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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或译《生死朗读》，德语：Der Vorleser，英语：The Reader），是德国法学家、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1944-）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是战后德国第二代作家表现第三帝国历史题材的代表作。[1]1995年，《朗读者》在德国出版。1999年，《朗读者》在美国畅销，在全球的传播与影响力进一步扩大。[2]
小说以主人公米夏的回忆展开，从一段“不伦之恋”说起。战后之初的德国，15岁的男孩米夏迷恋36岁的女性汉娜，为她朗读并与她交欢。两人的情爱仅持续一个夏天，汉娜便销声匿迹。数年后，作为法学院学生的米夏在一场法庭审判再遇汉娜，才知她曾是奥斯维辛的女看守，并推测出她的秘密：汉娜不会读写。且她愿不惜一切代价隐瞒一点，哪怕是揽下所有罪行。米夏因自己曾是一个罪犯的爱人而负疚，感到上一代的罪行与自身休戚相关却又无所适从，陷入反思历史的困境与对法律的怀疑之中。狱中汉娜借米夏的朗读磁带学会读写，脱离愚昧的她深刻意识到自身的罪行，在出狱当天的清晨上吊自尽。米夏十分悲伤。最终，他帮助汉娜完成赎罪的遗愿，将她的存款捐给帮助犹太人扫盲的公益组织。[3]
《朗读者》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通过讲述米夏与汉娜的情爱关系，牵引出关于历史、法律、人性等一系列深刻命题，开辟了一条走回历史现场、重构历史主体的文学路径，在德国反思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1]《朗读者》畅销全球，引发热议，被《明镜周刊》称作“文学事件”。[3]2008年，经原著改编的好莱坞电影《朗读者》风靡全球，获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等荣誉。[4]
时代背景
1989年两德统一，第三帝国与二战的历史逐渐远去，更多的人希望德国的发展能逐渐步入正轨。[5]德国人意图建立新的身份，塑造新的记忆文化。这也影响了文学的叙述方式，逐步探索战争的发生、发展与结果，个体在战争与历史中的作用与责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法律、道德与人性等问题。[6]
不同于长期以来德国反思文学作家，从亲历者的角度对第三帝国的罪行作出批判，如伯尔《无主之家》（1954）、格拉斯《铁皮鼓》（1959）、伦茨《德语课》（1968）等，90年代涉及相关题材的小说首次将目光转向普通人，审视其战时作恶者的身份与罪行。在这一时期，德语文学中也出现了“父辈文学”——作为战后第二代的子女，反思其父母在战时的所作所为。[5]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下，文学批评主张关注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经济与历史语境，逐步挖掘因话语规则与主流意识形态压制而未进入历史表述中的事件与话题。[7]因此，德国反思文学得以走出模式化的困境。在承认罪责的前提下，作者有权选择自身的言说方式，反思历史，书写罪恶历史所带来的伤痛。[8]
作者背景
施林克是法学博士出身，兼具法学家与作家的双重身份。43岁时他开始从事文学写作，将法学的思维、知识与实践融入其中，探讨“罪与罚”的主题，并对人性加以关照。既“塞尔伯探案”系列侦探小说之后，施林克开始尝试纯文学写作，《朗读者》应运而生。[9]
1992年，施林克前往洪堡大学教书。勃兰登堡门以东的柏林墙遗址，附近破旧的建筑仍是民主德国时期的景致。这为施林克的写作提供了灵感，于是他将《朗读者》第一部的场景设定于1958年的东柏林。[5]
作为战后第二代，施林克对68年德国学生运动中第二代与父辈划清界限的做法持批评态度，也意识到历史问题对于德国战后第二代人的复杂性和严肃性。[3]1995年，《朗读者》在德国经由Vintage International出版。通过小说创作，施林克试图讲述战后第二代如何面对大屠杀的历史，在其中应当担任什么角色。[5]
