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

李超（？-1919年8月16日），原名惟柏，又名惟壁，号璞真，广西苍梧县紫会村人，是中国近代女权运动先锋。^[1][2][3]

李超出身富裕家庭，少时聪颖，但父母早亡，无兄弟，两个姐姐已出嫁。按照当时的宗法制度，女子出嫁，无法承袭父母家产，由堂兄继嗣，掌管家业。1912年，李超考入设在梧州的广西省立第一师范，开始接受新思想。由于其堂兄想尽早占有其家产，公开反对李超到外地读书，匆忙为其择偶，并多次催促其出嫁。李超于1918年7月到北京，同年9月她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旁听，一学期后成为正科生。1919年7月，李超升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本科班学习，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届女大学生中的一员。不久，李超被校医确诊染上了肺病，先入首善医院调养，濒危时又转入法国医院。1919年8月16日下午她病逝。^[2][3]

1919年11月25日，胡适为李超写下了7000字的传记文章。1919年12月13日下午，她的追悼会在学校召开，参加的各方人士超过千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社会名流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学生领袖张国焘等在会上发表演说，陈独秀尖锐指出，李超之死“乃社会制度压迫之而死耳”。胡适写的《李超传》除了在会上散发外，还在全国各地报刊刊登。^[1][2][4]

李超出身于富裕家庭，少时聪颖，但父母早亡，无兄弟，两个姐姐已出嫁。按照当时的宗法制度，女子出嫁，无法承袭父母家产，由堂兄继嗣，掌管家业。1912年，李超考入设在梧州的广西省立第一师范，开始接受新思想。由于其堂兄想尽早占有其家产，公开反对李超到外地读书，匆忙为其遣媒择偶，并多次催促其出嫁。李超一次又一次反抗、斗争，入读北京女高师。但是堂兄并未放弃对她的迫害，除了断其经济来源外，还声称“李家无此逆女”，用断绝一切关系等手段，逼其就范。李超为了能继续读书，一方面省吃俭用，一方面参与多方活动寻求支持。到北京后，李超入冬就染上了肺病。1919年春，李超已沉疴不起，后经多家医院救治无效，1919年8月16日下午她最终病逝。在她病逝后，同学、同乡为她捐资封棺，停放在一间破庙内。^[3]

1919年11月25日，胡适为李超写下了7000字的传记文章。1919年11月30日下午，在石驸马大街，北京女高师从学校大门到礼堂之间，两旁树木和建筑物上都用素绢和白花装点，庄严而肃穆。在京的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与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的全体领导人、北京大中学校代表，以及社会各界千余名男女,不顾严寒，怀着沉痛的心情到北京女高师，深切悼念女高师学生李超。会场的东侧扎有彩棚，中央悬挂着李超的遗像，上有蔡元培先生题写的“不可夺志”四个大字；左右摆放着20多个花圈，送来的挽幛、悼文多达300余份。大会主席周家彦主持追悼会，全体人员向李超遗像三鞠躬后，宣读祭文。同乡李君报告李超简历和致死原因。然后，发起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依次讲话，梁漱溟、黄日葵、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张国焘和女高师学生孙继绪、陶玄等发言，会中还散发了胡适先生撰写的《李超传》和李超的照片。^[3]

追悼会后的第二天，即1919年12月1日，胡适将《李超传》发表在北京大学的《新潮》第2卷第2号上。《李超传》在全国各大报上发表后，掀起了“五四运动”后又一次学界波澜，直接影响到青年女子纷纷要求继承遗产、解除家长强迫的不如意婚约，以至于此后出台的《民法》亦规定，“除未满20岁的未成年人的婚姻行为，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之外，婚姻完全由男女双方自主决定，离婚条件平等，纳妾已属非法。”^[3]

1919年12月27日，北京女高师学生应福建旅京学生联合会邀请，在青年会演出以李超的遭遇为原型编写、排演的六幕话剧《恶家庭》。^[3]

追悼会后，北京女高师学生将李超的故事编成话剧，在北京天桥等处演出，演出收入用于创办妇女职业学校、妇女识字班等，相关活动持续数月。^[3][4]

李超去世后，其同乡整理了她的日记、书信、文稿等资料，辗转交到胡适等人手中，引发了胡适等人的同情与关注。胡适撰写长文《李超传》，将李超之死归结为旧式家庭压迫与传统宗法制度戕害的结果，指出《李超传》所反映的核心问题是女子不能被视为家族后嗣的问题，认为李超事件可作为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切入点，也可作为研究中国家产制度的资料。^[5]

在李超的追悼会上，陈独秀、梁漱溟等人以李超事件为引子阐述自身理念，女师大学生孙继绪发言，对男性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表达不满，呼吁实现男女教育平权。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从中心城市向内地扩展，李超成为女性解放运动的代表符号之一。^[5]

李超的追悼会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激起了反封建婚姻、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潮。李超的同班同学冯沅君（后成为著名女作家）等人带头与儿时订婚对象解除婚约，其他同学纷纷响应。^[4]

李超是中国近代女权运动先锋，相关事迹载入中国女权运动史册。^[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