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

清华简（英文名：Tsinghua Bamboo Slips；全称：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是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入藏的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楚简，计2388枚，长度多为46厘米左右，最短者仅10厘米。^[1]^[3]^[4]

清华简内容以书籍为主，篇数在60篇以上，其中有失传2000多年的战国《尚书》。根据简中的编年体史书，所记历史自西周初年至于战国前期，故定其下限在战国前期，竹简的书写年代大致在战国中晚期。从首批整理出来的墨迹看，清华简主要以战国时期楚文字书写，字体端庄秀丽，具有特殊的结构风格。《尹至》《尹诰gào》的风格大致相若，《耆夜》《金滕》书风趋近，其余五篇的书风各各不同。^[1]^[4]

清华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礼制、音乐以及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5]2023年5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系列丛书发布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楼召开。^[6]

发展历史

2006年底，清华简在香港兜售，文物商提供了8支样简。2008年6月4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等校领导设宴欢迎新加入的资深学者傅璇琮夫妇，同时邀请杨振宁夫妇及李学勤夫妇等人出席。宴会中，李学勤提及了这批竹简的存在，陈希表示称由李学勤负责鉴定竹简真伪，而是否购入则由校领导团队决定。随后，李学勤携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李均明研究员专程前往香港，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古文字学专家张光裕共同检视实物，最终确认竹简为真品。得知此事后，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购得这批竹简，并将其捐赠给母校。同年7月，赵伟国向清华大学捐赠了共计2388枚战国时期的竹简，这些竹简是他从海外拍卖市场上购得后转赠给学校的。7月15日，清华简被安全运抵清华大学，校方随即组织专家团队，历经三个月对竹简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与保护处理。^[4]

2010年12月，第一辑《尹至》《尹诰》等9篇出版；2011年12月，第二辑《系年》1篇出版；2012年12月，第三辑《傅说之命》《周公之琴舞》等8篇出版；2014年1月，第四辑《卜筮》《别卦》等3篇出版；2015年4月，第五辑《封许之命》《厚父》等6篇出版；2016年4月，第六辑《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等5篇出版；2017年4月，第七辑《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等4篇出版；2018年11月，第八辑《摄命》《邦家之政》等8篇出版。^[3]