第一部[2]
1958年，15岁的学生米夏·伯格在正从学校走回家中，突然黄疸发作而呕吐起来。此时一位女士来帮助米夏，将他拥入怀中安抚，并送他回家。米夏康复后登门致谢。他不经意间窥探到女士穿长筒袜的动作，被深深吸引；而后米夏再次来到女士的公寓，两人发生了性爱关系。
在频繁的交往中，女士向米夏透露自己名叫汉娜·施密兹，36岁，是一名有轨电车售票员。两人在相处中达成约定：在做爱之前，由米夏为汉娜朗读。汉娜是一位专注的听者，她时而感动或嗤笑，时而愤怒或赞赏，并常常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交往期间，米夏为汉娜朗读了荷马《奥德赛》、莱辛《爱米丽亚·迦洛蒂》、席勒《阴谋与爱情》、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等作品。
两人的关系日渐紧密，除了在汉娜家，米夏还与汉娜在复活节出游，或带汉娜到自己家中。两人也不时发生激烈的争执，多是汉娜向米夏发难而不听他解释，具体为何却不得而知。恋情在甜蜜欢快的夏日之后，汉娜逐渐变得古怪。一日，她拒绝了有轨电车公司的升职机会，不辞而别。米夏四处打听无果，陷入长久的怅惘之中。
第二部[2]
六年后，作为法学院的实习生，米夏在一次涉嫌纳粹集中营罪行的法庭审判上见到了汉娜。汉娜曾是奥斯维辛外围死亡营的女看守，与其他四名女看守一同受审。她们被指控有两项罪责：其一，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挑选送入或送出的妇女囚犯；其二，在关押犯人的教堂遭受轰炸时并未开门，以致教堂里的几百名犹太妇女被活活烧死。控方证人是在这一事件中幸存的一对母女，她们将这一事件记录成书，作为指控的证明材料。
旁听的米夏感到十分震惊，与汉娜曾经的爱恋关系也让他难以置身事外，内心经历着挣扎。起初，米夏希望汉娜入狱，从自己的生活中彻底消失，同时他为自己曾爱上一个无情的罪犯而感到内疚；而后，随着庭审进一步深入，米夏心中充满困惑，无法再以超然的态度评判第三帝国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根植于人们心中的麻木不仁，不仅压迫着施害者与受害者，也压迫着审判者，压迫着所有人；而作为战后的第二代，应当如何面对与评述历史？难道就应当在惊愕与负罪中沉默下去吗？
那位幸存的女儿向审判长透露汉娜与其他女看守的不同：她从囚犯中挑选一些姑娘为自己朗读，免去她们的苦工，而后照旧将她们送走。其他女看守试图狡辩，将罪责推卸到汉娜身上，诬陷这一事件的档案报告是由汉娜一人所写。而汉娜十分慌乱，拙于自辩，一步步将自身置于不利的情势中。当法庭要求验证汉娜的笔迹，她却将罪名承认下来。此时米夏意识到，汉娜并不会读写，且她对此感到羞耻。为掩盖这一事实，她情愿付出一切代价。
得知内情的米夏对汉娜的罪行既理解又谴责，感到自身处在法理与人情、历史与现今的模糊地带。他不知自己是否有权为汉娜做决定，却也不愿袖手旁观——他与从事哲学研究的父亲谈论，与审判长谈论、来到奥斯维辛等等，却也没有改变任何事。最终，汉娜被判处终身监禁。
第三部[2]
数年后，米夏成为了一名法学史研究者，与妻子离婚，有一个女儿。米夏的研究领域之一是第三帝国法律，他愈发意识到历史与当下、未来的不可分割，也开始接纳与汉娜的回忆和感情。米夏借着重读《奥德赛》的契机，为汉娜再次朗读，并将磁带寄到监狱。汉娜听着录音、对照书本学会了读写，不时给米夏写信，夸赞他读得好，或品评故事。米夏为汉娜学会读写感到高兴，却一直没有回信。
十八年后，汉娜将被释放。米夏犹豫良久后，还是决定来探望她。再次见到汉娜时，她已垂垂老矣、体态臃肿，身上不再是新鲜的汗味或香水，而是老女人的体臭。汉娜为米夏的到来感到欣喜，米夏却有所回避，只说着已为汉娜打点好出狱后的生活。两人说好在一个礼拜后将汉娜接出监狱，便互相告别。
在出狱当天的清晨，汉娜上吊死了，米夏跟随监狱长来到汉娜的房间。房间里整齐地放着磁带，桌上有许多卡片和纸条，书架上摆放有记述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经历的书籍、集中营司令赫斯的罪行录、汉娜·阿伦特关于艾希曼的报告，以及纳粹集中营相关的学术文献。汉娜在死前的信中，嘱咐米夏将钱交给在那位大屠杀中幸存的女儿。米夏见到汉娜的遗容，悲伤不已。
