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秋

德国人至今提起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派还心有余悸。在几十年的武装斗争中，他们共谋杀了34人。特别给人留下记忆的是1977年9月5日至10月19日绑架及杀害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44天。这段历史被称做“德国之秋”。

这是1977年9月5日的电视新闻。这一天，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派袭击了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车队。施莱尔的四名随从当场毙命，而施莱尔被恐怖分子绑架。这是后人称之为“德国之秋”的开场。

红军派企图用这一行动逼迫德国政府释放在押的同伙。

1972年，法院以多次投放炸弹的罪名将11名红军派元老判处了徒刑，关押在斯图加特的施坦海姆监狱。红军派首领巴德，恩斯林以及拉斯珀也在关押之列。这三个人是红军派的核心与智囊。他们在监狱里指挥着红军派的武装斗争。在他们被关押的五年时间里，红军派中又形成了第二代领导核心。红军派的原始宗旨是反对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不公正现象以及消除纳粹给德国带来的阴影。

而在1977年多事之秋开始时，红军派的所作所为离他们的初衷相差甚远。他们的目的仅是解救同伙而已。

但德国政府不理睬恐怖分子的讹诈。当时的德国总理施密特担心，一旦释放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就会组织新的恐怖行动。在施莱尔被绑架四个小时之后施密特发表了电视讲话：“绑架者肯定会听到我的讲话。他们也许这时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但他们不要报什么幻想。恐怖主义是没有前途的。”

红军派的在押犯也听到了这一消息。同一天晚上他们集体自杀。而一天之后，人们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施莱尔的尸体。施莱尔是被人从脑袋的后面打了一枪。但真凶至今仍逍遥法外。随着施莱尔的死，“德国之秋”也就结束了。

到了1977年，“红军旅”的恐怖行动达到了高峰。在绑架及杀害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那44天，他们制造了让后人毛骨悚然的“德国之秋”。

这一行动起初是为了逼迫西德政府释放在押的同伙。

1977年9月5日，“红军旅”袭击了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车队。施莱尔的4名随从当场毙命，施莱尔也被绑架。对于“红军旅”来说，施莱尔是再合适不过的头号绑架对象了：他利用国家社会党发迹，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属于最有权势的大老板之一。

虽然人质在“红军旅”手中，但西德政府对这种讹诈并没作太多理会。当时的西德总理施密特担心，一旦释放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就会组织新的恐怖行动。

随后的44天中，西德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西德首都波恩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装甲车行驶，所有政府部门都围上了铁丝网，联邦刑侦局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通缉行动：他们搜查了几千户住宅。如果家里没有人，警察就破门而入。警察们不仅散发了几百万份有被通缉者照片的传单，还公开了犯罪嫌疑人的声音。议会也以从未有过的速度颁布了一项法律：禁止“红军旅”囚犯之间发生任何接触，也不允许他们与自己的律师交谈。因为在政府看来，所有的恐怖活动都由这些在押的“红军旅”首领策划。

就在警察几乎抓到了绑架者的时候，“红军旅”的国际同伙们为了响应他们的行动，也给西德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1977年10月13日，4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德国汉莎公司的兰茨胡特号飞机，机上载有87名乘客。恐怖分子打死了机长，并威胁说如果不释放关押在斯塔姆海姆的“红军旅”人物，他们就要处死人质。飞机降落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就是轰动世界的“摩加迪沙机场劫机事件”。

5天后，西德政府终于下定决心。一支西德特种部队“边防军第9大队”成功冲进了飞机，制伏了恐怖分子。当晚，彻底失望的“红军旅”第一代核心首领安德列亚斯·巴德尔在牢房里用手枪自杀。

一天之后，人们在一辆汽车的尾厢里发现了施莱尔的尸体，他被人从后脑打了一枪。“德国之秋”结束了，巴德尔等人的自杀也标志着“红军旅”走向衰落。尽管在随后的十几年，第二第三代的“红军旅”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活动，但早已没了当时的声势。

