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王安忆，上海人，1954年3月6日生于南京，^[1][2]祖籍福建同安。^[3]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9]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主任。^[10]

1955年，王安忆随母亲茹志鹃转业至上海。她于1961年进入小学，初中毕业后未能继续文化课学习。1970年，王安忆赴安徽插队，两年后考入江苏徐州文工团拉大提琴。^[11]1976年，她在《江苏文艺》上发表了散文《向前进》，但据她自称，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是1975年的《大理石》。^[12]1978年，她回到上海成为《儿童时代》编辑，并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平原上》。^[13]1980年，王安忆参加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毕业后返回杂志社。1983年5月，王安忆完成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初稿，发表于杂志《收获》1984年的第3期和4期。^[2]1987年，她成为上海作协专职作家。1993年，她发表了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两年后发表了代表作《长恨歌》，该作品在文学领域多次获奖，尤其是获2000年公布的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王安忆还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如《富萍》和《发廊情话》^[14]，并创办了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课程。^[14]2023年，她的中篇小说《五湖四海》入选“收获文学榜”中篇小说榜榜首。^[15]2024年，发表长篇小说《儿女风云录》。^[16]

王安忆的小说在性别、民族和地域主题上展现了丰富内涵。她持续关注两性关系中的爱情、婚姻和性爱问题，深入探讨其广度和深度，并对当代社会的婚姻和性爱观念提出独到见解。在民族主题上，她通过思考个体生存、民族文化和世界民族交往，揭示了民族问题的现实意义。在地域主题上，她以琐碎日常生活展现上海的历史变迁，其独特写法在城市和历史书写中均显新颖。^[2]王安忆的创作历程体现了对人性、文化和社会变迁的敏锐洞察。作品从知青生活到都市女性心灵，叙事风格多变，展现清醒冷静与温柔缠绵的审美效应。同时，她关注乡村生活，深入女性内心，展现人性挣扎。作品具深刻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17]王安忆一度被称为张爱玲之后的海派文学传人。^[18]2001年，王安忆荣获马来西亚第一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2]2008年，她再次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〇〇七年度杰出作家。^[6]2013年，王安忆被授予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7]并于2017年摘得纽曼华语文学奖。^[8]2024年，王安忆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19]王安忆的作品总数已超过500万字，曾十多次荣获国内外重要奖项，成就瞩目，使她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最具魅力和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此外，她的多部作品已被翻译成英、德、荷、法、捷、日、韩、以色列等多种文字，并在国外出版发行，她的才华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14]

1955年，王安忆随着茹志鹃的转业，一同来到上海。1961年，她进入淮海中路小学开始学习。1967年，她转入向明中学，但遗憾的是，至1969年，她未能上过一节文化课，因此成为了一名初中毕业生。1970年，王安忆前往安徽省五河县大刘大队插队。两年后，她考入了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担任大提琴手。^[11]

1976年11月，王安忆的散文《向前进》在《江苏文艺》11月号上发表。然而，据她后来透露，她的第一篇作品实际上是散文《大理石》，创作于1975年。这篇散文由作家张抗抗负责编辑，并被收录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的知青散文集《飞吧，时代的鲲鹏》中。该散文集于1977年秋天出版，每人获得一本作为纪念，而其他剩余的书籍则被捣碎成了纸浆。^[12]1978年，王安忆返回上海并开始担任《儿童时代》的编辑。同年，她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13]1979年，王安忆又发表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获《少年文艺》本年度“好作品”奖，1980年，获全国第二次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14]

1980年，王安忆经由《少年文艺》的推荐，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她创作了一系列小说，这些作品后来被集结成册，以《雨，沙沙沙》为名在《北京文艺》上发表。王安忆的作品初期主要受母亲茹志鹃的审阅和指导。然而，当她的父亲提醒茹志鹃不要过度干预王安忆的创作思路时，茹志鹃意识到自己的做法可能限制了女儿的创新。因此，她决定不再过度审阅王安忆的初稿，让女儿自由发展。王安忆聪明地领悟了母亲的意图，开始更加独立地接触生活，寻找自己的写作风格。这种自由和独立促使她的作品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使她在文坛上崭露头角。1981年年初，王安忆与徐州文工团认识的乐团指挥李章结为夫妻，生活有了新归宿。从北京讲习所毕业后，她返回《儿童时代》杂志社工作，但安稳的编辑生活难以满足她的创作欲望。于是，她毅然选择旷职，前往徐州专心写作，最终完成了《本次列车终点》并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1982年，她的小说《流逝》又获得了“全国中篇小说奖”。1983年5月，王安忆完成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初稿，发表于杂志《收获》1984年的第3期和4期。同年8月，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一同受聂华苓邀请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文学活动。^[2][14]

