是奋力摇橹的船工们，他们赤裸上身，分列船的两边，前俯后仰地划桨。石鲁在描绘这些船工时，用了赭zhě石、朱砂以及混合出的褐色，使得画面充满一股阳刚之气和英雄气概。然而，正是这种突破常规的色彩和造型，使这幅画遭遇厄运，被批评为“丑化领袖形象，丑化劳动人民”，“形式主义，把船工画得像剥了皮，血淋淋的，船身也像烧焦似的，不准送往北京展”。这件事情对石鲁打击很大，也是其后来产生精神疾病的原因之一。1965年冬，石鲁被确诊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21]

为了对石鲁及其艺术进行系统、深入和长期的整理、研究，国家博物馆于2012年9月21日成立“石鲁艺术研究中心”。^[6]

2019年12月10日上午10时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艺道长青——石鲁百年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大厅开幕。展览位于国家博物馆南1、南2展厅，展期2个月。此次展览通过近400件石鲁先生经典作品以及相关的史料、文献和图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展示石鲁艺术历程，以及石鲁与中国时代语境以及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脉络的关系，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完整的石鲁先生艺术回顾展。^[35]

2023年5月，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石鲁被列入“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其作品一律不准出境。 ^[23]

石鲁是个大才、全才。在当代艺坛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同时具有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的敏锐，同时在诗、书、画、印的综合成就上达到如此的高度，于绘画这一部分又同时在人物、山水、花鸟这几大类均取得突破。（著名艺术评论家刘曦林评）^[5]

石鲁的画，大都是在灵感的冲动中画出来的，冲动一过，画也就结束了——冲动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而且即使有了，也不会持久。所以，统观他的画作品，我们只能说，石鲁留下的是一个个精彩的“碎片”。（刘墨评）^[5]

“石鲁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中最重要的艺术大师之一，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和灵魂核心。他本着‘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理念，在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方面均做出了富有探索性的试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美术史留下了丰厚的艺术遗产。”（中国美术家协会兼职副主席徐里评）^[48]

“石鲁的一生，活得刚毅倔强，他活得有声有色，他活得有爱有恨，他活得光彩夺目，这一切的一切，似乎转眼即逝，但他又在我们眼前，永不消失。”（作家李建彤在《永不消失—忆石鲁》中评）^[2]

“石鲁是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之一。”（中国新闻网评）^[6]

“我认识他不是因为艺术，我也不大懂艺术。我却懂人，我就是认识他这个人，他是个好人，正直的人，在政治上有见地的人……”（徐行评）^[49]

“石鲁一生都渴望自由，艺术就是他的自由的形式和表现，他后期作品中有一种高度紧张的情绪，一种和现实不和谐的点、线、面。那跌宕不平、苍渴奇崛的笔墨和生涩凝重、斩钉截铁的书法，正反映着他在现实中的不自由，他企望以艺术中的大变法、大自由来反抗现实给予他的迫害。石鲁的伟大和悲壮，就在于他一生中无论遇到多少艰难挫折，都不改其志、执着的追求的大真大实、至情至感的理想境界。”（著名评论家殷双喜评）^[50]

“石鲁是中国美术史上顶天立地的人物之一，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座丰碑。”（青海卫视评）^[51]

“石鲁，这位极具创新精神的艺术家的一生是跌宕且悲壮的。他的作品中始终充满着对自我精神的表达，也始终充满着对现有阶段的不断突破。他从一个对封建家庭的反叛者，到一个投身革命圣地、以美术为武器来革命的战士。又从一个新风格的开拓者，升华为与现实命运相抗争的艺术殉道者。他以自己并不长的艺术人生，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谱下了一曲英雄史诗般的恢弘赞歌。”（《北京青年报》评）^[14]

我对石鲁既短促又悠长的一生的理解，仍然认为他对艺术以至人生的意义，是持永不止息的探索态度的。（王朝闻评）^[52]

“石鲁是20世纪中国画坛开宗立派的巨匠，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养的革命文艺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中国文化报》评）^[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