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国式

洪国式（1918年-1960年），又名洪秀升、孙静远，辽宁省海城县人，中共党员，情报人员。^[2][3][1]

1938年春，洪国式考上重庆大学数学系，并结识了“中共重庆青年运动小组”组长李绍文。由此，洪国式成为党的发展对象，并积极从事学运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洪国式在董必武的指示下，赴上海组织学生与劳工运动。1947年至1949年间，洪国式在沈阳、北平、上海等地活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并与刘光典一起筹建情报站——“华石公司”。1949年9月，洪国式被派往香港。1949年12月，洪国式奉命潜入台湾搜集情报。1950年2月28日被保密局特务逮捕，随后，洪国式情报小组多名人员相继被捕。1960年，洪国式被杀害。此后，洪国式在台湾的经历，逐渐被组织上了解清楚。有关部门下发文件，将对洪国式的评价更正为“因公牺牲”。^[3][2][4][5]

早年经历

洪国式又名洪秀升、孙静远，1918年生，辽宁省海城县人。1938年春，洪国式考上重庆大学数学系，并透过舅舅的关系认识了“中共重庆青年运动小组”组长李绍文。当李绍文第一眼见到洪国式便认为他是“有为青年”，洪国式由此成为其发展的对象之一。入党后，洪国式积极从事学运工作，期间他不断研究共产主义，深化自己对信仰的认识，逐渐得到赏识。洪国式曾任一些地方党支部负责人、昆明青年招待所管理员、东北救亡会秘书处干事、四川绥定中学教员、重庆合兴公司、沈阳华石公司副经理等。洪国式入党时仅有21岁。此阶段的洪国式以青年学生为主要的工作对象，例如他曾在四川达县从事学运工作，“意图以失学青年办书店作掩护，传播革命种子和推进达县的民主运动”。^[2]

特工经历

1945年抗战胜利后，洪国式在董必武的指示下，赴上海组织学生与劳工运动。1947年至1949年间，洪国式在沈阳、北平、上海等地活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在沪期间，洪国式积极发展“同路人”，如华震、郭秉衡、邹曙、刘天民等人，并于1947年与刘光典一起筹建情报站——“华石公司”。^[2][3]

1949年4月21日，在解放军渡江攻击南京、上海之际，洪国式潜伏于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直至上海解放才返回北平。1949年9月，洪国式被派往香港，“研究日本南洋等地国外问题并学习英文，以候工作指示”。^[2]

1949年12月12日，洪国式搭轮舰来台，“从事情报及策反工作”。临行前，洪国式拟定如何在台湾发展中共党组织的策略，主要从三个部分着手进行：一是联络各方关系；二是建立完整组织；三是树立统一领导。^[2]

抵台后，洪国式运用既有人际网络，“将渡江时期，由东北、华东军区、冀辽热边区、晋察冀边区及北方局，乘国军溃退之机，零星来台不负工作之同志，加以联系组织，赋予积极任务”，计划以5个月的时间完成人际网路的恢复与建立新的交通网络。透过这些人际网络，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1949年12月中旬，地下党刘全礼通过父亲刘多荃与洪国式认识，通过刘全礼，洪国式获知了国民党部队改编情形、基隆与高雄两地要塞、炮台，全台驻军配置、战车数量等军事情报。此外，当洪国式自香港抵台后，曾试图接近国民党空军机械官杨文亮，因而受到国民党当局怀疑。为查明情况，由杨文亮和“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组员陈琦、包文有先后与洪国式接触。陈琦前后与洪国式在台北车站等地会面4次，两人相谈甚欢。“洪亦认陈为争取之对象，并决定赋予工作任务，遂表明其身份与所负之任务，并计划联络商人来往台港，以跑生意建立交通。”^[2]

1950年2月28日，洪国式被捕。“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令其请人来保释，进而逮捕郭秉衡、邹曙两人。随后，组织人员胡玉麟、钱汾、华震、刘天民、刘全礼等人相继被捕。洪国式情报小组毁于一旦。1960年，洪国式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并被肢解后抛入河中。此后，洪国式在台湾的经历，逐渐被组织上了解清楚。有关部门下发文件，将对洪国式的评价更正为“因公牺牲”。^[3][2]

洪国式父亲洪魁斌是东北讲武堂第一期毕业生，家中孩子除洪国式外尚有一兄长与两弟弟，洪家是当地有名的望族。^[2]

洪国式太太唐虹在抗战期间就读于四川同济大学，抗战胜利后跟随学校回到上海，同时也担任学运工作，两人于1947年9月在上海登报结婚。1948年，仍就读于同济大学的唐虹，因策动上海各校的学潮而遭到逮捕，经逃脱后她到北平，转冀东而至哈尔滨，至此夫妻二人便没有再见过面。唐虹日后在回忆两人的相处时提到：“洪国式我也见得不多，他一年到头在家待不了几天，那时他们做什么事也不和我讲，因此真的不了解情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