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

延安五老是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对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尊称。^[1]1934年10月，除了吴玉章同志被党派到国外工作外，其余四位均参加了长征。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他们五位继续担任了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要职务。^[2]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吴玉章隆重举行了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在庆祝会的祝词中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内德高望重的五位革命老人，号召广大革命青年向他们学习，因此被有的学者视为延安“五老”称谓的由来，并一直沿用。^[3]

延安五老是将马克思主义学术由“理论传播”转入“实际运用”的关键性人物，还是中国共产党内兼有“政治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特殊性人物。他们均参与党的领导工作，但又能够以更多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其中董必武的法学研究、谢觉哉的政治学研究、林伯渠的经济学研究、徐特立的教育学研究、吴玉章的历史学研究均颇具特色，其思想和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

2016年2月，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在蓟县万豪召开工作会议。在会议上吴润泽秘书长表示，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与董必武思想研究会3月份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话剧《董必武》演出、话剧学术座谈会、董必武诗词书法展活动。^[5]2016年2月29日，“中共延安五老”革命家风座谈会在南开大学召开。^[6]5月22日，由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主办的纪念董必武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暨中共延安五老功勋碑林启动仪式在河南洛阳举行。^[7]

延安五老是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对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五位德高望重老同志的尊称。^[1]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吴玉章隆重举行了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在庆祝会的祝词中提到“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分别是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号召广大革命青年向他们学习，因此被有的学者视为延安“五老”称谓的由来，并一直沿用。^[3]

照片	姓名	简介
	董必武	（1886-1975），湖北红安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法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代主席。[8] 董必武出生于一个清贫的乡塾教师家庭。1903年考中秀才。1911年投身辛亥革命任武昌军政府理财部秘书官，并加入同盟会。1914年赴日本入私立东京日本大学法律科学习，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回国，因策动讨袁两次被捕入狱。1920年参与创建武汉地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第一次共合作时期，他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湖北省党部常委、湖北省政府常委兼农工厅长，并创办了《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1928年赴莫斯科，入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回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代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委员、常委，并参与领导南方党的工作。他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分，在武汉、重庆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作为解放区人民的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回国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华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必武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起为历届中央委员，从中共七届一中全会起当选为历届政治局委员，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9] 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法制的先驱和主要奠基人之一。[10]
	林伯渠	原名林祖涵，湖南临澧人，1886年生。1902年，考入湖南省公立西路师范学堂，受该校创始人熊希龄的指引，大量阅读梁启超的《中国魂》、邹容先生的《革命书》等进步书籍，思想日益开明，并结识覃振、蒋翊武，立志为富国强兵献身。1903年冬，林伯渠以第一名成绩考取日本弘文学院。留日期间，结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廖仲恺等大批革命志士。1904年春，林伯渠东渡日本，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加入中国同盟会，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林伯渠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07年，林伯渠受命到东三省开展边疆革命，从事反清活动。1911年，奉命回湘做军运工作，策动湖南在武昌起义后首先相应，宣布独立。1913年，在湖南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通缉，于1913年5月逃亡日本。[11][12] 流亡日本期间，林伯渠在东京中央大学学习一个时期。1914年7月8日，林伯渠与堂兄林修梅一道参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而新建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极为感激，称“林氏兄弟，文武双杰，将来必定有作为”。吴玉章赋诗称赞：“重组中华革命党，伯渠襄赞著丰功”。1916年2月28日，林伯渠受中华革命党总部派遣回国参加反袁斗争，并担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后出任湖南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政务厅长。1917年，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与湘军旅长林修梅、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一道发动衡阳起义，参加护法战争，当年秋兼任湖南省财政厅长。1919年离湘赴粤，翌年出任孙中山在广州重新组建的军政府参议，年底离粤赴沪。[12] 1920年8月，林伯渠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并于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7年9月至1949年，林伯渠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对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37年起，他多次担任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后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29日病逝于北京。[11]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11]
	谢觉哉	谢觉哉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原名谢觉斋，字焕南，学名维鉴，1884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1905年考中晚清秀才。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里，在湖北、上海、湘鄂西苏区，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先后任《大江报》、《红旗》报、《工农日报》主编。1933年4月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等职，主持和参加起草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令和条例。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兼秘书长，后又任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七七事变后赴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同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1939年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1948年8月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1959年4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5年担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1年6月15日在北京逝世。[13] 谢觉哉是革命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参加制定了中国人民的第一部《选举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条例》、《税收条例》以及《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犯条例》等。[14]
	徐特立	徐特立又名徐立华，原名懋恂，字师陶，革命家和教育家。1877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四都观音塘(今长沙县江背镇观音塘)。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并被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他曾经是毛泽东的老师，1919年五四运动后到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后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5月在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委员、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回国后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苏维埃大学副校长。1934年10月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爆发后，徐特立先到国民党统治区做中共代表，1940年回延安任自然科学院院长，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他还参加了延安青年体育运动会的游泳比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68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15][16] 徐特立在青年时期就开始献身于教育事业，从事教育工作长达73年，是中国近代从事多种教育时间最长的教育家。他对中国革命教育事业的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他首创了农民运动师范教育和文盲师范教育；他曾主持制定了近代中国工农革命教育最早的教育方针、任务和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及法规；他亲自编写并主持编审了中国工农革命教育的第一批教科书；他制定了符合当时中国农村特点的“以民教民”的扫盲教育方案。在江西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徐特立主持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规模空前的改革旧教育、创立新教育的实验，并为新中国的诞生，主持编审了新中国的第一批中、小学教材。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古稀之龄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教育建设之中，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他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和深湛的论述，这些文章大多被收集在《徐特立文存》、《徐特立教育文集》和《徐特立文集》中。[17]
	吴玉章	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1903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吴玉章作为四川代表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筹备工作。1915年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从1922年起，他先后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华北大学校长等职。1923年在成都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28年到1937年被派往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曾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并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8年回国。后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华北大学校长。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第七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66年12月12日在北京病逝。[18][19] 吴玉章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之一，也是革命实践与学术领域均有重大建树的革命家，对中国马克思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20]

