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蓬子

姚蓬子（1906年—1969年），原名姚梦生，字裸人，又名姚梦圣，后改名为姚杉尊，笔名有蓬子、蓬、小莹、丁爱、玲玲、慕容梓、华风、尊彬、彬芷等，浙江诸暨姚公埠人，^[1][2]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出版家，姚文元之父。^[4]

姚蓬子出生于书香世家，幼年时家境殷实，曾就读于诸暨县立中学、绍兴越材中学、上海中国公学，后在北京大学旁听学习。其母去世后弃学来到上海，在光华书局担任编辑，从事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2]1927年，姚蓬子在同为书店编辑的潘汉年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8月，姚蓬子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银铃》。次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执行委员，参与了《萌芽》《北斗》的筹办、出版工作，也曾与潘汉年、冯雪峰等共同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所"。1932年，姚蓬子曾担任过《文学月报》主编，但不久因右倾被撤职。1933年，姚蓬子调任中共华北特委书记。同年底，他在天津被捕，不久叛变，登报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1934年4月，姚蓬子出狱后曾在中统特工总部训练股工作，编辑《动力》月刊，主编《扶轮月刊》《钟声》等刊物。^[2][4]

抗战爆发以后，姚蓬子与中统脱离关系，在武汉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三日刊。武汉沦陷后，姚蓬子赴重庆任职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1939年，姚蓬子和老舍创办作家书屋，老舍不久退股。后他又与老舍、赵铭彝等创刊《文坛小报》。1943年，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脱身后，以作家书屋为掩护，隐居了一段时间。1945年，抗战胜利，姚蓬子迁作家书屋至上海继续营业，以出版名家著作为生。1955年后，姚蓬子成为自由职业者，以译著和写作为生。1963年后，任教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4]1969年2月17日，姚蓬子因肺癌病逝于上海胸科医院，终年六十四岁。^[2]

姚蓬子的文学作品种类多样，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杂文、翻译作品都有所涉及，每个时期的侧重点不同，文学作品的风格、主题也多变。早期姚篷子的创作多唯美颓废，诗歌带有象征派特征，小说也多为凸显物质和欲望。加入“左联”之后，由于受到左翼作家的影响，姚篷子的作品开始转向对于社会黑暗的暴露与反抗，而到了抗战时期则进一步的凸显了爱国主题和通俗化追求，以及对社会热点的讨论。^[2]代表作有诗集《银铃》《蓬子诗钞》；短篇小说集《浮世画》《剪影集》；译作《处女的心》《我的童年》《俄国短篇小说集》等。^[4]

1906年，姚蓬子出生于浙江诸暨姚公埠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姚宝槐是清朝秀才，父亲姚西曜（又名姚汉章）也是清朝举人，曾任中华书局师范部主任。作为家中独子，父亲希望姚蓬子能继续家里的书香传承。姚蓬子幼年时，家有田地一百二十亩，父亲又是姚公埠镇的“圩长”，因此过着阔少般的生活。^[2][5]

在私塾启蒙后，姚蓬子就被送到诸暨县中学上学。1921年冬，中学二年级的姚蓬子因参加驱逐校长运动被学校开除。1922年春，姚蓬子进入绍兴越材中学就读。这所中学是一座美国人在华创办的私立教会学校，偏重英文教育。姚蓬子在这里提早接触到了英文。第二年春，他再次转学到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在校期间还曾担任过当时校刊《旬刊》主编朱光潜的编辑助手。1924年春，他到北京大学旁听，入住集贤公寓。当时在北大读书或旁听的浙江籍学生很多，如潘漠华、柔石、张天翼、王鲁彦、冯雪峰等。众人时常联系，交流思想。^[2][5]

1924年夏天，姚母张氏病重，姚蓬子回老家探望。不久，姚母去世。同年，父亲姚西曜娶了继室。姚蓬子烦闷之下，到好友周颂棣家散心，不想遇到周的姐姐周修文。两人一见钟情，难分难舍。但姚蓬子见过世面，不再满足于待在姚公埠这样的小镇中。他想要一飞冲天，在文学、政治上有所作为。等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之后，姚蓬子便弃学来沪，经同乡介绍到光华书局作编辑。^[2][5]