联邦法院下令，对三名前红军派恐怖分子实行强制监禁，原因是他们拒绝对1977年谋杀总检察长布巴克一案做出证词。德国公众对这一命令的反应截然不同。

在德国总检察长布巴克遭袭击被害后三十年，联邦法院下令对三名前红军派恐怖主义分子克里斯蒂安·克拉尔、布丽吉特·莫恩豪普特和克努特·富尔克茨实行为期六个月的强制监禁和强制罚款。这三人中的克拉尔目前仍然在押，原定2009年初出狱，但强制监禁的六个月不能顶替刑期。富尔克茨和莫恩豪普特目前缓刑释放。联邦检察院周四在卡尔斯鲁厄宣布，预计三人将提出上诉，联邦法院调查法官暂缓执行联邦法院的这一决定。

联邦检察院指出，克拉尔、莫恩豪普特和富尔克茨及其同伙君特·索嫩贝格没有权利拒绝全面说清问题，而他们作为证人，在前红军派成员斯特凡·维斯涅夫斯基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做出任何证词。联邦检察院本想询问十一名涉及此案的前红军派成员。除波克外，其他人都拒绝做出证词。

1977年4月7日，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及其陪同人员沃尔夫冈·格倍尔和乔治·乌斯特被红军派暗杀小组杀害。当年，就这起暗杀事件和对联邦总检察院大楼发射火箭袭击未遂事件，联邦总检察院对维斯涅夫斯基进行了调查。但克拉尔三人至今拒绝对这一调查说出自己了解的内情。

去年九月，为了强制克拉尔等三人做出证词，联邦检察院调查部门提出了对他们实行强制监禁六个月和强制罚款的要求。据联邦检察院副发言人松雅·海纳说，12月28日，联邦法院就已做出了相应决定。

对于索嫩贝格，联邦法院的调查法官拒绝了对他实行强制监禁的申请，因为他做出证词有可能会使他面临受到法律追诉的危险。而克拉尔、莫恩豪普特和富尔克茨三人由于参与谋杀布巴克已被判刑，所以没有拒绝做证词的权利。

联邦检察院不排除对索嫩贝格重新进行调查的可能。尽管有多名证人证明索嫩贝格与布巴克被谋杀有关，但他仍然没有受到起诉。此前，他已两次被判处无期徒刑。

联邦内政部长朔伊布勒对联邦法院宣布的强制措施表示欢迎。他在接受巴伐利亚广播电台采访时说，为了查明布巴克被谋杀事件，刑事追诉部门一直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出努力，这是他们的责任。

布巴克的儿子米歇尔布巴克说，对前恐怖分子的交待，他一直有怀疑。现在如果试图通过强制监禁得出证词，结果就更令人怀疑了。他对西南广播电台说，他对这一案件的调查工作出现新的进展表示欢迎，这说明，联邦检察院为了搞清真相，正在认真调查。

在前红军派恐怖分子波克与米歇尔·布巴克谈话时把怀疑指向维斯涅夫斯基后，去年四月，联邦检察院重新开始对此前未受到指控的维斯涅夫斯基进行调查。不为人知的前恐怖分子贝克尔的交待与这一怀疑相吻合。据媒体报道，贝克尔1980年就已向宪法保护部门做了以上证词。

是谁开枪杀死了当年的联邦检察长？“明镜周刊”周末公布了新的、同当年法院判决依据大相径庭的内部情报。德国政界惊动，直至最高层。

30年前，德国的红军派（也称红军旅RAF）曾让人们度过了一个恐怖之秋，它拉开了此后漫长的恐怖年月的序幕。那年，红军旅经过精心策划，在卡尔斯鲁厄的大街上，枪击杀死了当年的德国总检察长。在红军旅看来，检察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言人，以维护这个腐朽制度为己任，必须铲除。此后，红军旅使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谋杀了德国政界、经境界以及其他领域的诺干重要人物。

