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川(1890年1月1日-1953年6月8日),原名伟通,字蚀川(20年代后改为石川),1890年生于浙江宁波一个蚕茧商人的家庭。[3]张石川集编剧、导演、制片人与投资人于一身,是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早期最有才华的电影制片人和导演。[4]
张石川一生共导演一百五十多部电影,主要作品有《火烧红莲寺》《三笑》《夜深沉》《金粉世家》《空谷兰》《啼笑因缘》等。[5]1920年,与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萍等人合作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创办明星影片公司,任经理,并导演《孤儿救祖记》等影片。[6]1953年病逝于上海。
张石川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多个第一,如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莲寺》、第一部反帝片《黑籍冤魂》、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等。[7]其中《火烧红莲寺》更是在电影界兴起了一阵武侠热潮。他创作的影片题材类型多样,故事性强;导演手法平易朴实,通俗易懂,很受小市民观众的欢迎。后来他被奉为“中国电影第一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电影的先驱”。[7]
早期经历
1890年,张石川出生于宁波,为家中长子,家中还有两位弟弟及一位妹妹。他幼时除熟读私塾外,还帮助父亲张和巨料理商务,学会了务实的经商作风。[8]1905年,其父张和巨病逝,为照顾家庭,15岁的张石川中断学业,随其舅父赴上海谋生。[9]其在舅父任总经理的华洋公司当“小写”,即抄写工作,为了出人头地,张石川白天抄写文书,夜晚上英文夜校,培养起了自己的英语能力。[10]此外,张石川还在其舅父办的新剧团体“立鸣社”任经理,1914年加入新剧公会,同年5月,以张石川为发行人、杜俊初为创办人的《新剧杂志》公开出版发行,上演了《革命家庭》等剧目。正是此时,张石川结识了“新民剧社”创办人郑正秋,二人将“立鸣社”“新民剧社”合办为“民鸣社”,在上海滩名噪一时。[11]

1913年,美商依什尔和隆弗看到在中国摄制影片有利可图,见张石川机警灵活,便聘请他作亚细亚影戏公司顾问,主持公司拍片事务。张石川便拉上了郑正秋,共同组建了新民公司,由美商出资,新民公司则承包亚细亚公司的编剧、导演、雇用演员和摄制影片等工作。[12]在这一时期,张石川、郑正秋等人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故事片《难夫难妻》的拍摄。该片于1913年9月29日在上海“新新舞台”公映,将批评的锋芒指向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13]拍摄结束之后,对电影或滑稽片不感兴趣的郑正秋离开了亚细亚影视公司,并成立了“新民新剧社”,张石川则继续留下拍摄影片。随后拍摄了《活无常》《五福临门》《二百五白相城隍庙》《一夜不安》《杀子报》等短故事片,这些短故事片模式多取于外国滑稽片,内容思想上则完全中国化,惩恶扬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伦理道德观念是这些影片的主题。[14]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亚细亚影视公司由于企业基础薄弱、资金周转不开加上德国胶片断档而停止了运作。1916年张石川同管海峰在徐家汇创办“幻仙影片公司”,同劳罗三人一起拍摄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反帝影片《黑籍冤魂》。[15]随后,幻仙影片公司因资金问题亦结束经营。[16]

在张石川舅父死后,张石川回到新世界游艺场帮助舅母处理相关经营事宜,并创办了新新世界,还挖了一条地道将两个游乐场相连接,但由于地下通道管理及排水等问题导致这一经营计划失败告终。[17]随后,张石川又创办和平新剧社,但由于程式化、剧情陈旧等问题,剧社不久也停止运作。[18]
1920年前后,张石川与上海大皮货商何泳昌来往频繁,学会了许多生意经,并在其资助下开办了大同交易所。但在即将开业之际,交易所却刮起倒闭之风,张石川只得停止运作以避免更大损失。[19]1922年三月初,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萍5人联手创办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家真正的电影公司——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6]
明星影片公司
在成立之初,张石川将拍摄欢迎霞飞将军的新闻纪录片作为试片,以制造影响、锻炼队伍。随后又拍摄了《沪太长途汽车游行大会》《万国商团会操》《江苏童子军联合会》等纪录片,尽可能为拍摄故事片积累资金。[20]明星公司初步将娱乐题材为主作为拍摄方针,并开办明星影视学校培养演员,拍摄了《滑稽大王游沪记》《劳工之爱情》《大脑怪剧场》《张欣生》等影片。但这些影片并没有得到观众的欢迎,反而造成了亏损。[21]
随后张石川吸取教训,按郑正秋“长片正片”的意见调整制片方针,同时向社会筹集十万元以拍摄新片。《孤儿救祖记》1923年12月18日于上海爱普庐影戏院试演,获现场观众热烈好评,并使得明星影片公司开始转亏为盈。[22]同年,张石川迎娶何泳昌之女何秀君;1924年,明星影片公司将厂址迁往繁华的霞飞路,并添置众多摄影设备;1925年,公司招股十万元,改组为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在大好形势下拍摄了《玉梨魂》《苦儿弱女》《好哥哥》等影片。[23]
1924年郑鹧鸪因病去世,1925年张石川邀请洪深加入明星影片公司任编剧和导演,并兼任中华电影学校校长。[24]随后张石川又导演了《最后之良心》《小朋友》《空谷兰》《上海一妇人》《早生贵子》等影片,其中《空谷兰》卖座收入达132337.17元,创下无声片时代的最高记录。而通过这一时期的创作,明星影片公司也有了飞跃的发展。[25]

