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

杨苡yǐ^[注1]（1919年9月12日-2023年1月27日），原名杨静如，曾用晓黛、黑苓、宁以、杨静等笔名^[2]，出生于天津市，籍贯安徽盱眙（现属江苏），中国女翻译家、作家。^[1][3][5]

杨苡诞生于天津，8岁进入天津中西女校接受十年基础教育后，先后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3][5]1953年，成为首位为译作《Wuthering Heights》定名《呼啸山庄》的翻译家。^[5]1955年，出版译著《呼啸山庄》。^[5]1959年，出版儿童文学《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1]1960年起，任南京师院外语系教员。^[1]198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再版《呼啸山庄》，杨苡名声大作。^[5]1986年，发表怀念巴金夫人的文章《梦萧珊》，被《人民文学》杂志评为“读者最喜爱的作品”。^[17][5]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出版译著《天真与经验之歌》^[18]《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作品。^[5]

2013年，出版散文集《青青者忆》。^[19]2018年11月7日，在系列纪录片《西南联大》中出镜。^[7]2019年5月29日，获得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8]2022年，获得2022文都（榜样）力量“文坛经典力量”荣誉。^[9]同年11月，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出版发行，^[5]同年12月9日，该书获得“金牛·川观文学季”2022年度川观文学奖非虚构奖。^[10]2023年1月27日，杨苡去世，享年103岁。^[4]

杨苡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是西南联大的进步学子，是首创“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并使该译本成为经典的重要翻译家，是兼及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创作的勤勉写作者。^[3]她秉承“求真”的翻译理念，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在“信、达、雅”上下功夫，尽可能地维持原作语言特色、异域文化特色和写作风格，^[20][21]为推动中文与世界对话，传播文学经典做出贡献。^[3]

杨苡原名杨静如，五四运动同龄人，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同年，杨苡诞生于天津的一个不平凡的家庭。她的父亲杨毓yù璋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她出生不久，因病去世。^[17][5][22]

8岁时，杨苡进入天津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读书，接受十年的基础教育，中文和英文成绩都打下扎实基础。“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杨苡受家庭束缚不能出门参加游行示威，她给巴金写信倾诉内心的压抑，巴金回信引导她好好读书，使她受到鼓舞。^[5][22]

1937年中学毕业，杨苡考进南开大学中文系。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华北局势急转直下，平津高校纷纷南迁。杨苡与自己的同学们也成了“平津流亡学生”。^[22]1938年，杨苡前往昆明，准备入学由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接受三年大学教育。^[17][5]

杨苡在等待学校复课期间，结识沈从文先生并受他引导，开始阅读世界名著，写读书笔记，为翻译工作打下基础。西南联大复课后，杨苡进入外文系。她将学习、生活中的感受写信告诉巴金，得到巴金的开导。^[5]

大学期间，她和青年诗人赵瑞蕻相恋。1940年8月，他们在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事。一段时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在沈从文的劝导下，22岁的杨苡一边带孩子，一边从图书馆借阅大量书籍。^[5]

1942年，杨苡在重庆中央大学借读，同时担任助教。^[5]杨苡在学校图书馆读到《Wuthering Heights》，这本书正是她少女时代看过的《魂归离恨天》的原著，她再次被故事打动。当时，赵瑞蕻正在翻译司汤达的《红与黑》，受丈夫影响，她也动了翻译的念头。此前，梁实秋已翻译过这本书，书名译作《咆哮山庄》，但杨苡认为书名并不恰当。^[5]

抗战胜利后，杨苡和家人随中央大学由重庆迁回南京。^[22]杨苡一边教书，一边写儿童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但翻译《Wuthering Heights》的计划却一再搁浅。1953年，赵瑞蕻到德国任访问教授，杨苡独自带着孩子住在一处破旧房子里，房子外面就是荒凉的花园。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听着屋外的风雨声，杨苡灵感突至，确定《呼啸山庄》书名。靠着一本字典，杨苡谨慎翻译。一年后，杨苡完成这部译著。1955年，《呼啸山庄》由平明出版社出版，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小说走进中国读者的视野。^[5]

1956年，她奉派赴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亚学院讲授一年中国现代文学，次年回国后任《雨花》文学月刊特约编辑，并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尽管受到京沪等地一些文坛名家的肯定，但在江苏却很快就受到批判。有人说她的《成问题的故事》《电影院的故事》等儿童小说是为右派分子翻案，并丑化祖国的花朵。不过，与此同时，她的《北京——莫斯科》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儿童文学选》。1959年，她的儿童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获得建国十年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11]

