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

《天行者》是中国当代作家刘醒龙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后不断再版。《天行者》以20世纪90年代中国乡村教育的现实问题为背景，讲述了民办教师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农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故事。小说从落榜生张英才进入界岭小学任教这一事件开始书写，聚焦于界岭这个偏远乡村地区的教育状况，以三次“转正”为线索叙述了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等乡村民办教师贫困的生活和艰辛的工作，展现了民办教师伟大的精神世界。中国农村一度有四百万民办教师，他们承担了一亿几千万农村中小学生的教育重任，付出巨大但收益甚微。作为小说《凤凰琴》的续篇，《天行者》围绕“转正”这一话题续写了民办教师艰苦卓绝而充满希望的故事。民办教师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读者，正如刘醒龙所说，他们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1][2]《天行者》在继承传统叙事方法的同时具备自身写作特色，极具可读性与艺术性。^[3]小说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思、对民办教师形象的刻画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触动无数读者，于出版后十年间先后获得第11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图书提名奖、《十月》“最具影响力作品奖”，并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4][5][6][7][8]}

《天行者》以20世纪后半叶中国乡村教育的现实问题为背景展开。教育问题是80年代初以来的大事。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升学率一直是对教育的考验，学生从小学开始就在为高考做准备。与此同时，乡村教育还面临着关乎自身的切实目标：乡村人面貌的改变以及脱掉被人称为男苕或女苕的帽子。^[9]20世纪80-90年代，民办教师是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这一群体一度有四百万人之多，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肩负起了对一亿几千万农村中小学生进行教育的重任。^[2]在急需人文教育的中国乡村，大部分传道授业的重任都放在了民办教师肩头。这些乡村知识分子在艰苦的教学环境中坚持工作，将现代文明的火种播撒到最偏僻的角落，是一切乡村奇迹的创造者。而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几百万民办教师转正进入“吃公粮”的体系，但仍有许多没有转正的或被清退的民办教师失去生活保障，他们过着比原来更加困苦的生活。近年来，在中国大地的历史变革中，许多人和事被逐渐淡忘，如民办教师这样的群体不再被提及，他们失去了身份和地位，甚至将会失去存在的痕迹。^[10]《天行者》正是以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书写了90年代民办教师面临的现实困境。

刘醒龙于1992年发表了展现民办教师生活情状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引来如潮好评。自《凤凰琴》问世后，刘醒龙陆续接到许多读者来信，他们希望看到《凤凰琴》的续集。由于不愿跟风的性格和对作品效果的追求，刘醒龙并没有趁热度发表相关题材的新作品，而是选择蛰伏，持续关注各地乡村学校、乡村教师的现实生活并记录灵感。^[11]文学创作应当记录现实，这一点被刘醒龙视为作家的天职。^[12]《天行者》是对记忆的挽留，是从遗忘处开始的写作。在刘醒龙看来，民办教师是一段不该忘却的历史。他的文学创作正是要提醒后来者，铭记历史才能拥有未来。^[10]2008年，刘醒龙偶然得知了《凤凰琴》对乡村一线教师们的触动与鼓励，震撼的事件最终打动了刘醒龙，他认为《天行者》成书的时间到了。于是在2009年，继《凤凰琴》出版十余年后，它的续集《天行者》问世了。^[11]

高考落榜的张英才通过舅舅万站长的安排来到界岭小学，成为了一名民办教师。起初，张英才极不情愿，只是由于前途未卜才不得不来到乡村工作，他在界岭结识了界岭小学校长余校长、副校长邓有米、教导主任孙四海等民办教师，工作与生活有序进行着。^[1][13]

在一次教育义务法检查工作中，领导们有意将先进评给困窘的界岭小学。不明真相的张英才写了一封举报信，使学校使用奖金维修校舍的计划落空，他也因此受到排挤。在蓝飞的建议下，张英才假装备考转正，这一恶作剧却令很多界岭老师受到了伤害。此时的张英才切身体会到了民办教师的艰辛，他追悔莫及，撰写文章投稿到报社，不料获得了重大关注，界岭小学也因此获得了一个珍贵的转正名额。经过一番波折，张英才终于接受了这个下山进修的名额。^[1][13]