1985年，她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了引起广泛关注的中篇小说《小鲍庄》，并因此获得了“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1986年，她的丈夫李章调入上海音乐出版社工作，两人结束了长达五年的分居生活。^[14]同年，发布长篇小说《黄河故道人》，小说讲述了黄河故道小城边的青年杨森，对音乐的苦苦执著追求。小说中关于男主人公的音乐追求虽然贯穿于始终，但是王安忆对于他的爱情描写占有很大比重，主人公杨森带有王安忆的丈夫李章自身经历的印记。^[2]

1987年，王安忆正式加入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成为了一名专职作家，实现了她多年的梦想。^[14]1990年11月，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发表于杂志《收获》1990年第6期。^[20]

1993年，王安忆发表了她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文学类”。两年后，她的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在《钟山》杂志上连载。1996年，《长恨歌》获“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作品在文学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于1998年获得“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优秀成果奖”，1998年4月1日，王安忆参加的综艺节目《锵锵三人行》播出，^[21]1999年被选为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之一，最终在2000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和“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称号。^[14]2000年9月，王安忆推出长篇小说《富萍》，该小说入选2000年度中国小说长篇小说排行榜。^[22]

2001年12月，王安忆当选为第七届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14]2004年9月，王安忆任教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23]12月，小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24]2005年，到香港岭南大学任驻校作家，教授中文系文学写作课程。^[25]2006年，被聘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写作硕士点导师，并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长篇小说《启蒙时代》，载《收获》2007年第2期。^[2]2007年12月，连任第八届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26]

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天香》，当选为第八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同年，与陈思和一起正式创办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课程MFA，开始招收当代文学研究生。^[14]2013年9月，连任第九届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27]2015年11月，王安忆发表第十三部长篇小说《匿名》，2016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单行本。^[14]2017年6月，推出小说集《红豆生南国》，共收录《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乡关处处》三部中篇小说，其中小说《向西，向西，向南》获得第三届钟山文学奖中短篇小说奖。^[28][29]2018年9月，出版长篇小说《考工记》，小说讲述一位上海洋场小开经历变革，逐渐蜕变成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故事； ^[30]12月，连任第十届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31]2019年5月，由其编剧，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电影《第一炉香》开机拍摄。^[32] 2019年9月9日，王安忆受聘浙江大学“驻校作家”。^[4]

2020年10月，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发表于杂志《收获》2020年第5期，后登上2020收获文学榜·长篇小说榜榜首。 ^[33]2021年12月，当选第十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34]2022年3月起，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主任； ^[35]7月，中篇小说《五湖四海》发表于杂志《收获》2022年第4期；8月，出版小说《五湖四海》单行本。 ^[36]2023年1月，小说《五湖四海》入选2022年“收获文学榜”，并被选为中篇小说榜榜首。 ^[15]

2024年5月，王安忆在上海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并接过了由法国总统马克龙签发的荣誉证书。^[19]7月，出版文学述评集《史诗的罅漏里》；^[37] 9月，于杂志《收获》发表长篇小说《儿女风云录》。 ^[16]

王安忆于2001年当选第七届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14]并于2004年开始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23]2005年，她前往香港岭南大学担任驻校作家并教授中文系文学写作课程。^[25]2006年，王安忆被聘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写作硕士点导师，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她在2007年和2013年连续担任第八届、第九届和第十届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26][27][31]2011年与陈思和共同创办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课程MFA，致力于培养当代文学研究生。^[14]2019年，王安忆受聘浙江大学“驻校作家”，^[4]并于2021年再次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34]自2022年3月起，她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主任。^[35]

