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原子百科 死亡教育，也被称为临终教育，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如教育、咨询、训练等，帮助人们理解死亡、接受死亡、面对死亡的过程。死亡教育包括死亡的本质及意义，对死亡及濒死的态度、处理及调适。[1][2]其内容涉及生死的定义、本质与尊严，疾病、衰老与灾难等死亡基本形式，生命末期的临终关怀与安宁疗护，亲人身后的殡葬祭祀与生命文化，亲人离世后的居丧与悲伤，自杀与自杀预防等。[3]
死亡教育兴起于西方世界，1955年，诗人T.S.艾略特提出死亡教育与性教育同样有必要。[4]美国的死亡教育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公立学校正式展开死亡教育；英国的死亡教育从幼儿园开始，2013年，英国已经有550所幼儿园开始死亡教育；日本的死亡教育开始的时间大致与美国相同，而且也注重该课程在小学阶段的开设；德国的死亡教育是让孩子们直面人生和社会的阴暗面。[2]
1988年，中国建立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1992年，崔以泰、黄天中出版了《临终关怀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主张“直面死亡”。[5]1997年，中国医学院校编著的第一本关于死亡教育的教材《人的优逝》出版。[4]2005年秋天，山东大学选修课开设《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4]2012年5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推出了职业培训课程《生命教育导师》，[6]2017年，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中国将临终关怀、舒缓医疗、姑息治疗等统称为“安宁疗护”。同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启动安宁疗护试点工作。[7]2021年，凤凰卫视播出了路桂军的专访节目《我给自己办葬礼》，节目里对公众普及死亡教育，让人们学会直面死亡。[5]截至2023年，中国安宁疗护三批试点工作已覆盖30个省份，从城市到农村都有安宁疗护试点。中国设有安宁疗护科的医疗卫生机构超过1000家。[7]
死亡教育不仅仅是关于死亡的知识传授，更是一种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的引导。死亡教育目标是带给社会更多温暖，令人们更加正视生命。通过死亡教育，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义，找到内心的安宁，提升生命的质量。[1][2]
定义
死亡教育，也被称为临终教育，简言之即通过如教育、咨询、训练等方式，帮助人们理解死亡、接受死亡、面对死亡的过程。是以一种对死亡、对生命的反思，指引迷惘中的人们思考“何以生、以何生”的问题。[1][2][3]
基本内容
在我国，受到传统文化中“讳言生死”的影响，人们也倾向于将死亡教育称作生死教育。死亡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生死问题，让学习者在死亡认知、死亡情感、死亡价值及生死问题处理能力等几个方面得以完善。死亡教育从不同层面（如心理学、精神、经济、法律等等）增进人们对死亡的意识，包括死亡的本质及意义，对死亡及濒死的态度、处理及调适。其内容涉及生死的定义、本质与尊严，疾病、衰老与灾难等死亡基本形式，死亡恐惧、濒死体验、死亡态度与临终心理等人类面对死亡的主观意识，安乐死、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等死亡优化，生命末期的临终关怀与安宁疗护，亲人身后的殡葬祭祀与生命文化，亲人离世后的居丧与悲伤，自杀与自杀预防等等。[2][3]
各国发展
美国
美国国家的死亡教育，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平息，和平生活再次走入正轨之后。陆续出版了一些著名的研究类著作，如1959年美国死亡学先驱赫曼·菲尔德的《死亡的含义》，1977年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勒威顿的《死亡教育范围》等，对这一学科和教育奠定了基础。[2]1974年，美国建立首家临终关怀医院，[5]同年，美国开设“死亡与死亡过程”等课程的大学学院有165所；中学程度以上有关死亡教育的课程达1100门以上，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公开课，在互联网上点击量过亿。[4]1986年，美国将临终关怀被纳入医疗补助计划。[5]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公立学校正式展开死亡教育，开始这一教育的起因，主要是基于社会犯罪和滥杀情况严重，电视和媒体对暴力行为的渲染以及儿童尝试自杀的现象增多等等。[2]
英国
1967年，英国创建世界上第一家现代临终关怀院。[5]英国的死亡教育从幼儿园开始，2013年，英国已经有550所幼儿园开始死亡教育。[2]
日本
日本的死亡教育开始的时间大致与美国相同，而且也注重该课程在小学阶段的开设。在日本，死亡教育与人生教育联系在一起，课程从生命的起始、成长到结束，也包括教导儿童正确面对失亲的痛楚。在这样的课程里，日本的老师们主要是以积极的精神，教导学生要有健康和乐观的人生观，把握现在，不惧怕疾病和死亡，在人生道路的艰难时刻要避免自绝行为。[2]
德国
德国的家长与老师们却另辟蹊径，让孩子们直面人生和社会的阴暗面。[2]
