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

杨沫（1914年8月25日^[1]—1995年12月11日^[4]），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小慧等，^[2]出生于北京市，祖籍湖南湘阴，^[1]中国当代女作家，^[2]文学创作一级。^[3]

13岁时，杨沫考入北京西山温泉女子中学，三年后因家道中落而辍学，先后从事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等工作。^[1]1934年，发表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之后以笔名“小慧”陆续发表多篇揭露日军暴行的短篇小说、散文等。^[11][12]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937年12月，到冀中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先后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冀中区妇救会宣传部长；1941年之后开始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在《挺进报》《黎明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任编辑，还曾担任《时代妇女》主编。1949年5月，任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1]1950年出版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1]1952年，调任中央电影局编剧，1957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1]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赢得声望和荣誉。^[11]

1963年起，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1967年4月，《青春之歌》遭到大规模批判。1969年2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杨沫被揭露为“假党员”，被迫写认罪书。1971年1月，正式恢复党组织生活。^[13]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4]从1980年到1992年，创作出《东方欲晓》《杨沫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芳菲之歌》《英华之歌》《杨沫文集》等作品。^[13]1995年12月11日，杨沫去世，享年81岁。^[4]

杨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15]她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16]她的创作以小说和散文为主，小说成就最为突出，^[17]以记录时代、^[18]贴近真实生活为特色，^[18]人物心理刻画细腻，语言生动流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17]其代表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19]2019年9月23日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成为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5]

1914年8月25日，杨沫出生于北京书香门第之家，但父母各自寻欢作乐，对她不管不顾。从小她却不得父母关爱，养成叛逆独立的个性。^[20][10]杨沫10岁时，家道日渐衰败。^[10]13岁时，她考入北京西山温泉女子中学，三年后因家道中落，半途辍学。^[1]1931年，杨沫为抗婚离家出走，走上社会。^[20][13]为了生活，她先在河北省香河县、定县等地教小学，后又在北京当家庭教师、书店店员。^[1]与北京大学学生张中行相识相恋并同居，怀孕生子。^[11]

从1933年起，杨沫在动荡的生活中开始接近地下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目睹或听到不少他们英勇斗争的事迹，并在他们的启发教育下，开始学习列宁主义。这些对她的思想和后来的创作都产生深刻的影响。^[12]1934年，在北京的《黑白》杂志上发表个人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这是她思想和感情升华的文字记录，是她创作生涯里第一个坚实的脚印。^[11]1936年，在上海的《中流》和《大晚报》副刊上，她还用笔名小慧发表过几篇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短篇小说。其中《怒涛》描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11]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12]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沫到晋察冀边区的冀中区参加敌后抗战工作，历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冀中区妇救会宣传部部长及冀中第十分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等职务。^[12]从此杨沫又开始了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11]1943年后，担任过《黎明报》《晋察冀日报》及《人民日报》的编辑或副刊主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她写了不少揭露日军罪行、鼓励群众抗战的短篇小说、散文。这些作品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多已散佚。^[12]1949年5月，调任北京市妇联宣传部副部长。^[13]

1950年7月，杨沫出版反映抗战生活和斗争的中篇小说《苇塘纪事》，描写抗日战争的一段经历；8月29日，前往上海治病。^[12][13]1951年9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烧不尽的野火》。1952年秋，在《新观察》发表中篇纪实小说《七天》；11月，调至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支部书记。1953年9月，前往通县田家府村帮助农村整改，参加蹲点，给农民群众讲解粮食统购统销政策。1954年春，结束农村蹲点，返回北京。^[13]1955年4月底，长篇小说《烧不尽的野火》完成，后更名为《青春之歌》；^[13]8月，开展“肃清胡风反革命分子运动”，杨沫担任文化部京沪调查组长，去南京、上海外调。^[21]1957年，转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7月，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素不相识的老大娘》。^[13]

1958年1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正式出版；10月，前往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1959年初，《中国青年》杂志发表郭开批评《青春之歌》的文章，引发全国展开讨论；^[13]同年10月，杨沫将小说《青春之歌》改编为同名电影搬上银幕，成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优秀影片之一。^[12][13]1960年，获得全国妇联颁发的“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12]1962年，调任北京市文联任作协筹委会副主席。^[13]1963年，到中国作协北京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并兼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分会副主席。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2]1967年4月，《青春之歌》再次遭到大规模批判。1969年2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杨沫被揭露为“假党员”，被迫写认罪书。1971年1月，正式恢复党组织生活。^[13]

在特殊的十年历史时期，杨沫经受干扰、迫害的同时，从1972年至1976年写成反映抗日战争的斗争生活，表现抗战时期党内的路线斗争以及知识分子锻炼成长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4][12]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22]

1979年12月，杨沫在《浙江日报》发表报告文学《是这样一个人》。^[23]1980年6月，发表《东方欲晓》第一部；9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替刘亚光辩解的文章《这个事情出现在正向四化进军的今天》；10月，发表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同年当选为北京市文联副主席。^[13]

