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伯宇

段伯宇（1904年7月9日—1998年9月23日）原名段宇，字豁如，河北蠡县人，河北大学医科、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毕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1]

段伯宇在中学期间参加了天津的“五四运动”。^[2]1930年因参加进步活动被被山西军阀阎锡山通缉^[1][2][4]1934年11月，段伯宇出任中国国民党第142师第725团上尉军医。^[1]1936年9月因宣传抗日思想被免职后于保定赋闲。次年出任第32军中校军医，派干部训练班服务。^[1]1938年6月，段伯宇赴延安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4]12月因干部训练班解散于重庆赋闲。^[1]1939年，段伯宇进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工作并出任中校视察员。^[5][1]同年底因支持中国共产党被关禁闭。^[4]1943年10月，段伯宇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特七期，^[6][2]1946年4月到“军务局”就职。^[3]1947年担任“军务局”少将情报科长。^[5]6月兼任“国防部战地联络组”视察官，月底调兼国民政府主席特派战地视察第1组视察官。^[1]1948年5月，段伯宇升任“总统府”第3局少将高级参谋。^[1]同年借病脱离“军务局”，到上海集中全力做军运工作，^[6]11月，段伯宇参加贾亦斌组织的“干沿河会议”并定下“武装起义”的目标。^[5]1949年春，段伯宇获取国民党江防地图并最终上报到“三野”。^[3]3月，段伯宇先后策动预备干部局训练团第1总队、伞兵第3团、江苏省保安总队、辎重汽车兵第2团等部起义。^[1]10月1日，段伯宇登上天安门前的观礼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7]后历任政务院外交部工作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行政处处长兼党支部书记、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兼亚非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8]1987年10月离休，^[1]1998年9月23日，段伯宇在北京逝世。^[3]

段伯宇为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4]到1948年冬，段伯宇联系和约定准备参加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计有10万余人，分布在芜湖、南京、常州、上海、杭州等区域。为了阻碍“国民党国防部工兵第四团”撤往广州，段伯宇等人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办法，使国民党南调部队无法通过。^[4]

1913年，9岁的段伯宇在天津觉民小学学习，随后上了觉民中学。在中学期间，段伯宇参加了天津的“五四运动”，当童子军的队长，带领同学贴标语、发传单、纠察日货，并因此被学校勒令退学。后来段伯宇留法勤工俭学未成，投考黄埔军校未成，只得遵从父亲的安排考入河北大学学医。上学期间，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戴培元，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段伯宇在学校积极参与组织学生运动，带头请愿、罢课，驱逐反动校长。^[2]

1930年7月，段伯宇大学毕业后与友人刘静波合伙在太原开办颐和诊所，^[1][2]他还筹办了一个书店，出售进步书籍，^[2]被山西军阀阎锡山通缉。^[4]1934年11月，段伯宇出任中国国民党第142师第725团上尉军医。^[1]1936年，段伯宇在保定开办进步书报社，宣传抗日救国主张，^[2]9月，因宣传抗日思想被免职后于保定赋闲。^[1]1937年8月，段伯宇投奔河北民军当宣传员。^[1]9月，日军占领保定，段伯宇率领数人赴太行山投奔八路军未果，^[4]11月出任第32军中校军医，派干部训练班服务。^[1]

1938年6月，段伯宇借口探亲请假转道西安赴延安，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并提出入党申请。8月初，段伯宇回到长沙32军集训地。该军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王兴刚约他谈话，段伯宇汇报了延安学习的经过，并再次提出入党请求。不久，段伯宇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聂洪钧同志领誓，^[4]在岳麓山腰小土地庙前举行宣誓仪式。^[2]同年12月，因干部训练班解散，段伯宇于重庆赋闲。^[1]随后，他奉命辗转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受周怡单线领导。^[2]

1939年春，段伯宇通过时任“军委会战地党政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的李济深帮忙进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工作。^[2][5]因位置重要，受到周恩来接见，被指示留在重庆，做好长期潜伏的准备。^[5]同年3月，段伯宇出任“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校视察员。^[1]

1939年底，段伯宇参加了“战地党政委员会”组织的视察团，赴山东、河北等地，调查国共摩擦情况。段伯宇亲眼目睹了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摩擦，搜集了不少确凿证据。被“战地党政委员会”新任“秘书长”斥责为“吃国民党的饭，为共产党说话”，并被关禁闭。^[4]