1998年，德国红军旅宣布解散。今天，大多数同这个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不是已经在狱中自杀，就是已经获得大赦或刑满出狱。今年3月，红色旅主要人物之一莫恩豪普特(Brigitte Mohnhaupt)在狱中度过了24个春秋会后，也重获自由。本来，她同克拉尔(Christian Klar)一样都是在1985年被法院重判无期徒刑的。

这个克拉尔是近来德国媒体的焦点人物，这名当年红军旅领袖人物向联邦总统提出大赦出狱的申请，但却公开表示对过去的凶杀手段毫无反悔。他的态度不仅激怒德国的右翼人士，也让当年的受害者家属不得不站出来反对克拉尔提前大赦。德国总统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特别的慎重，毕竟，克拉尔是被当作杀死检察总长的凶手被判处无期后又加判的。

然而，克拉尔究竟是不是这场人命案的凶手呢？根据“明镜周刊”周末从两名前恐怖组织成员那里得到的消息，克拉尔当年并没有向检察总长开枪，他的任务是配合凶杀行动，保障凶手的逃路。提供情报的人说，克拉尔当时坐在一辆摩托车里等待凶手的出现。这一说法同当年法院判决依据的资料大相径庭。1985年，负责审理这一案件的斯图加特高级法院判定克拉尔是开枪杀人的凶手。

如果以上“圈内人士”的话当信，那么，克拉尔必须释放，即使他自称不反悔也不反思。然而，如果以上言辞不可靠呢？这两名前恐怖人士还说了让德国政坛媒介更为震惊的话。

他们说，当年，德国刑警局（Bundeskriminalamt）以及德国宪法保护机构（Verfassungsschutz）没有将这些线索通知给司法机构。换句话，宪法保护组织扣押了极为重要的凶手情报，德国刑警局没有得到这些情报，自然也就不能将这些情报传递给司法机构。

此言一经见报，1975至1983年担任德国宪法保护主任的麦尔（Richard Meier）对“图片报”发表谈话，称他领导的宪法保护绝对没有收到过这类有关凶手的情报，没有人告发谁发出了打死检察总长和其司机的子弹，也从未听说过红军旅内部有人向政府告密的说法。

终于，德国联邦内政部长朔伊布勒向他属下的所有安全机关下达指示，要“尽快”对该事件进行澄清，但一定要审慎，可靠性要大于时间性。

安全机构收到的压力不仅来自直接上司，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对30年前的检察总长遇刺一案表态，她说，必须“毫无保留”地彻底查清。

布里基特·摩恩豪普特是七十年代德国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派的领导人之一。她曾冷酷地枪杀了银行家蓬托。在度过24年铁窗生涯后，她现在在一家汽车零配件工厂工作。

摩恩豪普特于今年三月获释，生活在德国南部，并一家汽车零配件工厂找到了工作。据图片报援引司法部门的消息报道说，为了重新生活，避免成为社会公众的注视对象，这名现年57岁的前恐怖分子意图改名换姓。为此，她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请。

早在1977年2月初，布里基特·摩恩豪普特首次刑满释放后，就立即全力投入了重组恐怖组织的活动。她与失散的前红军派恐怖分子重新建立联系。两个月后的1977年4月7日，德国总检察长西格弗里德·布巴克被红军派的暗杀小组枪杀身亡，摩恩豪普特是这起谋杀案的幕后策划人。

摩恩豪普特不仅是红军派的智囊，1977年7月还亲自动手枪杀了德累斯顿银行的总裁于尔根·蓬托。当时，蓬托在遭绑架时尽力抵抗，摩恩豪普特毫不犹豫地连开数枪，打死了蓬托。

在1977年的所谓“德国之秋”中，她也扮演了关键角色。当年九月，红军派恐怖活动不断升级，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被绑架杀害。领导二十名恐怖分子制造这一血案的人也是摩恩豪普特。