1981年4月，赴美国参加国际女作家代表会议；10月，《杨沫散文选》出版。1982年8月，出版散文集《大河与浪花》；11月，《杨沫小说选》出版。1985年4月，出版传记文学《自白——我的日记》。1986年5月，出版长篇小说《芳菲之歌》；年底，为《小说林》擅自刊登《杨沫的初恋》一文向有关部门提出抗议。^[13]

1989年1月，杨沫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1990年10月，出版长篇小说《英华之歌》。1991年初，替徐明清写文章辩解；10月8日，《杨沫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小汤山召开。1991年春，杨沫因《梅开二度访杨沫》一文侵犯自身名誉权，将该文作者一纸诉状告上法庭，1992年11月，杨沫胜诉。^[24]1992年至1994年，《杨沫文集》出版。1994年3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写提案，呼吁改选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领导班子。^[13]

1994年6月28日，杨沫立下遗嘱，将《青春之歌》的版权、10万元稿费以及一批珍贵的手稿、文物全部无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25]1995年5月，写完最后一篇怀念胡开明的文章；同年12月11日，杨沫去世，享年81岁。^[13]

1931年夏，17岁的杨沫与刚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张中行相识。张中行（张玄）是1909年生人，自小家中包办，和农村女子订亲，17岁时已完婚。与杨沫热恋同居后，不久杨沫怀孕，张中行顿感生活压力加大，两人产生矛盾。1932年，杨沫独自去异地生下孩子后，将孩子寄养在当地，回到北平城，与张中行再次同居，生活拮据。^[10]

杨沫不愿困在后宅做家庭妇女，坚持外出工作，结识进步青年，倾向革命，与张中行在思想上产生分歧，二人争执不断。1936年3月，杨沫结识马建民，二人产生情愫。杨沫与张中行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杨沫已二度怀孕。1936年6月，杨沫回到北京，写信要求断绝关系，最后二人分道扬镳biāo；10月，杨沫与马建民结婚；11月，杨沫与张中行的女儿马徐然出生，马建民明知是张中行的孩子，但仍对她十分疼爱。^[13][26]1985年8月30日，马建民逝世。1989年9月，由双方挚友介绍，杨沫与李蕴昌结婚。^[13]

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外敌入侵，国内矛盾冲突加剧的状态。杨沫关注民族命运，勇敢地揭露社会问题，唤起民众。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是她创作生涯里迈出的第一部坚实的脚印，散文记叙了热南南部山地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记录了地主欺压农民的事实，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浮尸》《怒涛》《死与逃》《某家庭》也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写作的，虽然篇幅短小，但都直指当时的社会，用犀利的笔触描写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广大劳动者过着如地狱般的悲惨生活。^[18]

爱情是革命题材中不可缺少的主题，知识分子对于爱情一向有着浪漫的期望。《青春之歌》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和热捧，最主要的原因是小说延续了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小说讲述了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和三个男性之间的爱情故事。而在“十七年”时期的小说中，女性对于爱情的选择，通常体现出的是她们内心对待革命的态度，她们往往会为了革命而去牺牲爱情。杨沫在其小说《青春之歌》中继续沿袭了年代革命爱情题材小说中“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表现了女性知识分子对于男性革命者的追崇，但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它又明显超越那个年代其他革命题材的作品，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37]

杨沫深受鲁迅小说的影响，善于选取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侧面，从小处落墨，以小见大，用一件很小的事情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虽然杨沫写的是黑暗的社会以及人物的悲惨命运，但人们仍然能从中看到一丝曙光。如《浮尸》当中村里小学的李先生说：“介绍小三子出去的王老爷不是好人，他是专替日本人当走狗，骗乡下人到东北当劳工卖命的。日本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把中国人看得连狗都不如。小三子不一定真是出去修铁路。”《某家庭》中的结尾，炳儿对妈妈说的话，“爸爸是拿枪打日本鬼子去了吗？”以及《死与逃》中一个白胡子老头看到王老祥惨死的感慨“唉！鬼子、财主害得人好苦呀！叫人抽白面儿，叫人家败人亡一家败人亡”这些文字，在悲剧的气氛中，为作品添加了一丝亮色，让人们能够看到希望的曙光。^[18]

杨沫的小说与生活非常贴近，它有一种真实美和自然美，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 青春之歌》开篇时林道静的外逃，正是作家十七岁时，父母强迫她嫁给一个小军阀做姨太太，作家不从而逃至北戴河的生动写照。第十一章描写的大年三十夜晚，十几个青年在一个小房里的高谈阔论的情节，正是1933年大年三十晚上，作家与一些青年在一位吉林同学的住处相聚情景的重现。杨沫坚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她认为凡是写自己熟悉，感受体会较深的事物，会写得比较真实自然，也较能打动读者，凡是不熟悉的生活和斗争，譬如“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割麦斗争等，就怎么也写不好。杨沫主张“写生活”，但并不排斥艺术加工，从《三部曲》的营构中，也看到了杨沫编织故事的能力。^[38]