1927年,各路投机商人看到电影业成本低,收利厚,纷纷成立影片公司。他们明争暗斗,互相抄袭那些才子佳人爱情风波的影片,不到10天半月就将粗制滥造的影片投入市场以争夺观众。此时,颇有“生意眼”的张石川决定将向恺然的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为电影,以拍武侠神怪片在同行中标新立异。于是,《火烧红莲寺》问世。在1928年至1930年3年间,《火烧红莲寺》一口气拍了18集,明星公司因此获取了大量收入。[26]同时期,张石川还导演了《少奶奶的扇子》《白云塔》《同学之爱》《富人的生活》《新西游记》等影片。[27]

1929年,美国有声电影《飞行将军》在上海放映。应对有声片,张石川和明星公司同人采取了稳妥的方针,一方面实验摄制有声片,一方面继续拍摄无声片。1930年6月,在张石川主持下,明星影片公司开始了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的制作,经过6个月的拍摄,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于1931年3月15日在上海新光大戏院首映。[28]

1931年后,随着“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的发生,全国掀起全民抗日的怒潮,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携“明星影片公司”全体员工参加到全民抗日的行列中。他们拍摄了《抗日血战》(2本)《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战地写真第一集(2本)、动画片《民族痛史》(1本)、《上海之战》(9本)等影片。在张石川的大力支持下,他们还创作、摄制了《民族痛史》《漏洞》《血线》《精诚团结》《航空救国》《新潮》《同胞速醒》《抵抗》《国货年》等以抗日爱国为主题的动画片。[29]
1932年夏,夏衍等受聘加入明星公司,担任编剧顾问并组成编剧委员会,推行电影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基本方针,创作出《狂流》《春蚕》等一批表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生活和斗争的影片。这时,作为明星公司经理的张石川,看到进步影片映出后,观众热烈欢迎,舆论大加赞扬,既有名,又有利,甚为满意。此时,张石川导演了表现抗日的影片《战地历险记》,以及夏衍创作的描写女工悲剧的《脂粉市场》和反映女伶生活遭遇的《前程》等进步影片。[30]
1933年10月以后,国民党为配合对抗日根据地的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加紧了文化“围剿”。但左翼电影工作者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继续暗中与明星公司的进步导演合作,在明星拍出《同仇》《女儿经》等一批左翼电影。[31]

1936年后,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明星公司再次找到左翼电影工作者要求合作。于是,“明星”恢复了编剧委员会,提出“为时代服务”的制片方针,拍摄出《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32]随后张石川导演的《海棠红》《女权》也先后公映。[33]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发起进攻。“八一三”战役时,明星影片公司的制片基地遭到炮火袭击,明星影片公司的多年经营也尽毁于一旦。[34]张石川一家搬到了英租界,他也开始恢复明星影片公司而奔波起来,但最终仍以失败告终。[35]上海“孤岛”时期,张石川编导了《桃色新闻》《孤儿救祖记》《红花瓶》《李三娘》等电影。[36]

后期经历
1948年1月,大同电影企业公司成立,张石川被邀请出任制片主任,然由于身体原因,张石川只得在家中协助大同电影企业公司开展工作,组织了《蝴蝶梦》《柳浪闻莺》《乱世的女性》等影片的拍摄工作,其中《乱世的女性》成为张石川最后一部执导的影片。[37]