1960年起，杨苡进入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从事教员工作。她先在公共英语组，后去英语组教英美文学名著选读。她当了六年教员后，“文化大革命”到来，她也开始长达六年的“靠边审查”。在接连不断的批斗声中，她译著的《呼啸山庄》就此销声匿迹。^[1][11]1972年4月，渡尽劫波的杨苡终于被宣布“解放”。^[22]她接着在南京师范学院当教员，先教泛读课，后又调到联合国文件翻译组，“解放”后的八年中相继四五次“换工种”。^[11]1980年，对杨苡而言可谓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间，她写出十年浩劫后国内第一篇巴金专访——散文《坚强的人》，被海内外多家报刊刊载；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呼啸山庄》，一版印刷35万册；她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她从南京师范学院退休。 ^[11]

时间自由后，杨苡开始编撰关于老朋友们的文章和书籍。1986年，杨苡所写的怀念巴金夫人的文章《梦萧珊》被《人民文学》杂志评为“读者最喜爱的作品”。一年后，杨苡又整理、编注几十年来从巴金那里收到的信件，出版《雪泥集·巴金书简》，收录书信六十封。^[17][5]心里的话变成纸上的文字，杨苡觉得生命没有浪费。^[5]1988年，她以诗人的才情译出的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备受读者的欢迎与喜爱，^[18][11]2005年，该作获得江苏省作家协会第二届紫金山文学翻译奖。^[23][24]同年，《三座大山》获得全国首届金陵明月散文大赛二等奖。^[11]20世纪90年代，从小喜欢艺术的杨苡，又翻译出《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作品。^[5]

2005年，巴金与世长辞，杨苡以深情的文字回忆他们的交往。^[5]2010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又增订出版《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收录二人书信六十七封。^[17]2013年，出版散文集《青青者忆》，这是她献给巴金的“好长好长的梦”。^[5][19]

耄mào耋dié之年，杨苡仍坚持读书看报，笔耕不辍。“翡翠年华”的故事，不断见诸报刊。^[1][5]杨苡始终达观，从未停止探索生活的乐趣。她对世事充满好奇，口头禅是“好玩哎”。为了纪念哥哥，2015年，杨苡携小女儿赵蘅主编的“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出版，一套6本，工程浩大，被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画卷中的独特一页”。在《魂兮归来》一书中，她以妹妹的视角，回望杨宪益的一生，怀念她此生“最崇拜的人”。^[5]

2018年11月7日，纪录片《西南联大》正式播出，杨苡在片中第三集《大学之大》出镜，讲述自己在西南联大的历史故事。^[25][26]2019年5月29日，杨苡于百岁之年获得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集大成于一身。^[5][8]

2021年5月29日，杨苡参与拍摄的纪录电影《九零后》正式上映，她在片中向观众亲口讲述有关西南联大的故事，回首在母校的求学时光，还原西南联大这所中国最传奇大学的本貌。^[6]2022年，经南京市作家协会推荐，杨苡获得2022文都（榜样）力量“文坛经典力量”，这也是“文都（榜样）力量”诞生三年来唯一一个“文坛经典力量”。^[9]同年11月，杨苡口述、南京大学教授余斌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由译林出版社推出。这是杨苡唯一的口述自传，也是一位女性的成长史，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一部个体见证下的百年中国史。^[5]12月9日，该书获得“金牛·川观文学季”2022年度川观文学奖非虚构奖。^[10]

2023年1月27日晚，杨苡去世，享年103岁。^[4]骨灰入海，是杨苡的遗愿。2023年3月27日，杨苡的骨灰由亲属及好友撒在其出生地天津海河渤海入海口。她留下遗嘱将生前的房产捐赠给南京市作家协会，房内家具、书籍、手稿、字画，以及花园中的石榴树、腊梅树、丁香树等全部遗物捐献给西南联大博物馆。^[27]

1940年春天，杨苡和家人到了昆明。那时，杨苡和大李先生（即巴金的三哥李尧林）关系暧昧，她一直等着大李先生履行约定到昆明相聚。她将西南联大的师兄赵瑞蕻追求自己的事写信告诉大李先生，恼怒于大李先生的回复态度，接受了赵瑞蕻的追求。暑假时，杨苡出现妊娠反应，赵瑞蕻第一反应是把孩子打掉。杨苡家人虽然不满意这门婚事，但奉子成婚已成事实。1940年8月，杨苡和赵瑞蕻登报宣布结婚，没有举行婚礼。在家人的支持下，杨苡生下长女，取名赵苡。^[13][35]

毕业前后那段时间，杨苡觉得自己的婚姻没意思，想过和赵瑞蕻离婚。但她终究没有走出那一步，因为在她的观念里，孩子是第一位的。^[36]尽管从翻译理念到性格、人生，杨苡和赵瑞蕻都有太多不同，但他们一直相伴到老，各自在事业上取得成就，育有三个子女。这段“志同道不合”的婚姻，一直持续到1999年赵瑞蕻去世。^[35]