主要内容

辑数	简介
第一辑	第一辑包括9篇文献。其中，两篇记录了夏末商初部分历史，三篇内容属于商朝末期，三篇记录周朝史事，一篇讲述楚国历史。其中《保训》一文，记载了周文王临终对其子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过去未曾记载^[7]
第二辑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出版，收入了一部已经失传2300多年的历史著作，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将之命名为《系年》。《系年》一共有138支竹简，全篇共分为23章，记录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可能对《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订正作用^[7]
第三辑	清华简第三辑整理报告中的8篇清华简文献分别是已失传两千多年的《傅说之命》3篇、《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以及《赤鹄之集汤之屋》。《傅说之命》3篇就是古代文献中提到的《说命》3篇，记述内容为商王武丁获得贤臣傅说，并让他努力辅佐自己治理国家等内容。本辑整理报告所收2篇西周时期的佚诗也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周公之琴舞》为周公及周成王所作，是一组十分珍贵重要的乐诗，堪与备受学者重视的《大武》乐章相比，其内容与周公还政、成王嗣位有关。这不仅是佚诗的重大发现，也是佚乐的重大发现。《芮良夫毖》作者是周厉王时的大臣芮良夫，该篇全诗长达180余句，反映了西周后期政治腐败、外患严重的严峻局面，对于学者重新研究这段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本辑整理报告中公布的《良臣》、《祝辞》、《赤鹄之集汤之屋》3篇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良臣》补充了多位过去未知的历史人物，《祝辞》、《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古代的巫术活动有关，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批新颖的材料^[8]
第四辑	清华简第四辑整理报告共收入《筮法》、《别卦》、《算表》等三篇文献。《算表》共由11支简组成，其中4支简有残缺，但根据规律可以推算出全部内容。据残留的丝织品痕迹分析，《算表》竹简背后应该还贴有一层丝织品，因此保存较为完好，这种“简帛合一”的形式也非常特殊^[9]
第五辑	清华简第五辑整理报告共收入六篇战国竹书，此批文献的整理公布将为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研究资料。这六篇竹书中，除《命训》见于今本《逸周书》外，其他五篇皆为传世文献未见之逸篇。其中《厚父》为《尚书》佚篇，记录了周天子与夏代后人的对话，篇中文句曾被战国时的孟子援引。《封许之命》是周成王封吕丁于许的册命，也为《尚书》佚篇，成王所赐车马器、鼎彝正是周初“分器”之一端。《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当即战国时流行的“伊尹故事”之两种，《殷高宗问于三寿》载殷高宗与三寿的对话，体现出古人对“德”、“义”、“信”等概念的早期认识，表达了治国与修人的思想^[10]
第六辑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整理的5篇文献记录了春秋时期郑国、齐国、秦国和楚国的历史。其中《郑武夫人规孺子》揭示，郑武公曾在卫国居住3年，这段历史传世文献中均无记载，为后人研究郑国历史提供了新视角。《子产》一文则详述子产所作刑书的内涵与结构。本次的5篇文献中，有3篇讲述郑国历史^[11]
第七辑	第七辑整理报告共刊布4篇战国简册，均为传世文献未见的佚籍，分量最重的一篇为记述春秋晚期吴越史事的《越公其事》，全篇75简。叙述了越王勾践兵败，委屈求成，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依次实施好农、好信、征人、好兵、饬民的“五政”，重新崛起、最终灭吴的故事^[12]
第八辑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共收入8篇前所未见的战国佚籍，分别为《摄命》《邦家之政》《邦家处位》《治邦之道》《心是谓中》《天下之道》《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虞夏殷周之治》。其中《摄命》为西周册命文书，当是《尚书》中失传已久的《冏命》（今本《尚书》中的《冏命》系“伪古文”），《书序》中的“伯臩”“伯冏”即此篇中的“伯摄”之讹。根据《书序》记载，该篇是周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时所作，《史记·周本纪》更认为是周穆王即位初年所作，而根据简文中揭示“摄”与时王身份的线索内容，研究人员推测“摄”应为懿王太子夷王燮，篇中的周天子则是孝王辟方。该文记载了周天子命伯摄出纳王言、掌管刑狱，教育伯摄当遵行王教、康惠小民的命辞。天子命摄“出纳朕命”，协于畿内御事百官与畿外四方小大邦，告诫摄当勤恤政事、恫瘝小民，毋敢怠惰、酗酒，可见册命规格之高除《摄命》外，《邦家之政》《邦家处位》《治邦之道》《心是谓中》《天下之道》《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虞夏殷周之治》则是一系列富含治国理政思想的文献，很多内容对今天仍然颇有启迪意义。《邦家之政》借孔子与某公对话的形式，阐述了治国为政的理念，前段从正面叙述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方法，后段则从反面揭示导致国家衰败的原因。《邦家处位》强调贡士选贤，主张以良人治事理政，以正反对比的方式分析不同的用人之道导致的不同后果，认为“取能有度”，则“政是导之”。《治邦之道》围绕如何治国安邦展开，其中许多论述与《墨子》一书的思想关系密切，涉及到尚贤、节用、节葬、非命等内容，对研究墨家学说及其在战国时期的传播颇有价值。《心是谓中》是战国时期性命之学的重要文献，强调人之有为，在于谋而有度，处理好“心”与“身”“身命”与“天命”的关系，体现了战国时期有关天命、心性的思想。《天下之道》是一篇政论，认为天下之道就是一守一攻，而攻守之道关键在于得民心，并说明得民心的方法以及省察民心的重要性。《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反映了东周时期的五行思想。《虞夏殷周之治》论述虞、夏、商、周四代礼乐上的特点，来阐发崇俭戒奢的治国思想^[13]