1949年,在文艺处的关怀下,大同电影企业公司得到6000万元(人民币旧币)的借款,在张石川主持下完成了《望穿秋水》的拍摄。[38]1950年,张石川赴苏州养病,而后又回到上海,最后于1953年6月8日在上海病逝,终年64岁。[39]
公开发表文章
发表时间作品名称刊物1922敬告读者《晨星》1926导演与人选《杨耐梅画报》(她的痛苦专号)1928游艺部之组织《游艺汇刊》1931《歌女红牡丹》的成功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歌女红牡丹特刊》1932才难(不其然乎?)《开麦拉》1933《生路》观后感《晨报》1933传声筒里《明星月报》1935自我导演以来《明星半月刊》1935重摄《空谷兰》的经过《文艺电影》1935哭正秋老哥《明星半月刊》1936革新之话《明星半月刊》1936转瞬一年《明星半月刊》1939造就电影新人才《新闻报》1940我是怎样导演《秦淮世家》的《金星特刊》1944三十年前上海滩:一束陈旧的断片《万象》
以上表格内容参考自[40]
电影
年份作品1913-1914年《难夫难妻》《打城隍》《五福临门》《脚踏车闯祸》《赌徒装死》《活无常》《二百五白相城隍庙》《—夜不安》《杀子报》《新茶花》《店火失票》《滑稽侦探》《老少易妻》《贪官荣归》1916年《黑籍冤魂》1922年《滑稽大王游沪记》《劳工之爱情》1923年《大闹怪剧场》《张欣生》《孤儿救祖记》1924年《苦儿弱女》《玉梨魂》《诱婚》1925年《好哥哥》《最后之良心》《小朋友》《上海一妇人》《可怜的闺女》《盲孤女》1926年《空谷兰》《早生贵子》《多情的女伶》《好男儿》《四月里底蔷薇处处开》《富人之女》《她的痛苦》《爱情与黄金》1927年《无名英雄》《为亲牺牲》《梅花落》《田七郎》《真假千金》《卫女士的职业》《侠凤奇缘》《山东马永贞》1928年《车迟国唐僧斗法》《蔡状元建造洛阳桥》《少奶奶的扇子》《白云塔》《火烧红莲寺》(第一集)《一脚踢出去》《大侠复仇记》《女侦探》《火烧红莲寺》(第二集)1929年《离婚》《忏悔》《富人的生活》《火烧红莲寺》(三到八集)《新西游记》(第一集)1930年《新西游记》(二到三集)《黄金之路》《火烧红莲寺》(九到十五集)1931年《强盗孝子》《歌女红牡丹》《火烧红莲寺》(十六到十八集)《生死夫妻》《如此天堂》1932年《铁血青年》《旧时京华》《银星幸运》《慈母》《啼笑因缘》(一至六集)1933年《战地历险记》《失恋》《脂粉市场》《前程》《残春》1934年《泰山鸿毛》《二对一》《女儿经》《麦夫人》(又名《美德夫人》《红船外史》)1935年《空谷兰》《热血忠魂》《大家庭》1936年《劫后桃花》《海棠红》《女权》(又名《爱情的逃亡者》)1937年《压岁钱》《社会之花》(又名《黑旋风》)1938年《古塔奇案》《母亲的秘密》《桃色新闻》《歌儿救母记》《风流冤魂》1939年《红花瓶》《李三娘》《小侠女》《杨乃武与小白菜》《七重天》《李阿毛与唐小姐》1940年《董小宛》《乱世英雄》《三笑》《孟丽君》(又名《华丽缘》)《风流天子》《秦淮世家》《西厢记》1941年《红杏出墙记》(又名《京华烟云》)《红杏出墙记续集》《夫妇之道》《梅妃》《夜深沉》《花溅泪》《解语花》《艳尸》1942年《故城风云》《恼人春色》《金粉世家》《血泪鸳鸯》《燕归来》《白衣天使》《不如归》《博爱》1943年《夫妇之间》《芳草碧雪》《红颜铁血》《快乐天使》1944年《雪梅风柳》《英雄美人》1945年《万户更新》1949年《乱世的女性》
以上表格内容参考自[40]
作品评价
张石川电影创作的基本倾向和特点:注重迎合观众的心理和趣味,注重通俗,迫求电影外在的刺激性,即情节曲折,场面热闹。曾经有人问他吸引观众的秘诀何在,他回答说:“无他,剧情见胜耳。盖国产影片怒崛至今,不过三年而已。观众程度,于上海一地稍见参差外,余皆以明了为先。而吸引观众以动情感者,唯在剧情入胜耳。”[41]
张石川的导演方法基本上是即兴式的。张石川的即兴式导演方法是基于当时中国普遍流行的“影戏”观念和商业电影多出片、快出片的要求。张石川在电影语言运用上的基本特点:以演员表演为中心。演员的表演不仅是镜头构成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电影叙事的主要载体,镜头的调度和组接,主要是为了准确、连贯地记录演员的动作。张石川的镜头语言,就当时水平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较之同期其他公司和导演制作的影片,也较灵活自然,常用的技巧手法有:比喻象征、烘托渲染、重复强化和闪回叠印等。[42]
张石川电影中的三种美学惯例
具有吸引力的“噱头”:张石川在“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的主张中,强调了电影要调动一切装置、技巧甚至骗术,激发观众好奇心、产生吸引力。深入本土的文化语境,这种吸引力直接来自于观众对于“噱头”的好奇心,成为张石川电影的一种可操纵惯例。
调动情绪体验的情节剧模式:进入20世纪20年代,在《孤儿救祖记》的成功带动下,中国电影如雨后春笋开始勃发,形成与好莱坞的竞争生存模式,情节剧在中国电影扎下根来,可以说张石川的一系列成功实践对此有莫大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他摸索着当时中国观众的通俗观影心理,模仿好莱坞电影,吸收文明戏剧目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叙事经验,将观众带入曲折离奇的情节和善恶冲突中,衍生出本土性的情节剧美学惯例。

