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泽

爱新觉罗·载泽（1868年3月17日-1930年6月5日），字荫坪，^[5]晚清宗室、大臣，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六世孙。^[1][2][6]

载泽初名载蕉，为爱新觉罗·奕枨chéng第七子，光绪三年（1877年）过继给爱新觉罗·绵愉第四子奕询为子，改名载泽，袭封辅国公。^[1][2][6]光绪二十年（1894年）晋镇国公。同年，载泽与慈禧太后的侄女，隆裕皇后的妹妹成婚。^[2][3][1]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载泽任考察政治大臣，至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考察其宪政、工业、教育等，后整理成《考察政治日记》；考察结束后于次年六月回到北京。^[3][2][7]载泽与其他出国考察大臣向朝廷提议立宪制，开启“清末立宪”的改革。在改革期间，载泽先后任管理武备院事务大臣、度支部尚书、督办盐政大臣，主持相关改革事务，但最终其改革都未有成效。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载泽在其中任度支部大臣兼盐政大臣；武昌起义后，载泽反对起用袁世凯，后随皇族内阁集体辞去职务。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宣布退位后，载泽闲居于家中。1930年6月5日，载泽去世，享年62岁。^[3][1][8]

爱新觉罗·载泽的主要成就为出洋外交、主张立宪、对财政进行改革等，对清末政局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9][10]学者邵雍评价评价载泽“有心护国，无力回天”。^[11]

爱新觉罗·载泽出生于同治七年三月二十四日（1868年3月17日），初名载蕉，皇室宗亲爱新觉罗·奕枨与嫡妻汪佳氏所生的第七子。^[1]镇国公爱新觉罗·奕询^[注1]去世后，因为没有儿子继承他的爵位，所以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载蕉奉慈禧太后懿旨将载泽过继给奕询作为继承人，改名为载泽。载泽继承了奕询的辅国公爵位，后晋升为镇国公，并加封为贝子衔。载泽自幼便深受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的宠爱，他经常留在北府（即奕譞的亲王府邸）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经过奕譞请求，载泽因此得以破格进入尚书房读书。^[1][3][12]

至光绪十五年，载泽先后担任备引大臣、前引大臣等职位，赏穿黄马褂、赏食镇国公俸，并被派充为右翼近支第一族的族长。^[1]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因慈禧太后六十岁寿辰，载泽晋封为奉恩镇国公。^[1][3]同年，载泽迎娶慈禧太后的侄女、隆裕皇后的妹妹叶赫那拉氏为妻。^[2]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八年时间里，载泽曾任镶白旗蒙古副统领、镶红旗满洲统领等职务，并被先后委派为稽查地面大臣和右翼监督等要职。后来，他被派往守护东陵，承担起了守护皇家陵寝的责任。^[1]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爱新觉罗·载泽任考察政治大臣，与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一同至英美各国进行考察。因出行前被革命党人吴樾炸伤，致使载泽行程延期。载泽与尚其亨、李盛铎三人同行于次年初抵达日本。^[3][2][7]在日本，载泽等人先到东京觐见天皇，呈递国书，然后在神户、东京考察，日本方面对中国考察团以外国皇族正式访问的礼仪进行接待以示重视，并采取了严密的安全防护措施。在农历正月初一，载泽与日本政界要人伊藤博文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二人就日本宪法、立宪君主制等方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伊藤博文向载泽等人明确地建议中国立宪应参用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10][9][13]

结束日本行程后，载泽等人转而前往美国、英国。载泽在英国详细了解了英国宪法，和各种行政法规、税法、地方自治法、英国宪法、诉讼法，并介绍了英国的三权分立情况、警察制度、教育体制等。载泽等人还考察了英国伯明翰铁路车厂等工矿企业，与英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载泽认为，在英国的考察是欧美考察之行中，最具有实际效果的。^[10][9]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二十六日载泽一行至法国，法国法官金雅士为其讲解了法国宪政思想史、法国宪政制度史。此外载泽等人还考察了法国陆军学堂、枪炮厂、汽车厂等先进军事、技术基地。^[10][9]同年闰四月初三，载泽等人访问比利时各级法院，并考察了其宪政、宪法、选举、立法、君权、地方自治、教育机构、企业等情况。^[10][9]此次出洋考察历时半年，载泽等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回到北京。^[3]

回国后载泽等编辑了书籍67种146册，并将其中30种分别撰写了提要，进呈光绪和慈禧。此次考察成果显著，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决策。^[14]载泽上奏《奏请宣布立宪密折》，阐述君主立宪的三大利处：巩固皇位、减少外部威胁和平息内部纷争。这一奏折旨在消除慈禧太后对立宪制度的疑虑，并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14]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在爱新觉罗·载泽等出国考察大臣的主张与清廷讨论后，清政府宣示预备立宪，并声称要先进行管制改革。次日，清政府派遣载泽等十余名官员编撰新官制，由奕劻等进行总司核定。新官制实行后，载泽任管理武备院事务大臣闲职，次年载泽得到重用任度支部尚书，此后载泽与载沣等人力图将财权集中于中央，以改变内轻外重的状况，主持度支部拟定、修订的《清理财政章程》，统一盐务，统一币制，确定银本位制。^[3][1]