第九辑	第九辑整理报告共刊布五篇战国简册，均为传世文献未见的佚籍。一篇题作《成人》的文献，通过王与成人的问答，集中阐述了先秦时期对法治观念、法律意义、司法制度、刑法原则的认识，一些语句可与《尚书·吕刑》对读，是一篇重要的法制史文献。《成人》篇开宗明义，论述法律是治国的纲纪，得之则兴，失之则亡。篇中详细阐述了司法人员要秉心中正，兼顾公序良俗；案断刑狱要兼听“两造”（原告、被告）陈述，广泛采证，稽查案件中的细微之处，参考对比相关案例最终定谳。该篇保留了大量先秦时期的法律用语，文句存在拟古倾向。另有一篇题作《治政之道》的文献共70简，约3230字，是战国时期长篇政论，全篇气势恢宏，论说君者当自修德义，施教化民，选贤任能，勤恤百姓，慎用武力，亲睦邻国。该篇既有修身、治国、教民、选贤等典型的儒家思想，也有寡欲不争、节葬节用、四民世守其职、君臣相事如交易等道家、墨家、法家思想，体现出杂糅百家的特点。此外清华简第九辑整理报告还有两篇《廼命》，为君主告诫群臣、同宗忠君勤事、言语谨慎，勿强取豪夺，以保其宗室的禁戒之辞；以及一篇《祷辞》，为祷祠地祇的告事求福之辞
第十辑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共收录竹简五种八篇，皆为前所未见的佚文。《四告》全篇有五十支竹简，分别记载的是周公旦、周公之子伯禽、周穆王满、召伯虎的四篇告辞。其中第一篇是周公向皋陶祝祷的告辞，周公历数商纣暴虐与周文王、武王功业，希望皋陶护佑成王，选贤任能，维护“周邦刑法典律”，该篇内容与《尚书·立政》密切相关，结构、文句多有相似之处。第二篇是伯禽初封于鲁，祈求无有过失、长保鲁邦的祷辞；第三篇是周穆王自悔耽于游田，祈求安静其心的祷辞；第四篇则是因望鸱集于先公寝庙，召伯虎祈求禳去灾祸、永嗣邦家的祷辞。其余四篇中，《四时》《司岁》与《行称》三篇是数术类文献；《病方》是方技类文献。《四时》与《司岁》连续编号，抄写在同一卷。《四时》详细列举每月一、四、七、十、十四、十七、二十、二十四、二十七日的星象和云、雨、风等物候，并将一年分作三十七时，其中星象术语又多分为青、玄、白、赤四种，分别对应四象东方青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之一。该篇星象术语、运行变化自成体系，与《史记·天官书》等传世天文类文献颇有不同；所载物候与《礼记·月令》、《大戴礼·夏小正》、《吕氏春秋》以及《淮南子》的《天文》《时则》等也互有异同。而《司岁》篇则历述太岁运行一周十二岁所值之辰及其吉凶占断，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太岁十二岁名的文献，可与《尔雅》、《史记·天官书》、孔家坡汉简《日书》等文献相比照。《行称》与《病方》抄写在同一卷。《行称》记一月“六称”的具体日期、利弊和成效，所记称行之事均属政事，包括裕文、均民、恭祀、吊劳、绰武、毕抑，是目前所知首篇专述一月内政事宜忌的先秦时令类文献。《病方》载病方三种，前两种属酒剂，末一种为汤剂，是迄今所见抄成年代最早的方技类文献^[14]
第十一辑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收录长篇战国竹书《五纪》。该篇共130简，全篇内容基本完整，总字数近4500字。《五纪》借托后帝之口，以五纪（日、月、星、辰、岁）、五算为中心，确立了天地万物的常规、法度。《五纪》将星辰历象与礼、义、爱、仁、忠五种德行，天神地祇所司所掌一一相配，而更大篇幅则集中于与之对应的人事行用，涉及树设邦国、礼仪祭祀、人伦德行、土工百物、兵戎战事、生育繁衍、人体疾祟等各个方面。全篇构建了宏大而复杂的天人体系，可谓是先秦时期对天人关系认识的综合与总结。《五纪》篇涉及《尔雅》所载斗建十二月名、二十八宿，也涉及黄帝战蚩尤等神话内容^[15]
第十二辑	本辑整理报告收录了一篇长篇战国竹书《参不韦》，主要内容是作为天帝使者的参不韦对夏代开国君主夏启的训诫，训诫的核心内容是“五刑则”，即五则、五行、五音、五色、五味，从而指导夏启设官建邦、修明刑罚、祭祀祝祷、治国理政。这篇竹书共124支简，总字数近3000字。“五刑则”是《参不韦》的核心思想，其具体内容包括五则、五行、五音、五色、五味等五个方面，其中，五则又称“五德”，即礼、义、爱、仁、忠，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音即宫、商、角、徵、羽，五色即青、赤、白、黑、黄，五味即苦、甘、酸、咸、辛，属于战国时期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参不韦》论述“五刑则”的重点在于将其与职官系统相配，并具体规定了每个职官的职责，以此来指导夏启治理国政。如简文以“五行”与职官“司工、司马、征徒”相配，“征徒”一职未见于传世文献记载，据简文可知，其对应文献的“司徒”，这丰富了我们对先秦官制的认识^[16]
第十三辑	本辑整理报告共刊布《大夫食礼》《大夫食礼记》《五音图》《乐风》《畏天用身》等五篇竹书，均为传世文献未见的佚籍，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礼制、音乐以及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其中的两篇竹书再现了战国时期礼书的原始面貌，是散失的先秦礼书在战国竹书中的首次发现。《大夫食礼》与《大夫食礼记》这两篇竹书编连为一卷，分别有竹简51支与14支，前者记载大夫食礼中宾主、傧相的行礼仪节，后者记述行食礼过程中执事者行事的具体礼节，两篇相附而行。简文词句与《仪礼》相类，行礼的节次与《公食大夫礼》最为接近。《五音图》中央绘有一个五角星，其上角对应宫组音名，其他四角对应商、角、徵、羽各组，按逆时针方向依次分布。五角星图形由“宫—徵”“徵—商”“商—羽”“羽—角”“角—宫”五条连线构成，展示了五音生成的规律，其背后蕴含的思想是“三分损益法”，与《管子》《淮南子》等书记载的五音生成顺序相合。《乐风》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记载音律名称，后一部分性质尚难明确。《畏天用身》是一篇思想类文献，共17支简，内容完整，无缺简，围绕天人关系^[17]^[18]