1939年，因周怡在返回延安汇报工作途中车祸牺牲，段伯宇与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失去联系。^[2]

1943年10月，段伯宇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特七期，^[6][2]1946年3月，蒋介石以校长名义到陆军大学主持毕业典礼，段伯宇受到蒋介石召见。^[6]4月初，段伯宇到“军务局”就职。^[3]同年5月，段伯宇得知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进驻南京梅园新村，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便想方设法与代表团取得联系。^[6]1947年春，段伯宇担任“军务局”少将情报科长。^[5]6月兼任“国防部战地联络组”视察官，月底调兼国民政府主席特派战地视察第1组视察官。^[1]1948年5月，段伯宇升任“总统府”第3局少将高级参谋。^[1]同年借病脱离“军务局”，到上海集中全力做军运工作，^[6]11月底，段伯宇参加贾亦斌在南京上海路干沿河的家里举行的“干沿河会议”，在会上定下“武装起义”的目标。^[5]

1949年2月，段伯宇恢复党组织的关系，同年春，段伯宇去看望汤恩伯的参谋长，趁该参谋长临时出去的空当，段伯宇将国民党江防地图全都背了下来，随即迅速转告地下党员艾毅根，由他再报告给了“三野”。^[3]3月，段伯宇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先后策动预备干部局训练团第1总队、伞兵第3团、江苏省保安总队、辎重汽车兵第2团等部起义。5月12日在上海迎接解放。^[1]10月1日，段伯宁登上天安门前的观礼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7]同月担任政务院外交部工作人员，11月进入军情部武官班受训。^[1]

1950年5月，段伯宇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行政处处长兼党支部书记。1953年7月调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1956年9月考入中国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58年7月，段伯宇党校毕业后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1960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亚非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学术秘书，中国亚非学会副秘书长。1964年8月，调任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党支部书记。^[1]1983年6月，段伯宇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1986年3月当选中国亚非学会理事、顾问，次年10月离休，^[1]离休后仍与在中国台湾和海外的战友故旧通信联络，为祖国的统一继续努力。^[5]

1998年9月23日，段伯宇在北京逝世。^[3]

1948年9月，国民党军10万余人在济南战役中被歼灭，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体系开始崩溃。1948年11月，段伯宇应时任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贾亦斌之约商讨起义，到1948年冬，段伯宇联系和约定准备参加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计有10万余人，分布在西起芜湖、南京、常州、上海，东至嘉兴、杭州的区域。^[4]

为了阻碍“国民党国防部工兵第四团”撤往广州。段伯宇等人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办法，表示服从命令向广州撤退，但实际上一再拖延调动。他们根据当时国民党军事运输紧张的形势，将工兵团3个营用逐次移防的办法散布在浙赣路千里铁路线上。这些笨重的筑路机械设备和机车车辆在铁路上形成障碍物，千方百计造成铁路堵塞和交通瘫痪，使南调部队无法通过。^[4]

段伯宇兄弟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蒋介石评）^[9]

段伯宇参与组织的国民党部队起义及配合解放工作，为解放战争胜利贡献了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段伯宇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埋头工作，在外交、党建、对台工作和科学研究事业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邢台市信都区发展和改革局官网评）^[4]

段伯宇参与组织了震动中外的国民党预备干部总队、伞兵三团等部起义，有力支持了渡江作战和宁沪杭地区的解放，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学习时报》评）^[10]

资料来源^[12][6][2]

1948年9月，国民党军10万余人在济南战役中被歼灭，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体系开始崩溃。1948年11月，正在军务局上班的段伯宇突然接到时任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贾亦斌的电话，约他到家中商谈。大家认为国民党失去民心、败局已定，不能和其同归于尽，商议在南京发动暴动。段伯宇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十分同情同学们的义举，但我们能调动的部队无几，南京有重兵驻守，我们的行动无异以卵击石，如暴露了自己，则非常不利。第二，我们要反蒋，是革命行动，但绝不能盲动，应当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搞。第三，我们要掌握武装，积蓄力量，待机行动。段伯宇的意见得到参会者的赞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