杨苡认为翻译应遵循原文的语言特色，忠实传达出原作的写作风格和特色，一定要在“信、达、雅”上下功夫。“‘信’就是要尊重作者的文字，不能改来改去。”此外，分析杨苡译本后也发现，杨苡在翻译过程中采取多维的忠实性策略以确保还原原作的语言风格，即便给译文读者造成生硬印象也在所不惜，这也与杨苡“求真”的翻译理念相契合。受到“宁信而不顺”翻译思想的影响，杨苡在翻译《呼啸山庄》的过程中主要以异化策略为主、归化策略为辅，从而尽可能地维持原作语言特色和写作风格。此外，大多数有关杨苡译本的对比或批评研究，均指出杨苡偏向尊重原作的原貌，基本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如直译、直译加注等技巧，从而保留了原作浓厚的语言特色和风格。^[20]

在翻译过程中，杨苡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遵循于原文的语言特色。如在翻译艾米莉·勃朗特的诗歌《I am the Only》时，诗中有一节：First melted off the hope of youth（起初青春的希望被融化），Then Fancy’s rainbow fast withdrew（然后幻想的虹彩迅速退开），And then experience told me truth（于是经验告诉我说真理），In mortal bosoms never grew（决不会在人类的心胸中成长起来）。（Emily Bronte）（杨苡译）^[21]

原诗中，前三行都有连接词“first”，“then”，“and”，杨苡在翻译的时候，也按照原诗的格式，把这三个连接词翻译出来“起初”、“然后”、“于是”。另外在本节诗最后两行中，杨苡也是按照原诗的格式，进行原汁原味地翻译。^[21]

在翻译小说《呼啸山庄》时，也是尽量按照原文的语言形式进行翻译。如：“A sorrowful sight I saw： dark night coming downprematurely， and sky and hills mingled in one bitter whirl ofwind and suffocating snow。（Emily Bronte）我见到一片悲惨的景象：黑夜提前降临，天空和群山混杂在一团寒冽的旋风和使人窒息的大雪中。（杨苡译）原句是一句由非谓语动词和介词短语组成的句子，描写了一副阴森可怕的画面。中文基本是没有对等的句型用法的。杨苡的翻译是对原文结构、用词的复制，读起来更笨拙一点，但这也正清晰地表明杨苡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地遵循原文的语言结构。^[21]

杨苡在翻译过程中，另一个特点是传达原文异域文化特色。如在翻译《呼啸山庄》里的一段对话：“It’s a cuckoo’s，sir——I know all about it：except where he was born，and who were his parents，and how hegot his money at first。And Hareton has been cast out like anunfledged dunnock！”（Emily Bronte）“就像一只布谷鸟的一生似的，先生———除了他生在哪儿，他的父母是谁，还有他当初怎么发财的以外，别的我全知道。哈里顿就像个羽毛还没长好的篱雀似的给扔出去了！”（杨苡译）^[21]

其中“cuckoo”被杨苡直接翻译为“布谷鸟”，可能会让读者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把人比作布谷鸟。“Cuckoo”在英美文化里，是一个贬义的象征，因为布谷鸟把自己的鸟蛋下在别的鸟的巢里，但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的布谷鸟却是“报春鸟”，是中国乡间最有灵气的鸟儿。在文中，“cuckoo”也被用来讽刺哈里顿，但是中国读者可能还不大理解这个讽刺意味，而杨苡直接保留了“cuckoo”的英美文化含义，读者乍一看可能不大理解，但是等读者自己动手查出背后的含义，这种翻译则会大大拓展读者的视野，让读者领略不同的文化意向，体会不同的文化特色。^[21]

杨苡在翻译时还尽可能地传达原文作者的写作风格。如：And thoughts in mysoul were rushing（在我的灵魂里思潮进出），And my heart bowed beneath their power（我的心在它的威力下屈从）；And tears within my eyes were gushing（在我的眼睛里泪水如涌），Because I could not speak the feeling（因为我不能把感情说个分明）。The solemn joy around me stealing（就在那个神圣的、无人干扰的时辰），In that divine untroubled hour（我四周的严肃的欢悦悄悄溜进）。（Emily Bronte）（杨苡译）^[21]

在这一节诗的对比中，很明显杨苡仍然保持着勃朗特的女性风格。杨苡把“rushing”翻译为“进出”，把“tears withinmy eyes were gushing”翻译为“在我的眼睛里泪水如涌”，把“I could not speak the feeling”翻译为“我不能把感情说个分明”。这些短语词汇的翻译都体现了浓厚的女性视角，杨苡把勃朗特的风格翻译得恰如其分。从诗歌和小说两种体裁的翻译可以看出，杨苡尽可能地翻译出了原作者的写作风格。^[21]