参考资料^[8]

“延安五老”是将马克思主义学术由“理论传播”转入“实际运用”的关键性人物。还是中国共产党内兼有“政治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特殊性人物。“延安五老”均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早在1933年中央苏区根据地时，他们就分别担任了党和苏区政府的领导工作。1934年10月，除了吴玉章同志被党派到国外工作外，其余四位均参加了长征，历经艰险。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他们五位继续担任了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以年近古稀之高龄朝气蓬勃地又投入到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之中。^[4][21]

延安五老虽属“辛亥”一代知识分子，但后来均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们不仅积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还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五老在各自领域灵活应用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在法学、谢觉哉在政治学、林伯渠在经济学、徐特立在教育学、吴玉章在历史学的研究上，均展现出了各自的风格和成就，其思想和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22]

在法学领域，董必武对其研究最深、影响最大。他早年留学日本专攻法律，回国后更是将法学研究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他不仅提出了诸如“法律是政权的一部分”等深刻见解，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政治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深受“延安五老”的重视。吴玉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和林伯渠等人，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吴玉章的《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1926)、董必武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1937)、谢觉哉的《边区政府的组织与建设》(1937)、徐特立的《政党与政府》(1938)、林伯渠的《论新民主主义政治》(1940)等，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特别是谢觉哉，他的政治学研究成果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又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22]

