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联星

石联星（英文名：Lianxing Shi，1914年6月1日—1984年8月1日），原名石莲馨，生于湖北黄梅县城关镇，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2][3]

石联星幼小随父在北京上了三年小学，后又迁居汉口，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一女子中学。1927年，随父到南京，入南京女子中学学习；次年，回到武汉，相继入湖北省立一中和省立高中学习。1932年初，石联星还是个高中生时，因为向往革命，在上海参加赤色互济会。1934年，她出演话剧《女英雄》。^[2][3]在1935年一次战斗中，石联星与赵品三等人一起被俘，受尽折磨，后经营救逃离敌占区。^[4]1937年，石联星赶往长沙的戏剧专科学校工作，积极从事文艺抗日救亡宣传活动。^[5]1941年到桂林，石联星入新中国剧社任演员；1944年到延安，石联星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1947年，石联星参加华北电影队。1949年，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演员。1950年，调北京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同年，她主演了影片《赵一曼》；1951年，石联星调北京电影学校任教；1956年，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任教。1959年，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2][3]1982年，石联星出席了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6][7]1984年8月1日，石联星因患癌症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0岁。^[2]

石联星因其主演了作品《赵一曼》而获得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1][2]

石联星，1914年6月1日生于湖北黄梅县。幼小随父在北京上了三年小学，后又迁居汉口，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一女子中学。1927年，随父到南京，入南京女子中学学习；次年，回到武汉，相继入湖北省立一中和省立高中学习。^[2]

1932年初，石联星还是个高中生时，因为向往革命，在上海参加赤色互济会。^[2]1932年夏，石联星和一批革命志士冒着极大风险，穿过敌人数道封锁线，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红都——瑞金，将她在上海组织女工绣制的两大箱红旗作为见面礼，献给了红军。^[5]

石联星到中央苏区瑞金，先后在列宁师范学校、红军学校看护连、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苏区星火剧团任文化教员、演员。1934年，中央苏区戏剧工作者组成红旗、战号、火星三个剧团，石联星与王普青负责火星剧团。曾创作大鼓词《王大嫂》，话剧《女英雄》。演出过话剧《牺牲》。同年，中央苏区的戏剧运动开始起步，石联星是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革命文艺战士，中国共产党瑞金和延安时期红色戏剧的开拓者之一。她因主演话剧《武装起来》《海上十月》《沈阳号炮》及参演《我一红军》《女英雄》等话剧，与李伯钊（后为杨尚昆夫人）、刘月华被誉为中央苏区“三大赤色红星”。^[2]

在1935年一次战斗中，石联星与赵品三等人一起被俘，受尽折磨，后经营救逃离敌占区。^[4]同年，石联星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习，与凌子风成为校友。^[2]1937年，石联星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由北上延安途中返回，赶往长沙的戏剧专科学校工作，积极从事文艺抗日救亡宣传活动。^[5]她演出过街头剧《疯了的母亲》，饰演母亲，演的真实感人，引起强烈反响。同年，石联星加入上海救亡演剧八队，后到武汉转入抗敌演剧二队，流动于新余、吉安、南昌等地演出，主要剧目有《壮丁》《宣传》《胎妇》《妇女三部曲》《水车转了》等。^[2]1938年，她与周恩来、赵品三重逢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石联星多次提出要去延安，为了白区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将她留在了国统区。^[2][4]

1941年到桂林，石联星入新中国剧社任演员，演出过《戏剧春秋》《大地回春》《秋声赋》《大雷雨》《再会吧香港》《日出》《钦差大臣》《金玉满堂》等话剧。1944年到延安，石联星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抗战胜利后，她随鲁艺到张家口，在华北联合大学戏剧系任教。^[2][4]

1947年，石联星参加华北电影队。^[2]1948年，石联星在接受党组织16年的长期考验后，终于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5]1949年，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演员。1950年，调北京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同年，因主演影片《赵一曼》，荣获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演员优等奖，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女演员。她又主演了《湖上的斗争》，参加了中苏合拍的《风从东方来》的导演工作。^[2][4]