1936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杨苡被母亲约束在家里，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跑出去办墙报、唱着救亡歌曲在游行行列中前进，一腔热情找不到出口。她觉得自己的家酷似巴金的那部《家》，她相信巴金能理解的她的感受，于是她按照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曾任该社总编辑）的地址寄出一封信，向从未谋面的作家讲述自己的苦恼。很快她就收到小密格子的信封装着的巴金的回信。信中，巴金称她为“静如”，落款是“芾甘”。像一个敦厚的兄长那样，巴金温和地鼓励她相信未来，说未来总是美丽的。管教甚严的母亲对女儿的往来信件都要亲自拆开“审查”，但她并不反对女儿与巴金的通信。“因为母亲要事先审查我们看的课外书，所以她也早就熟悉了巴金、冰心、庐隐这些作家。”由此开始，杨苡开始了与巴金及巴金一家后来长达69年的交往。^[54]

“大李先生”是巴金的二哥李尧林。^[55]巴金之上有二兄二姐，依照大家庭习惯，巴金称二哥李尧林为三哥。久而久之，圈里人也这样喊开了。经巴金介绍，她和大李先生开始通信。1938年阴历年三十晚上，“奉命通信”的杨苡收到了李尧林的第一封信，“很客气的，像一个长辈对晚辈随便说几句，淡淡的鼓励的话”。从第一次见面到杨苡去昆明念书，大概半年时间里，她收到了来自大李先生的四十多封信。她给巴金写信主要是说苦闷，给大李先生的就更流水账一些，包括吃了什么，到哪里玩，要看什么电影，遇到什么人，什么都汇报。与巴金的通信不同，与李尧林的通信却是“避着母亲的，连姐姐、哥哥也不知道。写好了信，按电铃叫来佣人，说是传给同学某小姐一封信，而信却通过同学转到李先生手里；李先生回的信，也被偷偷地藏在书里，成功地逃过母亲的检查。”^[54][56]

大李先生喜欢音乐，听唱片是两个人共同的爱好和秘密。有一段日子，每到下午一定时间，杨苡就会把房间里对街的窗户打开，在留声机上放唱片，并开到很大的音量。母亲对此不解，但无论在房间还是街上都发现不了什么。这是一个小女生和大李先生的秘密——大李先生每天都会经过这里，那音乐就是放给他听。大李先生经过时会朝楼上望过来，虽然他并不能看到杨苡。杨苡也不会站在窗前，只是远远地看他两眼。当时外面关于他们的相处已有一些风言风语，她对传言感到气愤，觉得那是对大李先生的污蔑和亵渎。要去昆明了，她抱着“昆明见”的信念和大李先生告别，不想大李先生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从始至终，他们连手都没拉过。^[54][56]

“文革”后，杨苡在巴金家里看到了大李先生保存的那些唱片。已把杨苡当成家里特殊一员的巴金的后辈想把这些唱片送给杨苡，杨苡只回答了一句：“什么时候我听这些唱片时不会掉眼泪，我再听。”而那些唱片，她再也没听过。^[54]

到昆明西南联大就读不久的杨苡，经巴金介绍认识了陈蕴珍，二人很快成为好友。因在好朋友当中排行“小三”的陈蕴珍，后来用“萧珊”作笔名，也成为外界熟知的、巴金此生爱过的惟一一位女人。有一天，已结婚的杨苡与丈夫赵瑞蕻突然被巴金和萧珊叫来吃饭，“那一天，我们俩一起在某个饭店吃饭，当时还有巴先生的一个同乡在。巴金一点就点了猪脑，陈蕴珍就笑，说，李先生一点就点猪脑”。回到家后，杨苡无意间回味了一下今天“突然的奢侈”和席间的气氛，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对先生说：“我怎么觉得他俩今天好像是订婚宴啊！”^[54]

每次去看望杨苡先生，都能感受到她的安静，同时也能感受到她的冲击。她能够安安静静地激励别人、鼓舞别人。她是批判的，更是令人尊敬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评）^[5]

杨苡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是首创“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并使该译本成为经典的重要翻译家，是兼及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创作的勤勉写作者。山河沦落时，杨苡先生不甘安守于家庭的庇护，怀着青春热血投身时代洪流与祖国同命运；家国康宁时，杨苡先生古稀之年以生花妙笔完成《天真与经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著作的翻译，依然满怀蓬勃意气。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到《红与黑》《呼啸山庄》，杨苡先生与兄长杨宪益、爱人赵瑞蕻共同推动中文与世界对话，使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里生根开花，成就了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一个奇迹。（中国作家协会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