相关研究

2008年7月15日，装载着竹简的塑料箱通过海关抵达清华大学，一开箱大家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品气味。据介绍，竹简在流转海外的过程中，持有者大概为了卖个好点的价钱，用竹片把竹简托起来，但是他们用的竹片没有经过消毒处理，搞得竹简上全是霉点。其后，专家们用最小最软的画笔洗掉霉点，把竹简泡入无菌蒸馏水里。在校方的支持下，还为竹简建起了恒温恒湿的保藏室。^[19]10月14日，由11位专家组成的鉴定组得出结论：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内容大多为前所未见的“经、史”类书。为了印证这一论断，2008年底，北京大学加速器质普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这批简中的无字残片标本进行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矫正后，得到的数据为公元前305加减30年，即战国中晚期之际。另外，专家还请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竹简残片的含水率做了测定，结果是400%，这是曾经在水中浸泡千年才有的结果，现代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19]

在鉴定会上，专家们就提出了缓脱水，快拍照的建议。对竹简拍照，最关键的是尽可能清晰准确地表现简的原来状貌，但在不脱水的状态下，要拍出不变形的照片，却是很大的难题。为此，专家与清华美术学院的摄影家们反复试验，终于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拍照后，专家们将简的数码照片投影于墙壁上，一枚一枚地依次试读。这样的读法有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一个是这批竹简久已散乱，大多数失去了原来的次序，折断的也没有拼合起来；另一个是竹简上的战国文字，久已失传，解读起来有很多障碍。专家们根据竹简长短，编绳位置，版式，字体和字符间距，竹简内容等对各种信息进行了综合分析，终于在竹简中找到了至少63篇书。自2009年9月以后，专家们根据已经选定的9个篇目，分头释读。每周，他们都要在研究所内开两三次研讨会，对释读成果进行汇报、讨论。^[19]