1977年10月，经摩恩豪普特穿针引线，巴勒斯坦一个恐怖组织劫持德国汉莎公司的客机飞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恐怖分子提出的要求之一是释放在押的红军派人员。德国反恐部队在没有造成乘客和机组人员伤亡的情况下制服了恐怖分子。

直到1982年11月11日，摩恩豪普特被捕之前，她一直是红军派的战略智囊，她的言论在这个恐怖组织中具有相当大的份量。随着她及其他红军派成员先后落入法网，红军派日渐式微。德国战后历史终于翻过了沉重的一页。

红军派制造的恐怖之年过去三十年后，2007年3月25日，摩恩豪普特在服刑24年后获释，离开了巴伐利亚州的埃夏赫监狱。此前，联邦检察院同意在提前释放她出狱。而三十年前，她曾把国家检察部门视为死敌，并为此谋杀了总检察长布巴克。

现在没有人相信，像摩恩豪普特这样年近花甲的准老太婆出狱后还会从事恐怖活动。随着红军派的覆灭，德国左翼恐怖组织早已失去了基础。斯图加特高级州法院的决定说，摩恩豪普特对三十年前的恐怖活动做了认真反省，并对受害者的家属表示赔礼道歉。不过，法院的决定也说，道歉是不够的，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可以赔礼道歉，但失去亲人的痛苦永远无法弥补。

乌尔丽克·梅茵霍芙  Ulrike Meinhof

领导人乌尔丽克·梅茵霍芙，如果仅仅看表面，很多人会认为她是个“相当漂亮的女人”，但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腼腆的美女的名言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将要贯彻游击队思想……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死重于泰山，一个资本家的死轻于鸿毛。”

梅茵霍芙的父母早逝，乌尔丽克和妹妹由母亲的好朋友雷娜特·里梅克照顾。里梅克是一名忠实的社会主义者，对她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

梅茵霍芙后来嫁给了一份左翼学生报的出版商赖纳，几年后成为该报主编。但倾向于极端激进的学生运动。1962年，梅茵霍芙在26岁时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但不久之后，她就离开了丈夫，并辞去了报社的工作。很难想象，两位孩子的母亲在这时已经将自己的绝大多数时间，用来策划并参与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了。尽管“红军旅”取其名字来命名，但正如设想的一样，梅茵霍芙并非该团伙的第二把手(巴德尔和女友安司林领导着整个团伙)。　　1972年6月5日，她被逮捕。被监禁的4年中，其他成员对她的置之不顾使她越来越消沉。1976年5月9日，梅茵霍芙在斯塔姆海姆监狱上吊自杀(尽管有人质疑这一官方说法)。

安德列亚斯·巴德尔 Andreas Baader

巴德尔和梅茵霍芙团伙取名自两个首领的名字，其一就是安德列亚斯·巴德尔。巴德尔热衷惊险刺激而潜在暴力的事物，这使他投身到左翼学生运动中。

1968年，他与女友安司林在法兰克福一家百货商店纵火被判刑收监。

1970年5月，在还是记者的梅茵霍芙协助下，他逃离了监禁，所谓的“巴德尔和梅茵霍芙”就诞生了。

1972年6月1日，巴德尔与成员杨-卡尔·拉斯沛和霍格·麦斯被逮捕。在被监禁的4年中，他受到审讯并被判犯有包括谋杀在内的多宗罪状，这是德国历史上最漫长和昂贵的审判。

1977年10月18日清晨，巴德尔与安司林和战友杨-卡尔·拉斯沛在斯塔姆海姆监狱集体自杀。那一天被称为“死亡之夜”。

古德伦·安司林Gudrun Ensslin

与许多人的猜想相反，正是古德伦·安司林，而非梅茵霍芙，真正稳坐“红军旅”的第二把交椅。在20世纪60年代，古德伦是一名政治思想活跃的学生。1967年6月2日的柏林示威游行中，古德伦就在学生班诺欧·诺所格被杀的现场。