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安乐死为焦点，拓展至临终关怀、殡葬管理等，死亡话题在中国引发讨论。[4]1988年，中国建立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1990年，天津医学院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病房。[5]1991年，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段德智开设选修课《死亡哲学》，开始在高校系统讲授死亡话题。[4]1992年3月，中国举办首届东西方临终关怀国际研讨会，同年，崔以泰、黄天中出版了《临终关怀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主张“直面死亡”。[5]1997年，中国医学院校编著的第一本关于死亡教育的教材《人的优逝》出版。[4]2004年起，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20多所高校开设了与死亡教育相关的课程，还开展了写墓志铭、参观殡仪馆等实践活动，但在中小学课程体系中死亡教育还缺位较多，只有少数学校开展了“写遗嘱”等形式的教育活动。[5]
2005年秋天，山东大学选修课目录中出现一门新课程——《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教师陆晓娅开设了选修课《影像中的生死学》。[4]同年5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推出了职业培训课程《生命教育导师》，其中指出：生命教育即是直面生命和人的生死问题的教育，其目标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活着。[6]2017年，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中国将临终关怀、舒缓医疗、姑息治疗等统称为“安宁疗护”，并将安宁疗护定义为“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 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同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启动安宁疗护试点工作，此后开设相关选修课的高校增多。在医学院校之外，在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专业学习中也会涉及安宁疗护相关知识。[7]
2019年，四川大学开始筹备、建设、规划生命教育课程，次年9月，四川大学正式采取线下授课的方式实施，课程起名为《生命哲学：爱、美与死亡》，成为中国首个将生命教育课程作为核心通识课的学校。在四川大学首批30门核心通识课当中，这门课的推荐率排名第二。[6]据教育部2020年底公布的消息，中国已建设《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生死学》《死亡的社会学思考》等50余门视频公开课与精品资源共享课，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广州大学等部分高校开设了死亡教育相关课程，除了理论知识的教授，写遗书、立遗嘱、参观殡仪馆等课外实践形式也逐渐加入到教学当中。[4]2021年清明节晚上，凤凰卫视播出了路桂军的专访节目《我给自己办葬礼》，路桂军解释了为自己举办“葬礼”的缘由，那就是：对公众普及死亡教育，让人们学会直面死亡。[5]截至2023年，中国安宁疗护三批试点工作已覆盖30个省份，从城市到农村都有安宁疗护试点。中国设有安宁疗护科的医疗卫生机构超过1000家。[7]
分类
一是消除恐惧。课堂上，老师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解释人类生老病死的规律，告诉孩子们死亡并不可怕，但生命是美好的，享受今天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2]
二是揭示生命的意义。学校会组织孩子们到医院或殡仪馆里，请医生或是牧师讲解捐赠器官的重要性。这样的课程告诉孩子们，一个人的死亡并不是全无意义，他或者她的器官能够让另一些人得到生命的延续，因此值得活着的人表示尊敬。[2]
三是临终关怀。老师和医生会带领学生参加对老人和病人的照料，或是请他们讲述自己在祖父母去世前后，他们本身的经历。让孩子们体验每一人都应该而且有可能有尊严地走到生命的终点。[2]
开展方式
一是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比如，广州大学的《生死学》，山东大学的《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浙江传媒学院的《西湖生死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影像中的生死学》，华中师范大学的《死亡哲学十二讲》，等等，有系统的知识结构与教学目标、方法体系。[3]
二是将有关生死话题融入其他课程。比如，思想道德修养、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以及文学艺术中的生死主题，不妨称之为“融入式”死亡教育课。[3]
三是线上MOOC课程。借助爱课程、学堂在线、智慧树、优课联盟以及学习强国等平台发布死亡教育课程，面向中国学生开放。[3]
意义
死亡教育为教育奠定坚实的生命意识基础。教育所面对的是有生命的个体，而死亡教育的首要目的正是让学习者明确“生命终将走向死亡”，从而珍惜生命、热爱生命，树立正确的生命观。[3]
死亡教育能够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死亡教育旨在引导学习者树立敬畏生命、关爱他人的生命共同体情怀，在交往中坚持互助互让、减少纷争。再次，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死亡教育中引导学生重孝守礼、慎终追远，这将有助于传承好家风，也必将推动祭祀的传承与创新，从而推动民族文化的建设。[3]