姚蓬子进入上海光华书局后，编辑工作深得老板张静庐的赏识。1925年，姚蓬子获知北新书局有出“欧美名家小说丛刊”的计划后，毛遂自荐去翻译果尔蒙的《处女的心》。除了编辑、翻译文学作品之外，姚蓬子还投稿到杂志上发表。1926年，姚蓬子曾短暂到北京，将一些作品发表在《沉钟》半月刊等杂志上。他的第一篇诗歌也是发表在这一时期的《莽原》杂志上。1927年，《处女的心》译作出版，不久后脱销。这是姚蓬子第一本出版的图书。第二年夏天该书再版。1927年，在同为书店编辑的潘汉年影响下，姚蓬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3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姚蓬子的诗集《银铃》，他早期发表在期刊上的诗歌大多收入其中。^[2]

1930年，张静庐把“欧罗巴文艺丛书”的主编工作交给姚蓬子。姚蓬子不单组织丛书的译稿，还亲自参与其中。1930年至1932年间，他先后翻译了果尔蒙的《妇人之梦》，转译了高尔基的《我的童年》（英文版），选译了《俄国短篇小说集》，与杜衡合译了斯德林保的《结婚集》。^[2]

1929年10月，姚蓬子随冯雪峰、潘汉年、韩侍桁等人一起去了鲁迅上海景云里的住处，共同商议成立左联事宜。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姚蓬子作为前期组织人员，以左联执委身份加入左联，并担任“总务部长”。^[2]姚蓬子还与茅盾、鲁迅等人创办了湖风书店；^[2]与潘汉年、冯雪峰等共同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所"；^[4]参与左联的《萌芽》《巴尔底山》《文学生活》等刊物的编辑。^[6]1931年，潘汉年安排姚蓬子和沈起予协助丁玲创办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这是姚蓬子正式担任重要职位的第一份刊物。他主要负责跑印刷厂，十分忙碌与积极。^[6]

在编辑《北斗》之余，姚蓬子开始了小说创作，他的第一篇小说《一幅剪影》便发表《北斗》的创刊号的首要位置，后来被收入到姚蓬子1933年出版的《剪影集》里。这之后他又在《北斗》第二期、第三期上分别发表了《一侍女》、《白旗交响曲》。^[6]在左联期间，姚蓬子所作的诗歌、小说大部分偏向红色主题，如《白旗交响曲》、诗四首等。当然，市场上流行的文学类型姚蓬子也没有错过，他写的《浮世画》等都带有浓重的都市气息。作为左联中的一员，姚蓬子在30年代初的上海文坛可谓混得风生水起，他的作品甚至曾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著作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列为查禁书籍。^[2]

1932年，《北斗》被当局查封，姚蓬子又去主编左联的又一刊物《文学月刊》，^[6]但只做了两期，便被冯雪峰认为其右倾被免职。^[4]于是姚蓬子离开了左联，到潘汉年负责的互济会从事地下工作。^[7]

1933年，姚蓬子调任华北地下党任中共华北特委书记。同年12月，他在天津被捕，被押解至南京后，旋即自首叛变。1934年4月，姚蓬子由周复农保释出狱。同年5月4日，姚蓬子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公开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3][4]此后，他曾在中统特工总部训练股工作，编辑《动力》月刊，主编过《扶轮月刊》《钟声》等刊物。1935年被中统派到芜湖编《大江日报》副刊。后来，姚蓬子还当过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等。丁玲当时正被中统软禁于南京，姚蓬子与丁玲是故交好友，其丈夫胡也频去世后一段时间，姚蓬子曾天天去看望丁玲。^[4]

