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在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党的最高会议—“八七”会议上结合中国当时国情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即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这是由中国国情特点决定的。

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由中国国情特点决定的，即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无产阶级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惨重损失。国民党反动集团疯狂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制造“白色恐怖”，在一年时间里，杀害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牺牲。至1927年11月，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至1万余人。面对敌人的暴虐屠杀，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用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初步而又明确地回答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南昌起义，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同时，南昌城头的这声枪响，还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

8月7日，为了纠正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深刻指出，中央始终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甚至主动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中央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而受国民党恐吓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会议在讨论党的工作任务时，正式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

关于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八七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认为，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强调，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暴动必须互相结合，要注意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

在会议中，毛泽东专门针对军事斗争问题，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论断，是党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正确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1]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以说对中国有着深远的意义。这一著名论断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提出的。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没有救世主可以将幸福送给中国人，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治中国的病。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西方的公式，只能将中国越弄越乱，越搞越坏，结果只有死路一条。

确定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兴起了土地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之下，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反思“左”和右的错误教训，紧紧握住为人民打仗的枪杆子，从而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并最终用人民的枪杆子，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