死亡教育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实践。死亡教育旨在引导个体培养应对和处理生死问题的素养和能力，并能够有效地处理亲人离世，在亲人病程及临终阶段有效实施关怀与陪伴，从而提升其临终质量，推动健康中国战略下全生命周期健康的落实。[3]
作用
死亡教育让人们认识到死亡的价值。死亡是每一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具有重要意义。从临床医学角度来说，死亡可以帮助终末期解脱痛苦。从社会角度来讲，死亡对那些不可能逆转的严重失能、失智高龄老人来讲可以终止治疗，有利于节约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另一方面，死亡是自然界新陈代谢的方式。人类的进化是通过死亡与新生来实现的。通过死亡教育，可以让人们认识到这些价值。[8]
死亡能够帮助人们反思人生。死亡让人产生人生的迫切感，去思考当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需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避免利用有限的生命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从而能够扩宽生命的深度和厚度。还可以让人们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防止自伤或伤害他人。通过生死教育，让孩子们认识到生命的宝贵，认识到生命的价值，把握自己的人生。[8]
死亡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做好面对死亡的准备。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生命大限。如果没有死亡准备，那么在面对它的时候可能会惊慌失措，在决定医疗干预措施的时候，人们无法理性地做出选择。面对死亡的哀伤，也是一个死亡教育非常关注的内容，因为不恰当的哀伤，比如过度哀伤或者延迟哀伤，会对生者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8]
制约因素
课程地位边缘化。死亡教育课程既不是专业课，也不是必修课。这背后体现的深层问题是：死亡教育课程没有严谨的学科体系建构作支撑，也就自然无法被设置为学校基础课程。现在能够开出的死亡教育课程，都只是作为高校的通识选修课程之一，其受众面极小，且教学时间一般安排在晚上，其课外实践活动基本无法开展。[3]
家庭和社会教育主体缺位。一是家庭主体缺失。家庭是第一生死课堂，父母应该是子女的第一任死亡教育老师。但在许多家庭，生死问题是被回避的，就像笔者在选修课上，给学生布置书写遗嘱和撰写墓志铭的作业，也会有家长表示反对。二是社会主体缺失。目前，中国的死亡教育课程基本上没有社会主体的参与。[注1]社会上有许多行业和职业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生死，比如警察、医生、殡葬从业者等，他们都是理想的死亡教育师资。在国外，学校开设的死亡教育课程中，多会邀请校外的相关从业人员结合各自的职业对学生进行专门教育，并形成行之有效的“学校—社会”死亡教育机制。[3]
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除了少数专门课程之外，大多数死亡教育课程内容依照开课教师的兴趣或特长开设，随意性太强。对于那些融入式教学来说，死亡教育内容则被生硬地分割在不同课程中，比如，人们将生死认知归入思修课中的“生死观”教学范畴，而自杀及自杀预防则归入心理健康教育范畴，结果导致对生死知识的碎片化处理，使学生所获得的生死认知只能是一知半解，这不仅削弱了死亡教育的应有功能，甚至可能造成个体的思想混乱。[3]
课程缺乏连续性与可持续性。死亡教育应该是贯穿小学、中学、大学各阶段的全过程教育，而实际上，中国面临着两方面的困境：一方面，死亡教育还没有在不同教育阶段系统地展开；另一方面，缺少对不同教育阶段间死亡教育衔接性的关注与研究。在小学、中学与大学的死亡教育中，无论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都各自为政、彼此隔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死亡教育的不可持续性。[3]
相关事件
2018年，山东大学开“死亡教育课”，老师带学生旁观殡葬流程。死亡教育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命教育。通过死亡教育，让学生认识到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再反过来对事业、人生、社会有更丰富成熟的认知，更大意义上促进学生的生命成长。[9]
参考资料 9
- 生命之末，安宁之歌 — 瑞金二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死亡教育缺失 应告诉孩子如何正确理解死亡 — 人民网
- 这堂不可缺失的人生一课，我们准备好了吗? — 腾讯网
- 高校设置“生死课”:以死论生，启发学生“活出自己” — 百家号
- 生命教育:如何补上死亡教育这一课? — 百家号
- 生命教育:直面死亡才能更热爱生命 — 百家号
- 死亡教育何时成为必修课?对话《安宁疗护》教材主编邸淑珍 — 百家号
- 我们需要补齐生死教育的人生必修课 — 新浪财经
- 山东大学开“死亡教育课”，老师带学生旁观殡葬流程 — 环球社会
注释
- 截至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