示威结束后，她来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当地的办公室，歇斯底里地嘶叫着：“法西斯国家就是要把我们全杀了啊！以暴制暴才是唯一的出路。”

1970年5月，“红军旅”的恐怖活动达到顶峰。1972年6月7日，安司林在汉堡被逮捕，她受审并被判刑。关于她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她在监狱上吊自杀，另一种则说她被谋杀。

在评论“红军旅”时，德国前外长，曾经的西德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菲舍尔说：“暴力，哪怕是有限的暴力，也是错误的。”

袭击、绑架、谋杀：－一个极端左翼恐怖组织在整整20多年的时间里使联邦德国草木皆兵。该组织的目标是暴力推翻现存社会秩序。它就是“RAF（红军派）”。该组织的“武装斗争”共导致34人丧生。10年前，1998年4月20日，红军派宣布解散。不过，对那个时代的清理工作至今尚未结束。

10年前，1998年4月20日，红军派宣布解散。不过，对那个时代的清理工作至今尚未结束。自我解散10年后，“红军派”依然是警方和司法部门的工作对象。虽然现在只有克里斯蒂安。克拉尔和比尔吉特。霍格菲尔德这两名恐怖主义分子仍在服刑，但是，如果联邦检察院的愿望实现，很快将有另外数名提前释放的前恐怖分子“二进宫”。原因是，这些人迄今拒绝提供帮助，以澄清红军派袭击事件、特别是有关谋杀前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及其陪行人员事件的真相。布利吉特。莫恩豪普特、克努特。福尔凯尔茨以及克里斯蒂安。克拉尔的态度尤其如此。联邦法院将于5月初就是否对这些人判处强制监禁做出裁定。

然而，不仅是布巴克谋杀案尚未结案，80年代的另外多个案件也尚未了结。联邦总检察院负责反恐怖主义斗争的法官格里斯鲍姆在谈到相关案件调查进展情况时表示，不论涉嫌分子的特征还是他们的行为方式，检察院方面都掌握了某种特殊的线索，从技术角度说，对当时袭击事件的线索调查已经完成，现在需要的是从当事人那里获得证据。但数月来，恰恰在这方面，调查一再停顿：有时，联邦法院主管法官拒绝从涉嫌者身上获取DNA采样，理由是，调查人员据此获得的证据难以令人信服。有时，相关的采样申请倒是被批准了，然而，所获得的遗传采样并未带来所希望的一致。

布巴克谋杀案的调查便困难重重。一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对两名涉嫌人员进行调查，但迄今没有结果。事实是，10年前，红军派以书面声明的方式自行解散，宣布终止武装斗争。但是，几乎所有成员都继续遵循团结和沉默的集团原则，并且，拒绝对所作所为作出哪怕是一个字的道歉。

1998年时担任联邦内政部长的康特尔就对此十分不满。他在评价红军派的那份书面声明时指出，声明洋洋洒洒，却对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从事的众多谋杀行为没有一丝歉意。康特尔认为，红军派之所以放弃暴力，并非因为该派回归了理性，而是出于无奈，是看到了使用暴力无法改变社会，而且未来也无法以极端暴力方式达到这一目标。

直到今天依然看不出来，当年的红军派成员是否会改变自己的立场。有时，某些前恐怖分子也会公开发表一下言论，但主要是为了文过饰非，或作自我炫耀。比如，在布巴克谋杀事件发生30周年纪念日之际，前红军派成员就再度公开对当年的行为表示了认同。福尔克茨毫不掩饰对红军派集体行为原则的认可；克拉尔从狱中向罗萨－卢森堡会议发出贺信；彼得于尔根．伯奥克则以道听途说的方式讲述了对布巴克及其随行人员的刺杀经过。只有他表达了可以被理解为道歉的态度。但是，对于该谋杀案的调查，他的话依然毫无用处。

不过，再也不会有来自前红军派恐怖分子的威胁了。在这一点上，警方和宪法保护机构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