结合特定故事类型的女明星:在叙事电影发展过程中,明星成为观众关注的中心和欲望投射的对象,张石川也深谙其道。早期中国电影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女明星很多都是经由张石川挖掘而出,并让她们走向银幕表演舞台的中心。将女明星和特定的故事类型结合,是张石川电影一以贯之的美学惯例,即经由一个最理想的角色向观众提供一个自主的虚构世界,并呈现出不同时期中国观众消费趣味的变化样态。[43]
张石川创造的“中国电影第一”
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中国第一部武侠大片《火烧红莲寺》、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中国第一部喜剧片《掷果缘》、中国第一部反帝片《黑藉冤魂》、中国第一部劳工片《劳工之爱情》、中国第一部体育片《二对一》。[7]

人物评价
《光明日报》曾评到:“郑正秋、张石川是早期中国电影的主要开拓者,在电影舶来中国、艺术与技术完全贫乏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凭借先锋睿智、干劲勇气艰难探索,1913年创作出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给中国电影事业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夏衍语),而后1922年创办了早期中国电影龙头公司“明星”,在艺术与市场之间寻找可能性,推出了《孤儿救祖记》《火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姊妹花》等众多影响深远的电影作品,既教化民众、改良社会,建构了家庭情节剧为核心的中国电影社会伦理范式,也革新电影技术,由短片到长片、从默片到有声电影,更揣度观众与生意经营,生产了神怪武侠、言情传奇等类型,培养了王汉伦、胡蝶等明星,奠定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商业美学。”[44]
《中国青年报》评到:“他发明了拍电影的新方法:编剧郑正秋教演员做动作,他指挥摄影师选择机位。这便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导演”工作,这种创作思路,也成为此后中国电影创作的基本内涵......30多年间,张石川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他总共拍摄了156部电影,几乎每一部都很受好评,每一部都有艺术及技术上的创新,每一部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在他的影片里担当过角色的演员,后来许多都成了名噪一时的大腕儿。”[45]
参考资料 45
- 参考 1
- 参考 2
- 参考 3
- 参考 4
- 参考 5
- 参考 6
- 张石川:中国电影的先驱 — 中国宁波网
- 参考 8
- 参考 9
- 参考 10
- 参考 11
- 参考 12
- 参考 13
- 参考 14
- 参考 15
- 参考 16
- 参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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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 19
- 参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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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 28
- 参考 29
- 参考 30
- 参考 31
- 参考 32
- 参考 33
- 参考 34
- 参考 35
- 参考 36
- 参考 37
- 参考 38
- 参考 39
- 参考 40
- 参考 41
- 参考 42
- 参考 43
- 光明日报:电影导演代际传承的足迹 — 中国文艺网
- 张石川:用胶片讲故事 —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