1951年，石联星调北京电影学校任教；1956年，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任教。^[2]

1959年，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石联星与欧阳山尊等人合作导演了《渔人之家》《红岩》《年轻的一代》《生活的彩练》等多幕剧。^[2]1982年，石联星出席了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6][7]1984年8月1日，石联星因患癌症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0岁。^[2]

石联星的第一次婚姻是在1932年，丈夫是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纵队参谋长一个师长钟伟剑，他们结婚是与朱德康克清夫妇一起举行的婚礼。可惜的是，钟伟剑在跟随叶剑英出发长征攻打遵义时牺牲。^[2][4]

1945年，经周恩来批准，石联星带着6岁的女儿梅子来到延安鲁艺任教。当年冬天，凌子风向石联星求婚，他们在窑洞举办了简朴的婚礼。^[2][6]

1955年，凌子风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为了凌子风安心工作，石联星独自抚养三个孩子。她放弃了自己的演员生涯，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师，教表演、导演课。^[2]

1977年秋，国家为石联星落实政策，在钓鱼台国宾馆对面的南沙沟13号楼给了新房。我们三个儿时的好友兴致勃勃地去看这个新家。她家的墙壁上挂的是郭沫若、齐白石、李苦禅的作品，书房里有一篇石联星撰写的怀念瞿秋白的文章，有她的自传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她创作的多幕话剧《重建家园》，还看到一首开滦煤矿工人写给她的诗：“年愈花甲赵一曼身经百战不下鞍今日欣闻战鼓响一腔浩气融青天”。^[4]

1980年，石联星患癌症肠道出血，那时她面色苍白地卧在床上，一叠手稿散在书桌上，写的是她与几个老红军走访革命根据地撰写的回忆录。^[4]

以上内容参考：^[1]

以上内容参考：^[2]

参考资料：^[2]

可能因为石联星是个老革命，对赵一曼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比较熟悉，情感体验也比较深，她的身上有一种特有的“革命大姐”的气质，再加上她早年积累下来的丰富的表演艺术经验。所以，经她塑造的赵一曼的艺术形象真实可信，受到广大观众及业内人士的认可。这一形象轰动了新中国，曾给予亿万人民群众以巨大的鼓舞。（中国电影资料馆 评）^[2]

在红色戏剧开拓者的行列里，石联星是其中的一员，当时她与李伯钊、刘月华都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演员，被誉为“中央苏区的三大红星”。瞿秋白、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众多革命家也都有过鲜为人知的戏剧经历。凌飞近日从海外特为本报撰文解密那段神奇的历史。（中国文艺网 评）^[3]

石联星当年从上海—汕头—潮州—大埔—上杭边—汀州（长汀）—瑞金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跋山涉水携带两箱红旗进入苏区 。^[11]

1932年她从上海启程，在上海霞飞路和合坊里弄住着的石联星等几个从湖北逃出来的女学生，她们到上海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赤色互济会”。她们要到苏区红军里去当护士，因此互济会的老李带来一位陌生人并介绍说，这就是带她们到中央苏区去的交通员阿丙同志（即熊志华，福建永定人，曾担负过白求恩从香港到汉口的护送工作，解放后在上海市委任职）。阿丙操着流利的上海话，说很快就要启程，要她们换掉学生装，穿上普通广东妇女穿的衣服，行李尽量简单些，第一批只能带两个人走，因此决定让石联星与同学小孔先走。^[11]

启程时石联星两人除带简单的衣物外，最主要的是带了两木箱红旗，这是上海工人亲手绣给苏区和红军的礼物。石联星和小孔担心不能带，根本不知如何是好，急得脸都红了。交通员阿丙叫她们不要操心，他会很好地安排，放心大胆地跟他走就是了。于是他们一起乘黄包车，那两箱红旗用另一辆黄包车拉了跟着走。到了黄浦江边出海的码头上，上、下船的行人格外多，码头上还有人在检查旅客的行李。石联星和小孔心里正发愁那两箱红旗怎么办时，只见前面有两个戴着红帽子的搬运夫已扛着那两只装红旗的木箱挤上跳板，在人群中向船上走去。石联星紧张地擦了擦头上的汗，跟在阿丙的身后走上了跳板，挤上了船。进了统舱，那两位戴红帽子的搬运夫早已将箱子平平安安地放在船板上转身就走了。从此这两箱红旗再没人管了，也没有人去理会它了。^[11]