抗战爆发后，姚蓬子与中统脱离关系，在武汉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4]1938年，姚蓬子协助老舍编印“文协”机关刊物《抗战文艺》三日刊。^[6]武汉沦陷后，赴重庆任职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1942年，姚蓬子与老舍合资在重庆创办“作家书屋”，许多重要的著作都是经他手出版，，如郭沫若《棠棣之花》、老舍《归去来兮》、茅盾《耶稣之死》、冯雪峰《真实之歌》《乡风与市风》、胡风《在混乱里》、张天翼《谈人物描写》、陈白尘《结婚进行曲》、周而复《子弟兵》、陈子展《宋代文学史》等。但由于姚蓬子管理不善，经常拖欠作家稿酬，乱扔作家手稿，不久老舍愤而从“作家书屋”退股。之后，姚蓬子又与老舍、赵铭彝等创刊《文坛小报》。^[4][6]姚蓬子与冯雪峰是故交。1943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冯雪峰到达重庆公开活动。同年12月，为了掩护自己执行“特定任务”，也有利于开展统战工作，冯雪峰搬到姚蓬子开设的作家书屋借住，直至1946年2月离开重庆到上海为止。1945年，抗战胜利后，姚蓬子迁作家书屋至上海，以出版书籍为生，出版过鲁迅、老舍等名家的著作。^[3][2]

1949年后，姚蓬子趁中苏关系交好，通过作家书屋及时找到一班留俄学者，抢译了不少经济方面的俄文书，销路极为顺畅，赚了不少钱。^[8]1953年，上海普选人民代表，姚蓬子以统战对象身份列入候选。1954年，出版业开始实行公私合营，“作家书屋”被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姚蓬子、周修文夫妇则成为该出版社的职员。1955年，因涉嫌当时轰动中国的“潘、扬反党集团”案件，姚蓬子丢了工作，成为自由职业者，以译著和写作为生。1963年后，经有关部门安排，姚蓬子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兼课讲师。^[4][9]

1969年2月17日，姚蓬子因肺癌病逝于上海胸科医院，终年六十四岁。^[2]

1924-1929年是姚蓬子写诗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诗作既是他初入文坛写诗的尝试，同时也是他诗歌创作的巅峰。他的诗歌深受当时的文学潮流的影响。姚蓬子的诗歌创作起步时直接效法法国象征派，同时，又追随中国早期象征派诗歌的潮流，将西方的唯美、颓废情调、怪异意象和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美意象和感伤情调相糅róu合，开始了象征派诗歌的中国化进程。总体来看，姚蓬子这一时期的诗歌以颓废、唯美为基本的审美构成元素，以诗风上的颓废主义，艺术上的“感觉移借”、神秘联想等在无意识中实践着审美现代性原则。姚蓬子在诗的形式上，主张运用自由诗体制写诗。他没有去追求诗歌音韵与节奏的美。诗节的多少，诗句的长短，句尾的押韵与否，全凭表达感情的需要来决定。在《银铃》中，他大量使用自然景物人格化的方法。作者丰富的想像力，借助拟人化的方法表现出来，使诗中的形象显得格外鲜明。1929年《银铃》发表前后，姚蓬子宣布：“我有勇气把青春撕成了碎粉，掷给你们看吧！”这一次选择过早的结束了他的象征派“诗人”的生涯。凭借一部《银铃》，奠定了他在象征派的地位。虽这之后也有零星的诗作发表，已缺少了象征派的意味。^[10][2]

1930年，姚蓬子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后，响应左盟的号召，发表了大量充满左翼色彩的诗歌。比如他通过《肉和酒》《这里》等诗歌，揭示社会黑暗，展现对这种现实的痛恨、失望；通过《血腥的风》《战歌》等诗歌，号召人民反抗斗争。姚蓬子左翼时期的诗歌除了意象的变化，题材从死亡颓废走向积极的为革命呐喊，语言也从奇警的句子变成通俗易懂的大众句子。诗歌从自我的烦闷、忧郁转向为中国革命摇旗呐喊，诗歌的内容从小我走向大我。对社会、阶级的关注构成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政治特征，造就了以左翼文学观念为指导的现实主义诗歌的诞生。^[6][2]

