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墓

崖墓是一种古代开凿于山崖或岩层中的墓葬，主要存在于中国的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1]。战国时期的崖墓集中在江西省境内的武夷山地区，形式多样，包括单洞单葬、单洞群葬及联洞群葬，使用整木刳成的棺材。崖墓的族群属于百越中的一支。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崖墓多为诸侯王陵或贵族大墓，通常设有墓道、甬道、耳室、中室、后室，并随葬大量精美器物。东汉至六朝时期，四川地区盛行崖墓，尤其是乐山地区，常有多座崖墓聚集在同一面山坡上，形成墓地。^[2]

崖墓，又称“蛮洞”，起源于汉代，是一种仿生人住宅、凿山为室的墓葬形式^[3]。最早的文献记录出现在《后汉书·冯衍传》，其中提到：“凿崖石以室兮，托高阳以养仙。”到了唐宋时期，因年代久远，时人误以为崖墓是修仙炼丹的“神仙洞府”。南宋诗人陆游曾将其描述为“古得道之人藏丹之所”，使崖墓增添了神秘色彩。此外，还有一种依山为陵的陵墓也被称为崖墓，始于汉代，如河南永城芒砀山梁王墓。唐代以后，多位皇帝选择此种墓葬形式，形成了多个“崖墓”。

崖墓在中国分布广泛，涉及台湾、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四川等多个省份^[4]。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南部岛屿上也有发现。龙虎山作为中国道教发祥地，拥有历史悠久、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崖墓葬群，被认为是崖墓葬的发源地。

江口崖墓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县江口镇岷江东岸上，时代跨度从西汉晚期至三国时期，以东汉时期崖墓居多。江口崖墓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研价值和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是一处数量多，分布密集，保存完好的古墓葬群，是我国最早见于记载的纪年墓葬。出土文物蕴含丰富的汉代彭山政治经济、生活习俗、建筑雕刻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信息，对研究汉代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宗教等具有重要意义。江口崖墓的墓葬形制丰富，包括船形室墓、竖井横室墓、岩室与砖室结合墓、天井墓和异形墓，又分单室、双室、三室等多种类型。这些崖墓均由墓道、墓门、墓室构成。^[5]

寺坡崖墓群位于河南省淅川县寺湾镇前营村寺坡悬崖周围，总面积达42万平方米，是河南省境内迄今发现的最大汉代崖墓群。崖墓群洞口呈半圆形，直径1.8米，底部铺设花纹砖。洞穴内残留有头盖骨和腿骨，以及陶灶、陶仓、陶钵、五铢钱等遗物，墓地保护状况良好。

金堂崖墓是四川金堂县发现的一处东汉中晚期至六朝的古墓群，出土了30余件珍贵文物。其中一座墓葬未被盗掘，成为研究东汉崖墓葬俗的重要考古发现。

商洛崖墓群是中国西北边缘崖墓遗存最集中和数量最多的，崖墓点722处，崖墓3936座。考古人员对100多座崖墓实地勘察后发现，商洛崖墓群大体可分为单室墓、双室墓、三室墓、多室墓、崖洞砖室墓和异型墓等6大类型。商洛崖墓群的发掘将推动陕西南部至中国西南地区地域文化演变及丧葬习俗的研究。^[6]

大云山崖墓群，是于2013年在四川成都市新津县发掘的一处崖墓墓葬群，位于四川新津县邓双镇大云山，有崖墓600多座，分布于两座土山上。年代大约在东汉，墓葬内发掘出大量的陶制器皿。2013年，当地文物部门清理挖掘出了一些陶棺、石棺以及众多造型各异的陶俑。这些墓最早可追溯到东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7]

宜宾崖墓是四川崖墓重要组成部分，为川东南长江流域的代表，多为单室墓穴。受滇黔交界区域悬棺葬、崖葬文化的影响，墓口的位置较高，浮雕装饰也较为简单。^[2]

黄伞崖墓群位于宜宾叙州区高场镇拥护村，分布在岷江北岸的黄泥巴坡、印子坡至喳口岩的坡壁上，数量巨大，约有426座汉代岩墓。在所有这些岩墓群中，属印子坡1号岩墓规模最宏大，保存最为完整。^[2]

石城山民族崖墓群为宋至明代少数民族墓葬，约200多座，分布在叙州区的横江镇、双龙镇和复龙镇境内，共有北斗岩宋代崖墓群、天堂沟宋代崖墓群、雷打石明代崖墓群、三十六臂山宋明代崖墓群和黑石头明崖墓群。^[2]

营造学社文献组主任刘敦桢在《川康古建筑调查日记》（下称“日记”）中反复提及，“崖墓遍布岷江及嘉陵江流域，其数难以算计”“嘉定、彭山、绵阳等处岩墓，数量之多令人咋舌”“触目皆崖墓”。^[8]

《四川彭山汉代崖墓》中记载，当地山体乃红色砂岩，覆着黄土，因坡度平缓，大多辟为农田，山间的谷地、沟坡均宜于墓葬。^[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