米夏向那位女儿转达汉娜的委托。在两人的交谈中，米夏透露了自己与汉娜的关系。他们决定以汉娜的名义，将这笔钱捐给帮助犹太人扫盲的慈善机构。十年后，米夏带着犹太扫盲联盟给汉娜的感谢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探访汉娜的坟墓。
米夏·伯格（Michael Berg）
米夏是小说的叙述者，是德国战后的第二代。米夏的生命历程正如他对《奥德赛》的独特理解——陷入困顿后不断重新出发。[10]年少时，米夏单纯而敏感，在家庭中缺乏关爱，被中年的汉娜吸引。他为汉娜朗读，在性爱关系中获得性启蒙与人格独立。[11]在得知汉娜在第三帝国时期犯下的罪行后，米夏被卷入其中，同时情爱关系牵引出历史罪责问题，他因自己曾是一个罪犯的爱人而内疚、痛苦，感到上一代的罪行与自身休戚相关，却又无所适从；事业与婚姻双双失意后，米夏再次为汉娜朗读，在其中找到寄托。汉娜自杀后，米夏在挫折与空虚中继续生活。[3][11]
借着米夏的叙述，施林克融入了自身作为法学家的经验与思考，并意图在写作中探讨第三帝国给世界和战后一代的影响，以及它造成了怎样的罪恶感。[12]
汉娜·施密兹（Hanna Shmitz）
汉娜是一位美丽的中年女子，体态丰满、行事果决，身上常有香水或新鲜汗液的气息。她喜欢听米夏朗读，却鲜少对他透露自己的往事。汉娜有很强的自尊心，为了不暴露自己的文盲身份，她流转各处——拒绝西门子的升职机会，加入纳粹党卫队做看守；推辞有轨电车公司的培训机会，与米夏不辞而别。她甚至因此不惜将不属于自己的罪名一并揽下。[3]
汉娜通过米夏的朗读磁带学会读写、摆脱愚昧，实现了自我觉醒。在阅读纳粹相关的文献资料后，汉娜意识到自身的罪行，逐渐放弃自我，最终在出狱前选择自杀。学会读写给汉娜带来的启蒙，既是救赎也是毁灭；死亡是汉娜觉醒后的必然结果，她的人生因此得到了解脱与圆满。[11]小说借汉娜这一形象，对人性、历史、法律、爱情等复杂命题作出深刻的探索，丰富了德国反思文学对纳粹分子的人物塑造。[13]
反思第三帝国的罪恶历史
小说以汉娜的文盲身份隐喻第三帝国纳粹分子的道德盲视。[5]面对法官的质问，汉娜称挑选囚犯只是她分内的工作，认为不为教堂内的妇女开门是为了维持秩序，对她们负责。简言之，她认为这是执行命令，对其中的罪责并无意识，没有自身独立的判断，这是汉娜·阿伦特所论述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同时施林克让读者看到，汉娜是众多为谋生求职而参军普通人中的一个，她作为个体的自由与独立已然被剥夺，而是作为大屠杀链条中的一环，在极权的支配下犯下罪行却不自知；她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14]
曾经视犹太人为罪犯的施害者，如今成为了在法庭上被审问的罪犯。施林克借米夏之口叩问施害者与受害者的身份边界，二者是否有重叠与转换的可能。这是第三帝国历史叙述中的空白，也是不容忽视的道德伦理问题。[11]
《朗读者》对第三帝国的历史作出“逆向反思”。[11]在法庭上，汉娜多次反问审判长：“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小说在此实现了视角的转换——施害者向审判者反问。[15]面对第三帝国的罪恶，每个人都有难以摆脱的历史责任。[9]
反思战后代际关系
在《朗读者》中，施林克跳脱了“父辈文学”的局限——面对战后两代人对第三帝国历史的矛盾，他并非简单地以父子关系概括，而是选择以米夏与汉娜的爱情关系作为象征，将其呈现。施林克认为，是爱将米夏卷入汉娜的罪责中，将战后第二代卷入了他们上一代人的罪责中。[16]一方面，这寓示着第二代无法超然度外，他们仍然承受着由爱而生的痛苦、责任与罪恶感；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第二代有一定的主动性与选择的权利。[2][15]
然而，小说也展现了战后两代人之间沟通的困难。在与汉娜、父亲、法官，以及在前往监狱时与司机的对话中，米夏都处在被动的位置。这表明第一代人仍占有绝对的主动权，后辈难以倾诉或申辩。[2]
探讨法律的局限