1934年姚蓬子登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声明开始，他的诗歌创作基本消失。^[6]1937年抗战爆发，姚蓬子加入文协后，又开始写诗，这时候姚蓬子的诗取材于抗战现实生活，遵循着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主旋律，但为了宣传抗战，诗歌作品题材内容单一，局限于抗战生活，艺术特色不明显，富有浓重的政治说教气息，多属于“应景”之作。包括抒情诗、纪念诗、人名诗和讽刺诗。^[2]

姚蓬子的抒情诗追求诗歌大众化，语言平民化、通俗化，以诗歌作为号召大众反抗的武器。如《太阳旗》中“太阳旗”是某个年轻战士的遗物。他牺牲了，但“那不知名的年轻美丽的妻/恐怕还在痴痴地祈祷平安。”这诗歌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具有反战宣传的性质。姚蓬子的纪念诗主要是为了纪念重大的历史事件，著名文人创作的周年纪念而作。比如《十年》，它的副标题即是“为纪念‘九·一八’十周年作”；《献给郭沫若先生》则是响应《抗战文艺》中“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的号召，以先辈的活动为准则，引导后人学习。姚蓬子的讽刺诗将日常生活作为选材，以漫画式的笔法、自嘲的口吻来展现抗战时期人们生活不易，嘲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姚蓬子的抗战人名诗起因于吴组缃xiāng在《蜀道》上发表的《与抗战有关——近体诗十首》，是为了响应呼吁作家团结抗日的口号而作。^[2]

从 1930 年代初开始，姚蓬子开始将文学的重心由诗歌转向小说。姚蓬子的小说创作之路，最早是从翻译法国象征派的小说开始的。他的第一篇小说是收录于《浮世辑》^[注1]的《浮世画》，于 1932 年 11 月出版。这个时期姚蓬子的小说中有很多关于上海的都市书写。他笔下的都市书写是由摩登都市和左翼都市这二维构成的，这二者构成了姚蓬子对于都市和物欲既羡慕又批判的二重态度。一方面，摩登都市的繁华给他带来极大的新鲜感。另一方面，他接受了左翼的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到要反抗，于是他选择用小说来传达这一情绪，在文本中开始展现阶级斗争。姚蓬子的两种都市书写没有明显的先后关系，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如描写摩登都市的小说《一侍女》的发表时间是 1931年 10 月 20 日，带有左翼革命文学色彩的小说《白旗交响曲》的发表时间是 1931 年 12 月20 日，二者只是间隔了两期杂志，其他主要的小说也都是在 1932 年和 1933 年集结出版的。^[2]

就审美理念来看，姚蓬子的摩登书写是逃离乡村，对都市现代文明进行礼赞，他笔下的都市人则放纵自己沉沦。这点在姚蓬子《第一回巡礼——都市 Sonata 之一》有所展现。在人物设置上，姚蓬子笔下的进城人在看到上海的浮华立刻就沦陷其中不能自拔。在姚蓬子的此类都市小说中，总是一个“老上海人”领着一个“新的上海人”游走在十里洋场中，他们沉迷着、放肆着。如《幸福的秋夜》和《第一回巡礼——都市 Sonata 之一》都是这个熟悉上海摩登游戏规则的子超带着新来的渭水去销金窟。面对这样新奇的体验，渭水除了最初因为尴尬有些不适外，之后便很快地接受了角色的转变。《幸福的秋夜》中小三囡nān来到大都市后甚至没有一丝的不适，因为“外国人对小囡都蛮好的，有小汽车坐，有新衣裳穿，而且都有糖吃”。^[2]

其时正值国难当头，姚蓬子既写上海滩上的畸形物欲、情欲追求，也写上海滩的抗战怒火。如姚蓬子所作的《白旗交响曲》，就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总体上看，姚蓬子的摩登都市和左翼书写，在艺术性和审美性上都不如他早期的象征派诗歌。他的这些小说，存在着细节处理上不到位，人物塑造上不够饱满等缺陷。^[2]

1934年，姚蓬子登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声明之后，小说创作也不多了，只有一部短篇。^[6]