在经济学方面，林伯渠和吴玉章对经济学的研究最多。早在1928年12月，他们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就合作写出了《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剖析旧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封建性质，以论证中国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此后他们也一直关注经济问题，但由于林伯渠的求学及革命经历与经济学的联系更为紧密，其贡献也相对突出。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林伯渠被誉为“红色理财家”，其思想和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教育是“延安五老”共同关注的问题。他们不仅共同筹划创办了陕北公学，还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徐特立被誉为“人民教育家”，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丰富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历史学方面，吴玉章和徐特立的研究最为深入。他们不仅共同探讨了史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还各自在历史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吴玉章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其论著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中国问题研究相结合，具有开创性的意义。^[22]

2016年2月，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在蓟县万豪召开工作会议。在会议上吴润泽秘书长表示，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与董必武思想研究会3月份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话剧《董必武》演出、话剧学术座谈会、董必武诗词书法展活动。2016年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还邀请老红军王定国、朱德家属代表、延安五老家属代表、老革命后代等举行著名书画家、爱国侨领王德水艺术人生、为党工作30年感恩会，中共延安五老与开国建国座谈会暨全面启动红色资本集团，延安五老家乡行，纪念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诞辰130周年座谈会等红色活动。^[5]

2016年2月29日，“中共延安五老”革命家风座谈会在南开大学召开。爱国将仕酒业与王定国慈善基金、中国政法大学谢觉哉教育基金、朱德公益基金、南开大学中共延安五老教育基金、教育部徐特立文化传承教育基金、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人民大学吴玉章基金、林伯渠教育基金会共同创建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6]5月22日，由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主办的纪念董必武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暨中共延安五老功勋碑林启动仪式在河南洛阳举行。^[7]

延安五老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有着相似的革命经历，并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读书。读书，让他们从众多“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了革命理想信念，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学习强国 评）

延安五老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矗立起了一座又一座丰碑。本文试图从一件件小事入手，滴水映日，折射出他们熠熠生辉的一生和令人钦佩的高风亮节。^[23]（湖北党史网 评）

延安五老以实际行动，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轻视理论研究的风气。他们学贯中西，对中国传统“旧学”、西方资产阶级“新学”和马克思主义均有深入研究，因而能够在各自领域更加灵活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22]（北京日报 评）

延安五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树立起了一座又一座丰碑。^[24]（上饶政协网 评）

在中国共产党史文献中，关于“五老”的不同提法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董必武提到的苏区“五老”、毛泽东提到的延安“五老”以及朱德提到的南泥湾“五老”。^[3]

根据董必武回忆，早在红军长征之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就已有“五老”称谓。1936年8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杨尚昆曾给参加长征的各部队将士发出电报和书信，为出版红军《长征记》征稿。董必武应约撰写了题为《长征纪事》的一组三篇文章，其中在《出发之前》一文中写道：“在中央根据地，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这是目前见到的中国共产党内关于“五老”的最早提法，因为当时是在中央苏区，所以又被称为苏区“五老”。其中，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被称为“五老”之首，后面依次为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和林伯渠。苏区“五老”中之所以没有吴玉章，是因为吴玉章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当时并不在国内，后来又在1935年11月被派到法国巴黎负责出版《救国报》，直到1938年4月才回国。^[3]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吴玉章隆重举行了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亲自出席，并在祝词中指出：“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在这里，由于毛泽东明确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内德高望重的五位革命老人，号召广大革命青年向他们学习，因此被有的学者视为延安“五老”称谓的由来，并一直沿用至今。当时，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提及何叔衡，是因为何叔衡没有随着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而是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于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省长汀县壮烈牺牲。否则，中共延安“五老”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六老”了。^[3]

1942年7月10日，在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结束后，朱德邀请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和续范亭同游南泥湾，并赋诗一首，其中写道：“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在这里，朱德明确使用了“五老”一词来概括同行的五人，这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朱德传》称为“延安五老”。但是，时任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的党外爱国民主人士续范亭先生，只是应邀同游南泥湾的五人之一，作为“五老”的实际认可度并不高。此外，与董必武、林伯渠同龄并且同样德高望重的朱德，后来也没有成为众所公认的中共延安“五老”之一，具体原因尚不清楚。^[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