小说第二部详细描述了审判汉娜的经过，除此之外，施林克还着重讽刺了审判者的麻木不仁。面对严肃的庭审，审判者们只是刻板地履行程序，甚至将出差取证视为旅游；审判长不能主持公义，而是被不耐烦的情绪左右，在汉娜全盘承认罪行时甚至不加以验证就轻易量刑。法律所代表的公平与正义被高高在上的审判者们轻易扭曲，人性的麻木与怯懦暴露无遗。汉娜并未得到公正的对待，而是成为被法律审判迫害的对象。[17]
《朗读者》展现了法律条文在审判当今时代最大的道德灾难，即纳粹罪行时的束手无策。[18]长期以来，法西斯的罪行被概念化、脸谱化。正如施林克所说：“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19]，抽象的、量化的法律条文难以对人性的多维与驳杂做出裁定，难以触及人性的灰色地带。[1]纵使人类社会的运转无法离开法律，但它不能预防一切、弥补一切、重建一切，因为法律并非真理，也不是万能的。[17]
悬念
《朗读者》中设有三大悬念：汉娜曾是纳粹看守的身份、汉娜不识字的秘密，与汉娜自杀的原因。[20]
前两个悬念环环相扣。直到米夏在法庭见到汉娜时，汉娜的背景与个人经历才得以揭晓，同时也将小说的第二个悬念推向叙事前沿——汉娜为掩盖自身无法读写的事实，全盘承认了迫害犹太人的罪责，被判无期徒刑。[2]在狱中，汉娜在米夏的帮助下学会了读写，数年后她却在释放日的清晨自缢身亡。小说的第三个悬念由此开启：汉娜在遗书中并无透露自杀的原因，在小说中也并无定论，而是成为了供读者长久思索的问题。[21]
施林克在《朗读者》中运用侦探小说的写作技法，在叙述中不断揭示与发现未曾讲述的“前故事”（Vor-Geschichthaftes）；[22]通过设置悬念，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增强小说的可读性与紧张度。[2]
互文
以返乡为母题的《奥德赛》在《朗读者》中多次出现，与小说本身达成巧妙的互文。这部经典史诗映射了米夏自身的生命轨迹，即无限地重复着逃离与回归——逃避爱与婚姻，工作与责任，又不断与这些问题短兵相接；身为战后第二代，逃避对第三帝国罪恶的评判却又无法袖手旁观。每每处在人生迷惑之际，米夏便会选择重读《奥德赛》，重新寻找自我。[23]
《奥德赛》是小说中的象征符号，是米夏将朗读作为仪式的开始[24]——它是年少时期的米夏为汉娜朗读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为狱中的汉娜寄去的朗诵磁带中所录的第一部作品。同时，借由《奥德赛》，米夏看出了法学史的运作规律：“它是运动的历史，有目的，同时又无目标；是成功的又是徒劳”，意识到法律在面对复杂的人性问题时的局限。[25]
多感官叙事
《朗读者》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着重描写“我”即米夏的感官经验。小说循着回忆展开，米夏对汉娜的描述首先依赖视觉图像，譬如，米夏在观看汉娜穿长筒袜的体验中诞生了情欲，情不自禁地回到汉娜的住所，促成两人的情爱关系；其他重要感官如嗅觉、触觉、听觉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叙述功能，如米夏对汉娜体味及其变化的察觉等。[2]米夏对汉娜身体的渴望、探索与依恋，是贯穿小说的一条主轴，并通过多感官叙事得以表现。汉娜的身体既促成米夏个人主体性的生成、凝聚着两人的私密情感，又牵引出历史反思与当代主体建构的宏观叙事。[1]
此外，朗读（Vorlesen）是小说的关键线索。在德语中，朗读包括了读与听的双向互动。[26]通过朗读，汉娜与米夏之间建立了深刻的情感联结。此外，对汉娜而言，听觉具有人格启蒙与建构的作用。[2]
朴素的日常语言
《朗读者》采用朴素的日常语言，平实易懂，贴近大众。这缘于施林克主张服务于百姓的、充满民主意识的写作，他认为文学应该面对普通民众而不是文化贵族或批评家。[15]
小说以日常语言表现严肃的主题与思考，没有无谓的调侃与诙谐，凝聚着一股强大的叙述能量。其中，关于历史、法律、生命、爱等命题的思索往往蕴藏于日常细节中，让小说富于美感，余韵悠长，得以脱离政治教化的刻板。[27]
作品评价
《朗读者》是战后德国第二代作家表现历史题材的代表作，在德国反思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开启了一条走回历史现场、重构历史主体的新路径。在其影响下，德国反思文学的视角、题材与主题日益多样化，如格拉斯《蟹行》（2002）将反思文学延伸至第三代，探讨正视民族苦难与伤痛的必要性。[1]