专家在清洗竹简时发现了写有“惟王五十年”字样的竹简，并通过排除法和后续发现这支竹简提到的王是在位五十年的周文王。竹简被命名为《保训》，长度和字体风格较为特殊。研究者找全了11支简并整理出内容，其中周文王在病重时向太子发（周武王）传授了来自前世的“宝训”，即教训，核心思想是“中”或中道。《保训》中通过讲述舜和微（上甲，商汤的六世祖）两个故事来阐释“中”的观念，强调它所起到的重要作用。^[20]

在释读“清华简”的过程中，发现了失传2000多年的《尚书》原本，竹简中的有些篇目虽然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篇题也有不同，更多则是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尚书》是夏商周重要历史文献的汇编，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据传有一百篇。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尚书》大部分佚失，西汉初年，有学者费了很大的努力，整理出了28篇《尚书》，由于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尚书》。到汉景帝末年，人们在孔子住宅的墙壁中发现用先秦文字写成的《尚书》多篇，称为古文《尚书》，可惜后来在社会动乱中再度失传。东晋时期新出现的《古文尚书》，后被证明为伪书。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尹诰》，事关商朝重臣伊尹，曾经在《礼记》中被引用过。传世的伪古文《尚书》收有该篇，又名《咸有一德》。根据“清华简”《尹诰》的内容，可判断它就是《礼记》所引用的原本，而伪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一文则可判定为伪作。此次出土真本，可以确证现存的古文《尚书》确是伪作。^[19]

“清华简”中《楚居》篇详细记载了楚国起源、楚王世系及历代楚王定都地点。《楚居》简的长度将近半米，在“清华简”中是较特殊的一篇，所述内容与楚国历史密切相关。战国时期《世本》一书，记载了从黄帝以来到春秋时诸侯列国的氏姓、世系、居(都邑)、作(制作)等内容，可惜早已流散。此次“清华简”中《楚居》篇，体裁与《世本》“居”篇有类似之处，因此整理小组把它暂定名为《楚居》。《楚居》中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历代楚王的定都情况，为历史地理研究及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大量线索，必将推动楚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19]

自西汉以来，儒生们都认为灭掉黎国的是周文王，《尚书》中有《西伯勘黎》篇，《史记·周本纪》也是这么写的。而在“清华简”上的这首乐诗已经明确，灭掉黎国的是周武王。根据竹简记载，周武王八年，武王征伐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席间，武王和周公留下了两首乐诗。同时周公所作的《蟋蟀》一诗可以与《诗经》中的《蟋蟀》一诗对读。现代人解读《蟋蟀》这首诗，大多是说，《蟋蟀》是西周晚期的民歌，用来讽刺晋僖公。大意是政府劳役过重，劳苦大众借诗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满。根据“清华简”中的记载，周公在“饮至”典礼上喝酒时，听到了蟋蟀的叫声，于是作了《蟋蟀》一诗，表达的是打仗胜利后，对将士的慰问之情，大意是“一年快过去，你们很累了。不过不要太喜乐，因为还要准备更多的事情”。^[19]

2009年，清华大学宣布，经过几个月来清理保护、初步释读及研究工作，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片）；同时，清华简目前发现的一些内容珍秘，在历史上久已失传。其中，整理出来的第一篇简书《保训》，是过去没有人知道的；周武王时的乐诗，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21]

2010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出版，2011年1月5日，首批成果正式发布，包括9篇文献，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其中，《尹至》、《尹诰》两篇述夏末商初之事，《程寤》、《保训》、《耆夜》三篇内容属商朝末期，《金縢》、《皇门》、《祭公》为周朝史事，而《楚居》讲述了楚国历史。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认为首批文献有五大学术贡献：重现了《尚书》及类似典籍、澄清了一些学术史上长期争论的疑难、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周代诗篇、复原了楚国历史及地理、提供了古文字特别是楚文字研究的珍贵材料。^[22]