知识分子形象

《青春之歌》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形象的知识分子群体。由于阶级出身的不同，对人生所持态度的不同以及思想上的千差万别，他们所走的道路也是各式各样的，比如林道静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成功脱变，比如余永泽、戴愉就选择了保守或反动的道路。这些描写都紧紧围绕着林道静改造成长的主线，从不同侧面供托、深化作品的主题。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知识分子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跟着党干革命，献身于人民事业，才有光明的前途。同时从他们的发展和变化还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最终必将汇入争取民族和自身解放的时代洪流。^[37]

反映女性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东方欲晓》第一部讲述了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国破家亡的真实图景，以及在这环境下各个阶层各类人物，同时还描写了中日人民共有的苦难和友谊。全书仍然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人公，曹鸿远出生入死，往返于解放区、敌占区之间贩运药品，将满腔热血献给了抗日战争，柳明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在民族存亡的时刻，毅然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救国战场，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为人正直、在共产党员的感召下投身抗敌斗争的老教授苗镇宇、机智聪明的店员华兴、天真活泼的苗虹，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

反面人物形象

《青春之歌》中不仅成功塑造了卢嘉川、江华、林红这些英勇斗争、宁死不屈的优秀共产党人形象，同时也描写了一些容易动摇、沉沦甚至叛变的反面形象，这和对革命者的描写形成鲜明对比。比如《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戴愉。他们作为一种典型负载了作者的道德评判，衬托出正面人物形象。^[37]

除了正面人物，《东方欲晓》中对反面人物的刻画也很有力度，如大特务梅村津子很有性格特征，作者说她“既是女人，又是男人；既是中国人，又是日本人”，这个丑恶形象狠毒、奸诈、残暴。清朝皇室后裔大学生白士吾庸俗、自私、软弱，是可恶汉奸的典型，家庭的怂恿[yǒng]，梅村津子的勾引，更是他自身的弱点，使自己一步步走上令人唾弃的道路。^[18]

其它人物形象

《东方欲晓》中，除了正、反面人物外，还塑造了佐佐木正义夫妻和小吉芳子三位日本人形象，他们虽然在身份地位、性格方面悬殊很大，但他们具有共同的特点：憎恶战争，热爱中国，富于正义感，同情并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为寻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小吉芳子为了救出深陷囹圄[yǔ]的苗教授还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作者在她们的身上着墨不多，却令读者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实质，用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把日本人民与日本侵略者严格区分开来。^[18]

参考资料：^[1][14][13]

参考资料：^[13]

“在大浪淘沙的时代，杨沫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忠诚无畏的革命战士。她和笔下的青年革命者一样，确立了反抗与革命的志向，毅然投身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她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以这段“一生中最有意义、最为光彩”的经历，锤炼、造就自己，也为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当代作家、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评）^[16]

“杨沫的一生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福祉休戚相连，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献给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今天，我们正身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时代，要学习她坚定的理想、执著的信念和精神，承担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学习她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人民书写、为时代放歌的创作品质，努力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激发人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热情。”（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评）^[16]

红色经典《青春之歌》家喻户晓，成就了杨沫现代红色经典作家的地位。林道静、卢嘉川这些《青春之歌》中的人物曾经感染和影响了几代人。（《光明日报》评）^[39]

杨沫是一位有胆有识的作家。她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她的作品不务情节的铺排，不作人物的夸张，而是以广阔的视野，注视着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变化。描写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以人物的性格和多舛chuǎn的命运吸引读者，文章中充满着蓬勃的青春活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受读者喜爱和尊敬的作家之一。（《文艺报》评）^[40]

老鬼出版专著《母亲杨沫》

2005年9月，在杨沫去世10周年之际，杨沫的儿子、作家老鬼推出新书《母亲杨沫》，以该书表达对母亲的怀念。老鬼从小叛逆，与家庭的关系并不和谐，不过在母亲的晚年，他已经与母亲杨沫和解。《母亲杨沫》就是他在母亲逝世10周年时献给母亲的礼物。^[41]

杨沫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

2014年8月25日，为缅怀杨沫对中国文学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杨沫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座谈会上高度评价杨沫的文学道路、文学成就和在文学组织与领导方面的巨大贡献，充分肯定其小说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杨沫同志亲属和生前好友以及家乡汨罗市的代表，首都文学艺术界代表、文学爱好者等各界人士200多人出席座谈会。^[42]

2021年8月24日，杨沫之子马波在微博发文称，他代表家人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写信，对他们未能保管好杨沫的捐赠物品，导致《青春之歌》翻译本丢失，甚至还把杨沫遗嘱丢失非常失望。马波认为杨沫的著作权捐赠后似乎未得到应有的认真保护，他和哥姐三人一致拒绝中国现代文学馆再签捐赠协议的要求，且马波表示，希望通过协商收回母亲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版权。中国现代文学馆方则表示，杨沫遗嘱仍保存在该馆内。法律人士对此事发表看法，认为依据法律，赠与和遗嘱继承的撤销只能由杨沫本人实施，其亲属无法实施。^[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