因财政拮据，统一货币制度的资金筹备不充分，载泽代表清政府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展开借款谈判。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十七日，他成功签订了旨在“整顿币制及兴办实业”的借款合同，总金额达1000万英镑。然而，直至清朝灭亡，统一的货币制度仍未实现。同年四月十日，清政府组建了“皇族内阁”，载泽在其中担任度支部大臣兼盐政大臣，并是支持清政府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主要力量。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泽反对任命袁世凯，后皇族内阁全体辞职，载泽也随之下台。在商议清帝退位期间，载泽等人坚持反对清帝退位。^[3][8]

1912年，清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宣布退位，此后载泽闲居于家中。^[3]1928年7月，孙殿英盗了慈禧墓后，载泽代表清朝皇室到清东陵将慈禧太后的遗体重新安葬。^[15] 1930年6月5日，爱新觉罗·载泽去世，享年62岁。^[3]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三十二年（1906年），载泽作为五大臣之一出国学习考察，总计考察时间为145日。载泽游历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日本法学博士穗积八束，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国务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英国法学教员埃喜来，法国法官金雅士等外国政治人士交往，向他们进行学习。^[3][9]

五大臣出洋考政深刻透彻地了解了西方法律，尤其是宪法，并对各国宪法进行了比较分析，载泽与其都是官僚立宪派^[注2]的代表人物。^[11]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部分中国人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战胜俄国，是因为其实行了立宪制度，故认为中国也应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才能强盛。^[10][18]

载泽在五大臣出洋学习归国后，与其他四位大臣一同奏请主张实行立宪制度。其后载泽又单独上奏密折，列举了实行立宪制的好处：巩固皇位、减轻外患、消弭内乱；^[2][19]并主张先明确宣布立宪宗旨，而实行的时间则可放宽。日本是载泽认为的立宪国家典范，在其密折中列举了君上大权十七条，并表示立宪利于君、民而不利于官。在经过多方讨论、对比后，清政府最终选择实行日本式的二元君主制整体，载泽等官僚立宪派对此具有推动作用。^[3][10][20]

载泽主导的财政改革是清末一系列新政改革中重要的一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户部为度支部，财政处被并入，并由度支部管辖清理财政处、大清银行、造币总厂等机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载泽被任命为度支部尚书，掌管全国财政。因载泽将财政预算看作预备立宪的重要准备，故积极推进了清理财政等措施。在清政府宣布于九年之后立宪以后，载泽拟定了逐年的改革计划：“第一年颁布清理财政章程；第二年调查各省岁出入总数；第三年核查各省岁出入总数，厘定地方税章程，试办各省预算、决算；第四年编订会计法，汇查全国岁初入确数，确定地方税章程；第五年颁布国家税章程；第六年试办全国财政预算；第七年试办全国财政决算，颁布会计法；第九年确定预算决算，制定明年确当预算案，预备向议院提议。经过九年时间建立全国财政的预决算制度，以达成宪政对财政制度的要求。”^[2]

载泽力图控制盐务资源，宣统元年（1909年）载泽奏请统一盐务，由载泽担任督办盐政大臣，产盐省份的督抚担任会办盐政大臣，行销盐省份的督抚兼任会办盐政大臣。载泽还主持设立了督办盐政处，并拟定《督办盐政暂行章程》，规定此后各省盐务的用人、行政事务都归盐政处负责。载泽制定了一套具体的整顿盐务方案，但其具体落实情况也因各省督抚的抵制而难以实行。^[3][21]

载泽在宣统二年（1910年）奏请统一币制，确定银本位制，法定币制单位为圆；主币为一元，辅币包括五角、二角五分、一角等，一元重库平银七钱二分。宣统皇帝同意后公布了载泽奏请的币制，规定停止各省造币厂铸造，改由度支部所属的造币厂进行统一造币。载泽还奏请将原户部银行改为国家中央银行“大清银行”，国家货币尤其发行。^[3]载泽统一了银元铸造的权利、重量、制式的统一，对整饬了地方滥铸，促进流通并确定其法定地位，限制禁止各省纸币发行，确定大清银行的国家纸币发行权等主要改革内容，是符合当时清政府币制统一的现实需要的。^[22][21]

学者邵雍评价载泽：“在清末立宪这场改革运动中，作为考政大臣之一的载泽，其思想与实践值得我们关注。君主立宪这种救国方案，相对于封建专制制度而言，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性和进步性。而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推动着社会思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作为满洲王朝的宗室王公，载泽‘有心护国，无力回天’。”^[11]

学者吴蔚评价载泽：“清廷的最后几年中，他（爱新觉罗·载泽）主导了财政改革，对清末政局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2]

泽公府是爱新觉罗·载泽的府邸。《宛平王志》记载泽公府位于北京地安门外、东皇城根，后为远东宣教会会址。《燕都丛考》记载泽公府位于东不压桥向东、大街之北处。泽公府旧时分为东、中、西三大院落，房间达300余间。其中院的建筑较为考究，回廊连接北房和东西厢房形成幽深的庭院。西院则为花园，面积不大但设有凉亭、假山、湖石等，具有南方园林风格。东院为管事、厨房等下人居住的地方。目前泽公府正堂尚存，北侧的古典式筒瓦建筑非原建。大院至今一分为二，西院为无线电技术研究所，东院为证券所。^[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