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大雅

彭大雅（？－1245），字子文，南宋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人。嘉定进士，官朝请郎。绍定五年(1232) 蒙古遣使来议夹攻金朝事，南宋遣使报谢，为书状官随行。将亲身见闻写成《黑鞑事略》，叙述了蒙古立国、地理、物产、语言、风俗、赋敛、贾贩、官制、法令、骑射等事，详备简要，是研究蒙古开创历史的珍贵资料。彭大雅曾修筑重庆城防，在历史上遏制了蒙军的灭宋进程，然而就在彭大雅筑城竣工，与敌鏖áo战之时，因功高受人嫉恨，被屡进谗言，昏庸的宋理宗将他革职查办，不久贬为庶人，发配赣州，后于忧愤中死去。

淳祐十二年平反，追录彭大雅创城渝州功，复承议郎，官其子。蜀人怀其恩，为之立庙。谥忠烈。^[1]

古代重庆三次筑城，第一次筑城在战国时期，公元前314年，秦置巴郡，以江州（今重庆市）为郡治，为了巩固秦国的统治，秦国名相张仪指挥修筑了江州城，以泥土为城墙。第二次大规模筑城在三国时期，公元226年，蜀国大都护李严为加强江州城的防御能力，再筑江州城。而第三次筑城在南宋末年公元1238年，蒙古大军开始了他们世界性大规模的征伐。

当时作为重庆知府的彭大雅虽然知道重庆城的地理位置易守难攻，但是泥墙却是其致命弱点，成败的关键也在于此。出使北方的时候他已经亲眼见识到蒙古铁骑的风驰电掣，他非常担心蒙古大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宋，因此回到重庆后，趁战时空档他马上下令加固重庆城，古代的城墙都是用泥土砌成非常脆弱不堪一击，而他则下令全城军民用砖石砌墙，并扩大了整个重庆城的规模，延伸到了通远门、临江门一带，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古代重庆城”。当时的百姓和官员们都十分不理解，对彭大雅在这个经济困难时期大兴土木非常不满，他们走到衙门里大声责骂他，但是彭大雅却说：“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意思是都到这个时候了，皇帝和宫里的大臣们都不把钱当作钱看，人当作人看，现在筑城护国反而成为大兴土木之理，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彭大雅已来不及向大家多做解释了，依然带领部下不分日夜的修筑城墙。

正是因为彭大雅在这个关键时刻的“一意孤行”使得蒙古大军带领十万铁骑也没能攻下这座城，并使得蒙古军南下时多次在重庆城这个地方遭遇败仗，使摇摇欲坠的南宋政权能够风雨飘摇的多延续40多年。这时百姓和官员们才后知后觉，大表其功。可惜的是，就在彭大雅筑城竣工与敌人鏖战之时，他因为功高受人妒恨，被奸人屡进谗言，昏庸的宋理宗将他革职查办，彭大雅被贬为庶民，最后带着忧愤和遗憾永远离开人世。^[2]

彭大雅在南宋末年担任重庆知府期间，预见到蒙古军队可能对南宋构成的威胁，因此下令加固重庆城的防御。他使用砖石代替泥土修筑城墙，并扩大了城市规模，这一举措显著增强了重庆的防御能力。他的这一行动有效地遏制了蒙古军队的南下，为南宋政权的延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南宋末人邵桂子在他所著的《雪舟胜语》中记载：

“彭大雅，嘉熙初进士，后知重庆府，大兴城筑，燎属更谏不从。稚曰：‘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既而城成，乃请立碑从记之。大雅以为不必，但立四大石于四门之上，书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筑此城以为西蜀之根本。”

清代学者钱大昕亦在他的《十驾斋养新录》中说：“嘉熙三年八月，彭大雅升任四川行政最高长官制史，兼知重庆府，将制置移至重庆，领导全川军民，抗元保宋”。

彭大雅远见卓识，及时修筑重庆城，使四川抗击蒙古入侵坚持四十年之久，建树了丰功伟绩。南宋末人，爱国史学家胡三省，在他的《通鉴注》中称赞说：“我朝自绍定（宋理宗）失蜀，彭大雅遂建渝为制府，支持西蜀且四十年，盖亦归功大雅也”。

军事防御：彭大雅在担任重庆知府期间，为了抵抗蒙古军队的南侵，主持修建了以重庆城、钓鱼城互为犄角的山城防御体系。这一防御体系有效地遏制了蒙军的灭宋进程，为南宋政权的延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黑鞑事略》：彭大雅撰写的《黑鞑事略》是研究蒙古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这本书详细记录了蒙古的立国、地理、物产、语言、风俗、赋税、贸易、官制、法令、骑射等方面的信息，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政治遭遇：彭大雅虽然在军事上有显著的贡献，但在政治上却遭遇了不幸。由于功高震主，他遭到了嫉妒和诽谤，最终被宋理宗革职查办，贬为庶民，并在忧愤中去世。这一遭遇反映了南宋晚期政治的腐败和无能。城市发展：彭大雅在南宋时期对重庆城的扩建和加固，使得重庆城成为了当时面积最大的城市之一，对城市的防御和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彭大雅在南宋时期的历史影响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军事防御和城市建设，也包括对后世历史研究的贡献，以及他在政治上的不幸遭遇和身后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