王安忆的小说多聚焦于平凡的小人物，深入挖掘他们生活中的不平凡经历与情感。早期作品倾向于情感抒发，而近期则更加冷静细致。她的作品传递出宽厚的爱，赋予人物“英雄性”，展现人物的美和善良。王安忆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领悟力捕捉故事氛围和人物心理变化，艺术表现细腻精准。她的小说虽然讲述平常故事，却深入探讨背后的自然规律和人性本质，展现了她对人性和生存状态的深刻关怀，赋予作品超乎寻常的意义。同时，作品中女性特有的温柔、谨慎内省和多思品格也尤为突出。^[38]

王安忆的创作经历了一个由“雯雯”到后续作品的转变，从个人化情感表达转向更广阔的客观世界，再回归深入的个人情感。李陀认为“三恋”延续了她的创作中断之处，实际上标志着她在创作深度和层次上的提升。王安忆在“三恋”阶段尤其重视个人情绪的饱满与真挚，使其成为创作的核心。尽管在《纪实与虚构》中她的挖掘和表达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她也意识到过度挖掘可能导致虚无，这反映了创作中的界限与平衡。^[45]

在王安忆小说性别主题内涵中，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王安忆对两性关系中的爱情、婚姻和性爱问题投入持续关注，这些关注点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多样性的特点。相应地，小说文本中呈现出多样的爱情、婚姻和性爱内涵小说中对于众多爱情问题的思考、各种家庭婚姻问题的揭示以及不同形式性爱的关注，体现出王安忆对于两性关系思考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王安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于理想婚姻模式从建构到解构的实验性探讨，体现出她对当代社会中婚姻问题的一种代表性思考;她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于两性性爱大胆的性描写引起文坛震惊，领新时期小说性描写之先锋。^[2]

王安忆倾向于非性别视角，避免问题复杂化，并坚信人性多元。在《岗上的世纪》中，她呈现了一幅男女平衡、装饰感强烈的画面，强调男女共同构成世界。她探索男女如何在此状态下和谐共处，以杨绪国和李小琴为例，揭示他们因功利结合的复杂情感：虽体验纯粹快乐，但回归社会后因背离初衷而怨恨。王安忆认为，人们有不同生存方式，她探索的是这种快乐下，不同生存方式的男女如何应对。^[45]

在王安忆小说民族主题内涵中，王安忆对人类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藉此而追问：人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认识本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如何认识世界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与交往？由对个体生存的追问、到对本民族文化的思考、到对世界不同国家民族问题的关注，体现出她对民族问题的思考是一个不断开阔的过程。即从个体到个体的群体一民族，从本民族到世界不同民族的思考。在个体存在之思中，王安忆对个体在世界上的生存方式和本质命运作出高度概括；在对本民族文化思考中，王安忆主要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在对世界不同民族问题的关注中，王安忆揭示出不同民族之间接触和交往中呈现出的多种现实问题。王安忆对民族主题中各个层面的理解和看法，具有非常现实的当下意义。^[2]

在王安忆小说地域主题内涵中，突出体现在她自觉把城市作为表现主体，对不同历史时期中的上海地域特征进行独特书写。王安忆注重淡化历史背景，避开宏大历史背景的直接叙述，而是直接通过琐碎日常生活表现上海地域特征，以此显示她对于上海城市的独特书写。在表现城市的长篇力作《长恨歌》中，王安忆通过一个女主人公四十年的日常生活变化表现出一个城市四十年的历史变迁特征，这种表现城市不同历史时期地域特征的独特写法无论是在城市书写或者历史书写方面，都具有新颖独特的特征。^[2]

王安忆在创作《小鲍庄》时，并未刻意追求结构，而是让故事自然流淌。她认为，好故事本身就具有独特的形式，并强调小说是展现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形式。她认为，人处在一个时空交叉点上，这种关系本身便具有形式感。她始终在寻找能够触动人心的好故事，而这些故事往往天生具备某种特质，使它们与众不同。因此，对她来说，一个好的故事在脑海中诞生时，就已经携带了独特的形式和存在意义。^[45]