在汕头平安无事逗留了一个夜。船出了海，那天天气阴沉沉的，海面风浪很大。石和孔都是第一次坐海船，她们俩躺在统舱的躺椅上因头晕而起不来，海风吹透了她们单薄的衣衫。虽是夏季，两人仍然感到很寒冷。但她们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两箱红旗。一是怕被敌人发现了，二是怕乘客把它偷走了，心里忐忑不安。护送她们的交通员阿丙躺得离她们不太远，他不怕船的摇晃，在船上自如地走来走去，时不时给石联星两人送这送那。石联星和小孔吃不下什么，而且还不断地呕吐，那两只箱子随着汹涌澎湃的海浪在船板上滑来滑去，船上的乘客都躺在躺椅上谁也不去注意它。拂晓时他们胜利地到达了旅途的第一站———汕头。^[11]

船靠岸后，阿丙找到两个脚夫扛着这两箱红旗进入海滨的一家大旅馆。阿丙和旅馆中一位二十多岁的茶房打了个招呼后，这茶房机灵地接过箱子，然后很有礼貌地将石联星和孔安排在旅馆进门旁的一间不小的客房里住。阿丙买来许多新鲜的水果，他故意地将房门敞开，三个人有说有笑地大吃起来。旅馆很是嘈杂，打麻将的，拉胡琴唱戏的，饮酒作乐的，国民党军官带着妓女出出进进，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在这种情景下，阿丙神情自若，显得非常清闲，拖着一双拖鞋，叼着一支香烟，大摇大摆地在旅馆门前踱来踱去地散步。他这种轻松给石联星和小孔两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壮了胆，使她们的心情不再那么紧张了，饭也能正常地吃下去了，终于平安无事地在这里过了一夜。^[11]

第二天他们带着这两箱红旗乘火车到了潮州，后又乘船到大埔。大埔这个交通站是紧靠河岸的。小船靠岸后，立即有个挑夫将两只箱子挑走。石联星和小孔随着阿丙一步步地走上岸边的坡道，走进这座沿河的楼房里。这家主人又是沏茶，又是打洗脸水，忙着做菜给他们吃。吃完晚餐后，主人安排石联星和孔住在后面一间小屋里，屋很小，只能容纳两个人。当时是夏夜，蚊子很多，老奶奶拿了小竹椅坐在她们床头的走廊处守着，手里拿着一把大葵扇给她们赶蚊子，不断地为她们打扇。^[11]

出发时除阿丙外又添了两人，一位是挑箱子的，另一位是近三十岁左右的高个儿，穿着对襟短衫，显得很有精神，有两支手枪紧紧插在他的腰间。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高个儿交通员牵着石联星，阿丙牵着小孔，他们几个一脚泥一脚水、深一步浅一步地在山路上试探着走。石联星和小孔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在泥里水里摔了一跤又一跤，但是她们仍然坚持前进。一路上老是怕碰到敌人，有时一有动静两个女孩子的心就提到嗓子上，有时藏到交通站的夹墙里一呆就是一天。费尽周折到了福建地界，又跑了两里多路，赶到一条河边，上了一条小小的渔船，两箱红旗也搬上了船。小船终于在黎明的清晨把她们送到对岸———红色苏维埃的土地上。“红色苏维埃的天是那样晴朗，红色苏维埃的土地是那样芳香。”石联星后来在1981年的回忆录中感慨万分，“在快乐而又有趣的气氛中，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三天。当我们再起程时，阿丙领着我们骑着枣红马，经过长汀，翻越崇山峻岭，最后抵达红色的首都瑞金。^[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