姚蓬子在左联时期的文学创作，以小说居多，诗歌次之，而杂文相对来说比较少。开始他的杂文主要是介绍文学观点的文章，并没有明显的战斗性。在意识到文学要为大众服务之后，姚蓬子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变化。他一改早期诗歌中颓废哀嚎的情调，开始关注大众，关注时事格局，写底层人，写底层事。1930 年，姚蓬子在《巴尔底山》上发表了杂文《两种走狗》，以此揭露社会上小市民的丑陋嘴脸。《谁利用自由大同盟》更是高呼着“不自由毋宁死”，时刻与人民保持着联系，追求言语自由。他的杂文题材和内容主要不是直接的社会政治性的，而是关于文艺问题的。1933 年他在《文学新闻》上发表的《丁玲》，便是以诙谐幽默的口吻讲述了丁玲创作《莎菲女士日记》期间的趣事。他作为左联刊物的编辑，隐身在刊物后面，主要起文艺创作的引导工作，而不是像鲁迅那样直接冲锋陷阵，向黑暗的社会与政治开炮。总的来说，姚蓬子左联时期的杂文比较偏向文艺，探讨文艺的创作方法。^[2]

文协时期姚蓬子的杂文产量尤为丰富，是他杂文创作的黄金时代。他的杂文创作集中在《新蜀报·蜀道》和《抗战文艺》上。姚蓬子的抗战杂文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①对于文坛的热点问题发表相关看法，提出意见；②将笔锋直指日帝走狗，抨击汉奸，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③对战时作家生产生活的关注。^[2]

姚蓬子继承上一个阶段的对文艺创作问题的探讨，在《抗战文艺》上接连发表《文艺的“功利性”与抗战文艺的大众化》《关于民众的文艺读物》等诸多阐述他对文艺大众万方数据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审美与政治的变奏——姚蓬子文学创作研究化的看法的文章。姚蓬子对抗战时期汉奸问题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笔触犀利，讽刺幽默，明显有“鲁迅风”。姚蓬子在《鲁迅先生的爱和憎》中即以鲁迅的视角，对奴性根生的愚昧大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于战士牺牲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希望麻木的人们能够清醒起来，咆哮起来。^[2]

姚蓬子左翼时期的杂文注重对文坛时论的探讨，进行文学批评活动，偏重文学的审美意识；抗战时期的杂文着眼于对现实的批判，迅速而直接地对时局做出反应，突出文学政治意识、革命话语。无论是对文坛的论争的探讨，还是对反动派丑恶嘴脸的憎恶，姚蓬子抗战时期的杂文写作秉持着为抗战服务，用杂文创作调动人民抗战积极性，激发斗志。左翼时期的杂文写作与抗战时期的杂文写作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再一次印证了姚蓬子擅于跟随文学潮流和时代风向而创作。^[2]

作为中国象征派诗人中的代表人物，姚蓬子是一个具有“浪漫性”气质的诗人，他的“浪漫性”气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人生道路的选择。——《论象征派诗人姚蓬子文学创作历程的两次转折及其原因》评^[6]

“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浪漫性的人物……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鲁迅评^[11]

“现在想来，说实在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以为他不过跑进共产党来混一阵，就像兴致高时去跑一次赌场那样混过一段时间而已。他平日是一个懒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虚。”——丁玲评^[7]

赠蓬子

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攀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

1932年3月31日，鲁迅作了一首诗《赠蓬子》，送给姚蓬子。这首诗本是一首打油取笑之作，但有关注释层出不穷。最为可信的是楼适夷的说法：此诗是因为穆木天的夫人找不到丈夫，抱着孩子到穆木天的好友姚蓬子处找。姚蓬子当时独居，面对朋友妻儿找上门来颇有张惶之态，鲁迅遂幽他一默。^[4][12]

老舍曾与姚蓬子合资创办作家书屋，但由于姚蓬子管理混乱，经常拖欠作家稿酬，乱扔作家稿纸，老舍愤而退股。^[4]老舍曾在作品《四位先生》之《姚蓬子先生的砚台》中，暗讽了姚蓬子先生乱扔作家稿纸。“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子、椅子、窗台上.....全是稿子。简单的说吧，他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尊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由枕头底下翻出两张，由裤袋里掏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