王安忆的作品如《长恨歌》和《考工记》中，精细描摹生活空间与日常细节，展现历史与现实的交织。老宅、弄堂等生活空间不仅是人物活动的背景，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生活的轻盈美感。王安忆通过对主人公如王琦瑶、陈书玉的生活轨迹的细腻描绘，呈现了人们吃穿用度、休闲自娱的日常生活，并借此揭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这种以小见大的日常叙事风格，既体现了王安忆对生活的敏锐观察与品味，也展现了她的独特人格魅力。她以舒展通脱、徐徐道来的笔触，将生活琐碎细节写得生动有趣，使读者在品味中感受到生活的韵味与美感。^[46]

在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画廊中，王安忆以其独特的类型化人物塑造，成为明星般的存在。尽管传统上类型化人物受到批评，但王安忆通过深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这些人物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她借鉴现代主义技巧，如元小说叙事和意识流，以反思现代性危机下的生存处境。王安忆的类型化人物不仅归纳外部现实，更关注人的内部精神世界，从而适应现代社会对精神问题的关注。她的小说人物通过纯理性叙述和元小说叙事，承载更多深刻精神，展现小说的精神深度。同时，王安忆的语言转变和叙事方式变革，旨在创造心灵世界，使人物既具有抽象性又保持人间面目，从而更好地表达深刻严肃的主题。^[47]

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始终保持一种持续生长的状态，她不断超越自我，否定旧我，无论在题材选择还是艺术手法运用上，都随着自己的成长逐渐成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发生了显著变化，体现了她的独到见解。她坚信历史并非由重大事件构成，而是由日复一日的点滴生活演变而来，因此，她的小说艺术致力于展现日常生活。王安忆强调，最朴实的东西往往蕴含着最真挚的真实感受，所以她的作品充满了生活化的人物和场景，以及不起眼的日常活动。她以细腻的白描手法展现生活的原生状态，同时揭示了人物在命运旋涡中丰富多变的生活方向和无常性。选择家常生活作为载体，不仅关注外在物质生活，更着眼于个人的心灵世界。因此，她以人物心灵世界为核心，创造出了独特且震撼人心的普通人传奇。^[48]

90年代中期后，王安忆开始聚焦于都市生活，特别是上海女性的心灵世界，以此寻找心灵的宁静。通过《香港的情与爱》和《长恨歌》等作品，她精准地捕捉了都市女性的灵魂与情感。在《长恨歌》中，她以近30万字的篇幅细腻地描绘了王琦瑶的一生，不仅展现了她的传奇经历，更深入地挖掘了她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与张爱玲的冷静观察不同，王安忆的笔法充满传奇色彩，展现了主人公情感的起伏与变化。同时，她对都市中堕落女性的描绘，如米尼、阿三等，揭示了都市人性的复杂面貌。尽管这些女性来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阶层，但她们的命运都与情感紧密相连。王安忆以母性的温暖和同情，深入这些女性的内心，展现了她们在经济大潮下的人性挣扎。她的作品不仅体现了女性主义美学的独特视角，还通过细腻的生活细节展现了人性的真实面貌。在这个过程中，她的悲悯美逐渐转化为一种隐伏婉约的伤悼美，展现了她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关怀。^[17]

王安忆细节写得好，这甚至是一个判断小说家高下的标准。王安忆是写实主义的，很古典的方法，却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和魅力。这细节里包含有写景，每一个地方不同的氛围、气味都刻画得很细微；更多的是写人、写事。对话尤其写得好。现在的写作趋势中引号正在消失，很多作家用叙述性语言代替对话，阅读的流畅感增加了，可是现场感也减弱了，大多流于平淡。王安忆写对话也不用引号，按照她的叙事风格，对话夹杂在叙事中的，夹叙夹议，但得益于超强的文字功力和丰厚的阅历，能将那种唇枪舌战、刀光剑影的现场气氛很好呈现出来，比单纯的用引号括出的对话更加惊心动魄。《一把刀，千个字》中写宴席、写异乡，人是变动的，交流多是通过对谈，这对谈中就增加了很多天南地北、阅历传奇，让小说呈现出一种丰富的样貌。作为女作家，王安忆笔下的女性总是塑造得最为突出。小说中的一众女性，人人个性凌厉，对话显示出了她们的锋芒。相形之下，男人们就有些嗫niè喏犹疑，可也是承载和包容的。（严歌苓评）^[62]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安忆的上述新作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催生出熟悉的亲切感。自创作伊始，对世俗生活的悉心描摹便构成了王安忆作品的重要一翼。她写于80年代的《流逝》《逐鹿中街》等作品，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作了精细的展示，家人、邻里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刻画得极具浮雕感，而在其代表作之一的《长恨歌》里，昔日上海小姐王琦瑶数十年的命运沉浮奏出了20世纪旧上海的一曲挽歌。虽然《长恨歌》的时间跨度有数十年，但历史背景大多以虚化泛写的方式加以处理，牢牢吸引王安忆目光的是色彩斑斓、充满烟火气息的世态人情，以及在动荡岁月中潜伏在人性深处不变的恒常性。（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评）^[63]