2011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出版，收入已经失传2300多年的历史著作《系年》，记，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将之命名为《系年》。《系年》一共有138支竹简，全篇共分为23章，记录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可能对《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订正作用。^[22]2012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出版，共收入6种8篇清华简文献，其中《傅说之命》三篇与东晋时期古文《尚书》中的《傅说之命》内容完全不同，由此证明东晋文人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系伪造。^[11]

2013年，清华简最新研究成果在京发布，其中《傅说之命》三篇与东晋时期古文《尚书》中的《傅说之命》内容完全不同，由此证明东晋文人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系伪造。此次报告所收的两篇西周时期的佚诗《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前者作于西周初年，类似于《周颂》，后者作于西周晚期，类似于《大雅》。《周公之琴舞》为周公及周成王所作，是一组十分珍贵重要的乐诗，由十首颂诗构成，堪与备受学者重视的《大武》乐章相比，其内容与周公还政、成王嗣位有关。《芮良夫毖》的作者是周厉王时的大臣芮良夫，该篇简文由两首儆戒性质的“毖”诗组成，如果以之作为一体来看，全诗长达180余句，这要比传世《诗经》任何《雅》、《颂》都更长些。诗的内容反映了西周后期政治腐败、外患严重的严峻局面，这些诗丰富了《雅》和《颂》的诗篇，表现出古诗的政治理念和教化意义，有助于打开经学研究的新局面。^[22]

2014年1月7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公布，整理出《筮法》《别卦》和《算表》3篇文献。其中的《算表》距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堪称最古老“计算器”，可计算乘法、除法以及开方，填补了我国先秦数学文献的空白。2015年4月9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公布，共整理出六篇战国竹书，其中《厚父》《封许之命》《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五篇竹书均为未见于传世文献的逸篇。^[11]

2023年12月10日，在清华举办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成果发布会上，公布的“清华简”新整理出5篇竹书，均为传世文献未见佚籍。据悉，其中的两篇竹书再现了战国时期礼书的原始面貌，是散失的先秦礼书在战国竹书中的首次发现。^[23]本辑整理报告共刊布《大夫食礼》《大夫食礼记》《五音图》《乐风》《畏天用身》等五篇竹书，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礼制、音乐以及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其中，《大夫食礼》与《大夫食礼记》两篇礼书编连为一卷，分别有竹简51支与14支，前者记载大夫食礼中宾主、傧相的行礼仪节，后者记述行食礼过程中执事者行事的具体礼节。此次研究还首次发现战国时期简帛文献中的音乐类文献——《五音图》《乐风》，为中国早期乐理体系以及先秦音乐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中，《五音图》中央绘有一个五角星，其上角对应宫组音名，其他四角对应商、角、徵、羽各组，按逆时针方向依次分布。五角星图形由“宫—徵”“徵—商”“商—羽”“羽—角”“角—宫”五条连线构成，展示了五音生成的规律。此外，《畏天用身》是一篇思想类文献，内容完整，围绕天人关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展开论述。简文宣扬人的主体意识，展现了战国时代积极进取的精神，为先秦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文献。^[24]

影响与价值

清华简中的许多史类文献也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为人们揭开了诸多历史谜团。例如，以《系年》《楚居》《越公其事》《郑文公问太伯》等为代表的篇目推进了秦人起源、楚国诸王居所、两周之际郑国历史等先秦史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思想史方面，清华简的内容更是包罗万象，不仅包括治国理政、阴阳五行、天人关系、辩证思想等思想理论，多篇易类、诗类、礼乐类、科技类等文献，创造了多个“之最”，例如“人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算表》、“最早的卦位图”《筮法》、“中国最早小说”《赤鸠之集汤之屋》、最长战国竹书《五纪》、长度最短的战国竹书《乐风》等。其中，总字数近4500字的长篇《五纪》构建了宏大而复杂的天人体系，凝结着先秦时期古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作者将星辰历象与礼、义、爱、仁、忠五种德行一一相配，并与之对应人事行用，涵盖礼仪祭祀、人伦德行、兵戎战事、生育繁衍等各个方面。^[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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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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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