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沈志华，1950年出生于北京，中国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周边国家研究院院长，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资深研究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1]

沈志华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初中毕业于北京四中。文革期间曾在海军航空兵部队服役，^[2]1971年因故复员，后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作。1979年，沈志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攻读硕士^[3]，初学非洲史，后跟随齐世荣学习苏联史。1982年，沈志华因“泄露国家重大机密罪”被捕入狱，于1984年出狱。出狱后的沈志华在天津、河北等地工作，后南下经商，直到1993年。这期间沈志华投资出版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书。1993年沈志华重返学术界，从事苏联史、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并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学术著作及学术活动。^[4]1996年，沈志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5]，此后又受聘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一流高校。2005年，沈志华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2018年，被太和智库聘为高级研究员。^[1]

沈志华长期从事苏联史、中苏关系史、冷战史研究。1994年开始，沈志华前往俄罗斯、美国，自费搜集苏联时期档案，共花费人民币140多万元。沈志华将搜集来的档案整理、翻译、出版，先后发表论文一百多篇，撰写、主编多种著作、档案集，在学界有较大的影响力。^[4][6]

1950年，沈志华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干部家庭，1966年初中毕业于北京四中。1968年，沈志华参军入伍，在海军航空兵地勤部队担任机械师，是师里的技术尖子。^[7]1971年，沈志华被诬告杀人，从部队复员，后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作。1973年沈志华参加高考，报考清华大学并取得了第一名，但因时代因素没能被录取，反而因此遭到受批判，于是改学社会科学。1976年，在工厂党委宣传科工作的沈志华因反对“四人帮”被捕，恰逢唐山大地震而被释放，并于1977年底被平反。^[4][8]

1978年，沈志华报考并考上了新华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公职，在父亲的建议下选择了社科院。当年底，沈志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9]，次年又考上了社科院的硕士研究生。沈志华起初被安排学习非洲史，后在社科院世界史所所长朱庭光的建议下改学苏联史，师从齐世荣。研究生期间沈志华发表了七八篇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论文，并于1982年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4][8]

1982年沈志华毕业答辩前夕被警察逮捕，因““泄露国家重大机密罪”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沈志华在狱中对自己的学位论文进行扩充，希望将其写成一本书，并完成了大纲。这本书即《新经济政策与苏联社会化道路》，于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沈志华出狱，由于被开除学籍、公职，只能自谋生计。沈志华先后在天津大邱庄和禹作敏兴办过生态农场，在河北霸县开过工厂。^[4][8]

1985年春节，沈志华南下深圳学习经商，由于学习能力强，很快便做到了管理层。沈志华做过进出口工作，曾一个人前往云南山区收购辣椒干，也曾在中外合资公司里工作过。1988年，沈志华到一家黄金饰品公司工作。在经商期间，沈志华仍关注历史研究及历史学发展。沈志华曾投资并组织编写了文白对照全译系列的《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取得了较大成功。沈志华的从商经历为其积攒了大量财富，也为其之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经济基础。^[4][8]

1993年，沈志华离开商界，重返学术界。沈志华创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用以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以及资助学术会议的举办。1994年沈志华在深圳组织了一次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旨是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在会议上他做了一个主题为“要靠档案重新振兴苏联史研究”的发言。此时苏联解体，大量档案外流，沈志华认为应趁此机会获取原始档案用以研究。会后沈志华找到了社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王忍之^[10]，经过讨论，双方商定由社科院在内部将此作为重点立项，提供一切所需要的手续，而购买档案所需的所有资金由沈志华提供，并由他全面负责主持这项工作。1995年沈志华前往莫斯科，经过两个多月的搜集，带回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档案。沈志华组织翻译与编辑队伍，将档案进行翻译整理，花了七年的时间编成了一套34卷的《苏联历史解密档案选编》。沈志华还和妻子李丹慧从美国、中国内地收集了大量的史料。对于这些档案沈志华采取完全公开的方式。沈志华自费将自己所收集的档案复印了一套送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并将这些资料制作成光盘交给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条件是让大家自由查阅。^[4][8][11]

回到学界的沈志华选择苏联史、中苏关系史、国际冷战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先后发表论文一百多篇，撰写、主编多种著作、档案集。1996年，沈志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这对于一个无学历，无编制，无单位的“三无人员”而言是破天荒。 沈志华1997年又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后又被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机构聘为兼职教授、兼职研究员、名誉研究员等。^[5]尽管拥有诸多头衔，但这些头衔都是“兼职”“荣誉”，直到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聘请沈志华为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2018年，沈志华被被太和智库聘为高级研究员。^[12][11][1]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周边国家研究院院长，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资深研究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1]

沈志华致力于中苏关系史、国际冷战史领域，先后发表论文一百多篇，撰写、主编多种著作、档案集。就个人研究成果而言，他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被认为是“国内研究朝鲜战争的一个新的起点”；“以大量丰富而可靠的档案文献和适量的口述史料，对长期无人知晓、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和正反颠倒的重大史实作了澄清、填补和纠误……”他本人被评价为“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 更有学者认为，沈志华和他的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他代表着当代历史研究的一种民间化趋势。他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都有别于历史学界因袭的从概念出发，以结论剪裁史料的弊病，重新回归到从材料出发、就史实发言的本源。^[13][1]

沈志华在其现代史的研究过程中，主要依靠依靠不断发现新的档案。他认为利用档案、 探寻历史真实要“竭泽而渔”， 全面收集资料并进行对比研究；避免“选我所用”。对比其他当代史研究者， 沈志华以新挖掘的档案史料为基础， 其所用原始档案， 并非传统档案史料， 而是未公布的一手资料。^[14]

沈志华不满足于现成的结论， 不是从既定和先验的结论以及概念出发， 而是从档案史料入手， 重建历史事实， 然后得出自己的分析， 这从方法论上对那些传统的党史研究套路造成了冲击。^[15]

沈志华不否认口述史料的重要功能:其一， 当事人的描述能够起到帮助研究者解读文件的作用；其二， 没有口述档案而仅靠纸质档案， 历史的链条是连不起来的， 当事人口述档案可以在档案文献缺乏的情况下， 填补历史链条的空白；第三， 口述史料可以弥补档案文献的缺乏。^[16]

沈志华的大量论著中多次利用当事人回忆录和采访录， 这是沈志华收集研究冷战国际史史料的又一个重要方法。沈志华的著作中利用的档案形式多种多样， 包括电报、报告、会议纪要、速记记录、工作记录、信函、文本条约、决议草案等等。沈志华认为，这些文件是同等重要的，但在使用时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而区别对待， 对不同形式的档案按层级进行划分。^[16]

沈志华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其父初中毕业即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母亲在西安事变时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也来到延安。两人主要负责锄奸以及保卫等相关事宜，新中国建立后两人被分到了公安部工作。母亲担任公安部某处处长，父亲担任公安部劳改局的副局长。^[17][18]

沈志华的妻子李丹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并担任《国际冷战史研究》主编。发表中苏关系史、当代中国外交史和冷战史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毛泽东与中苏分裂，1959-1973》、《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等多部著作。^[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