我曾经很欣赏王安忆和张炜这两位作家，他们的作品，比如《小鲍庄》《九月寓言》等曾经令我觉得他们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两位作家。但是现在，我对他们后期的作品却十分失望。以王安忆来说，自从《长恨歌》之后，她就沉入到上海小女人式的自爱自怜的自我重复之中去了。 （著名文学批评家肖鹰评）^[64]

过去30年，王安忆不断在写作中突破自我，每篇作品都试图在转变方向从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她用中文创造了一个现实社会、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评）^[8]

旅美文学评论家王德威于其小论文《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王安忆的小说》中，谓王安忆是继张爱玲后，又一海派文学传人。^[65]

王安忆属于那种越写越好的女作家，女作家中很多一出手就是好文章，真正越写越好的并不多。王安忆从来也不知道满足于现在的成就，就是因为这一点，她和别的女作家相比，明显地技高一筹。她曾经是一个高产作家，这些年，她的产量似乎减少了一些，但是产品的质量却无可怀疑。（作家叶兆言评）^[66]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王安忆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存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里，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持久而旺盛的创造力，几百万字的创作在风格、题材等方面显示出了令人炫目的复杂多变性，但是这变化中也有着不变的坚持，那就是写上海。王安忆在文学创作上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追求，在生活上也相当内向严谨。她酷爱读书，待人热情，喜欢思考，坚持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个特立独行面又正直热诚的作家，王安忆无疑是当之无愧的。^[38]

王安忆的作品总数已超过500万字，曾十多次荣获国内外重要奖项，成就瞩目，使她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最具魅力和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此外，她的多部作品已被翻译成英、德、荷、法、捷、日、韩、以色列等多种文字，并在国外出版发行，她的才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14]

2000年，王安忆的《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推动了“怀旧热”的新高潮。王德威在论文《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王安忆的小说》中盛赞王安忆为现代中国文坛的重要人物，将她与张爱玲相提并论，视为海派文学的传人。尽管王安忆本人并不完全认同《长恨歌》仅为怀旧之作，她强调小说实际上揭示了软弱的布尔乔亚在无产阶级浪潮中的覆灭。陈思和在《怀旧传奇与左翼叙事:〈长恨歌〉》中的评论更贴近王安忆的初衷，指出小说通过王琦瑶的一生，真实反映了上海40年代的动荡历史与文化变迁，同时揭示了当代都市怀旧梦的虚幻。这部小说以王琦瑶的传奇人生为主线，展现了老上海背景下弄堂里的情感纠葛与沧桑后的宁静回归。它没有宏大叙事，没有政治和国事，而是聚焦于市民的日常生活与习惯。王琦瑶身上的上海繁华梦，通过她的家具、服饰和金条，以及她高贵而神秘的气质，吸引了如严家师母、康明逊、萨沙等怀旧者，延续了他们的上海梦。^[65]

王安忆的作品在海外广受赞誉，其中包括1989年在德国出版的小说集《小小的爱情故事》，该集收录了《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两部中篇小说，并获得了良好的评价。另外，她的中篇小说《小城之恋》、《小鲍庄》和《香港的情与爱》也被翻译成了英、日、德、法等多种语言并在海外出版。90年代初，美国还翻译了她的中篇小说《弟兄们》。此外，王安忆的部分作品还被引入台湾，例如台北麦田版的小说集《逐鹿中街》，其中包含了王安忆1988-1989年间创作的三部中篇小说：《逐鹿中街》《弟兄们》和《好婆和李同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