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玮瑛(1915-2015),天津人,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燕京大学学士及硕士毕业生。曾任燕京大学助教、讲师,天津工商学院(私立津沽大学)副教授。1951年11月加入近代史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她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侯仁之先生的夫人。张玮瑛于2015年10月27日在北京大学校医院逝世,享年100岁。[1]
人物经历
1926年9月至1928年5月,在天津中西女校读初中。1928年9月至1931年8月,在天津南开女中读高中。1931年9月至1935年8月,在燕京大学国文学系读本科,主修国文,副修历史。1935年9月至1938年8月,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攻中国近代史,尤其关注社会经济问题,曾随禹贡学会绥远后套水利调查团考察,撰成报告《后套兵屯》(载《禹贡》第六卷第五期),并出色地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清代漕运》,深得洪业和齐思和先生的肯定,获文硕士学位。1938年9月至1940年2月,任燕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授中国通史课程。[1]
1941年12月,她的丈夫侯仁之先生因从事抗日活动被日军逮捕。出狱后,夫妇二人不畏日伪的威胁利诱,拒绝在敌伪文教机构中任职。1942年3月至1942年12月,任天津木斋中学教员。1943年3月至1946年3月,在天津工商学院史地系先后任讲师、副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及史学史。1947年任燕京大学国文学系讲师兼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1948年起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编纂《中国学术期刊目录》,收录近代中国出版的1万余种期刊,各详其出版机关、年月卷期及各图书馆庋藏情形,对于查阅研究至为便利。因目睹国民党统治腐败、经济崩溃、内战连年,导致百姓颠沛流离、困苦不堪之状,她深为愤懑,1947年5月在平津各大学教职员呼吁和平宣言上签名,并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被国民党通缉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帮助他们奔赴解放区。[1]
新中国成立后,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张玮瑛同志真诚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旁听马克思主义课程,自学马克思主义书籍,力求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她以燕京大学妇女会副主席的身份作专题报告和演讲,积极从事宣传工作。1951年11月,她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先后参与了《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题的研究,刻苦钻研,探赜发微,提供了扎实的成果。1961年10月评定为副研究员。1962年至“文革”前,她还兼任近代史研究所工会主席,连任两届,为开拓工会工作、丰富职工生活、帮助困难职工,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得职工的肯定和称赞。[1]
张玮瑛同志热爱学术研究事业。1977年后,她不顾年逾花甲之龄,仍满怀激情地投身研究工作。1986年12月,她办理了退休手续,其后仍相继组织翻译了《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 : 1906-19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年出版)、《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出版)、《美国外交文件:日本 1931-1941年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书,为研究者了解和把握美日两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来龙去脉提供了重要资料。在出版困难和翻译费无着的情况下,她慨然出资,其奉献精神和高尚情操感人至深。[1]
张玮瑛同志晚年致力于燕京大学历史的编纂工作,虽耄耋之年仍呕心沥血,不畏艰辛,她精心主编的《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出版),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
张玮瑛同志在对外交往和国际学术交流中,展现了特有的专业水准、学风和修养。她利用出访机会在美国几所大学进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并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收集中国近代史档案资料,提供给近代史研究所。张玮瑛同志数十年来协助侯仁之先生做了大量工作,是默默无闻的贤良助手。她对1985年侯仁之先生“申遗”提案的酝酿筹备、北京莲花池遗址保护等做出了特殊贡献。[1]
译著
1.《美国与中国:财政与外交研究(1906—1913)》(第一译者),138千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
2.《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第一译者),289千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
3.《美国外交文件:日本 1931—1941》(第一译者),535千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编纂
人物评价
张玮瑛同志毕生热爱祖国,热爱史学研究事业。她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治学严谨,在史学研究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她谦虚谨慎,乐观豁达,热心助人,赢得了朋友和同仁的尊敬。[1]
参考资料 2
- 东莞学人|张玮瑛:默默无闻学术人,一生执着史学路 — 南方+
- 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 — 孔夫子旧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