德国《世界报》文学奖为《朗读者》撰写颁奖词，认为其“以文学上精打细磨同时引人入胜的形式表述了对德国历史的发问，具有高度的精神上的独立性和人性上的理解力，并融汇表现在其强大的叙述力量之中。”[15]
法国《世界报》文学主编克里斯托夫·施扎纳茨称《朗读者》是一个将“流芳百世的故事”，“人们会一遍又一遍地读它，为了找出自己到底能够做些什么。”[28]
作家曹文轩称赞《朗读者》：“阅读这样的作品，容不得有半点轻浮的联想，而阅读之后就只有一番肃然起敬”，认为其是一部典型的德国作品，同时对中国的历史反思具有借鉴意义。[29]
批评与争议
2002年，《朗读者》遭到许多学者、作家与评论家的批评，主要聚焦于对汉娜过于人性化的塑造，认为施林克将汉娜的文盲身份作为掩盖罪行的借口，有“掩盖过去”“美化历史”之嫌。[30]
作家罗伦斯·诺富克认为《朗读者》有否认历史的倾向，将纳粹罪人正面化，以满足读者淡化沉重历史的阅读需要。[30]
日耳曼学者杰里米·阿德勒认为《朗读者》对施害者与受害者的身份进行了模糊化处理，并在一封读者来信中指责小说是“爱情与群体屠杀，情感与野蛮之纠合”。[5]
文学评论家威利·温科勒将《朗读者》称为“没有艺术风格的文化淫秽读物”，认为施林克臆造历史事实，对纳粹时期的恐怖暴行作无害化处理。[30]
作家弗里德里克·拉斐尔指责《朗读者》书写“谋杀者与其受害者的和谐”，称其为“与恶的妥协形式”，称小说是“是人人都能读下去的讨好之作，同时也是糟糕的、煽情的、道义上不分善恶的书”。[5]
作品影响
1995年《朗读者》在德国出版时，未引起巨大反响。1999年，小说在美国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随后，德国主流媒体开始大规模地介绍与评论本书，如《明镜周刊》《焦点》《法兰克福评论》《星期天报》等。《明镜周刊》更称之为“文学事件”。[2]在德国被誉为“文学教皇”的拉尼茨基将《朗读者》收入其所编撰地德国当代文学作品经典集。瑞士《苏黎世日报》《世界报》也多次发表《朗读者》的评论文章。[31]
译介情况
截至1999年，《朗读者》已被译为25种语言，其发行量在德国本土达50万册、法国10万册、英国20万册。经美国著名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Ophah Winfrey，1954-)的文学访谈秀推介之后，《朗读者》在美国发行量达75万册之多，成为第一部登上《纽约时报》美国畅销书榜首的德国小说。[9]
2000年，《朗读者》登上日本畅销书榜第二位；同期，《朗读者》分别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中译本，引发热议。著名作家池莉、肖复兴等在报刊与网络上表达对小说的欣赏，作家曹文轩为小说中译本作序并大力推荐。同年，《朗读者》被中华网评为十大好书之一，荣获最佳小说奖。[15]
2008年，在好莱坞同名电影的影响下，《朗读者》成为国际畅销书，迄今已被译成50多种语言。[32]
获奖情况
年份奖项1995德国《慕尼黑晚报》年度文学之星1997德国汉斯·法拉达奖1997法国翻译著作大奖1999德国《世界报》文学奖2000德国基督教图书奖2000日本“每日新闻”报文化特别奖2000中华网十大好书最佳小说奖2001芬兰文学奖[30]
电影改编
参考资料 32
- 参考 1
- 参考 2
- 参考 3
- 朗读者 The Reader (2008) — 豆瓣电影
- Reader's guide to a moral maze — theguardian
- 参考 6
- 参考 7
- 参考 8
- 参考 9
- 参考 10
- 参考 11
- 参考 12
- 参考 13
- 参考 14
- 参考 15
- 参考 16
- 《朗读者》中的法律观 — 新浪网
- 参考 18
- 参考 19
- 参考 20
- 参考 21
- 参考 22
- 参考 23
- 参考 24
- 参考 25
- 参考 26
- 参考 27
- 参考 28
- 参考 29
- 参考 30
- 参考 31
- 参考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