尽管张英才的文章受到了广泛关注，但界岭的教育条件依然困窘。村长余实不重视教育，长期拖欠教师工资，教师们选举新村长的计划也惨遭流产。考虑到儿子的前途，村长夫妻才最终发放了教师工资，使教师有了一定保障。^[1][13]

界岭先后迎来了夏雪和骆雨两位支教老师，他们带来了山外的蓬勃力量，但最终都离开了界岭。骆雨因病离开界岭后，蓝飞被调来担任校长助理。在余校长前往省城学习学习期间，蓝飞利用代为保管的公章私自占有了界岭小学新分配的转正指标。这一行径激起公愤，但余校长平息众怒，阻止了教师们的上访请愿。^[1][13]

一场罕见的雷暴摧毁了界岭小学的教室，村长余实却不愿支付维修费用，学生们被迫在操场露天上课。“村阀”与教师的矛盾在余实对蓝飞的大打出手中爆发，而后，蓝飞在课堂上宣讲公民权，试图用现代知识进行对抗，但最终在无奈中离开学校前往官场。校舍整修工程的一再拖延，孙四海不得已将自己收获的一季茯苓作抵工钱，换来了勉强可用的教室。^[1][13]

不久后，张英才终于迎来了一抛郁结回到界岭的机会：国务院下达了要求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将全体民办教师转正的文件。在张英才的鼓励下，余校长与蓝小梅的爱情也最终修得正果。然而，政策下发的地方却变得荒谬，民办教师需用钱买教龄才能获得转正资格。余邓孙三位老师中，只有邓有米凑足了转正所需费用。^[1][13]

此时，已逝支教老师夏雪的父母出资为界岭建造新校舍，邓有米在主持修建时收取了两万元工程回扣帮助两位好友转正，却不料，工程队交付的豆腐渣校舍在交予的那天轰然倒塌。邓有米因贪污被开除公职，潜逃后设法要回了自己所交的工龄钱并悄悄为余校长办了转正。张英才在目睹民办教师转正过程中的种种事件后决定回界岭教书，孙四海在新年的村委会改选中当选村长。^[1][13]

余校长，界岭小学校长。在工作处理中，他老练且富有智慧；在日常生活中，他对婚姻爱情有情有义。余校长在教育工作中兢兢业业，他视学生为自己的孩子。尽管在转正的挫败中历尽失望，但他始终没有失去对教育的忠贞。余校长一次次谦让转正指标，他的高风亮节显示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谦让品格和仁义情怀。余校长也是时代的道德楷模，他毫无怨言地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明爱芬多年，直至其去世。^[14][9]

孙四海，界岭小学教导主任。他本是被老村长收留的流浪儿，靠着突出的个人才能获得重用，成为了界岭村小学的台柱子。他在工作上任劳任怨，但在生活上并不如意。他同有夫之妇王小兰的爱情有悖常规，很难被农村社会理解和接受。他一心想通过个人能力获得做人的尊严，但情感生活却是无法弥补的缺陷。尽管如此，他仍在逆境中显示出了担当的精神和浪漫的情感。由于贫困，他很难凑到买工龄的费用，因而不得不放弃转正的机会转而竞选村长。这一形象展现出乡村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以及对政治的抱负。^[14][9]

邓有米，界岭小学副校长。邓有米的精明算计使他能够在政策放开的第一时间交钱转正，但面对两位同事的转正问题时，他也表现得非常仗义。因不愿自己一人转正，邓有米私自收取建筑队的回扣想帮助余校长和孙四海凑齐转正所需费用，最终东窗事发被开除公职。^[9][15]

张英才，界岭小学民办教师。两次高考落榜的张英才通过舅舅万站长的关系来到界岭小学当老师，最初带有明确的目的性乃至功利性。张英才揭露义务教育入学率的弄虚作假，撰写举报信使学校损失了用于翻新校舍的奖金，因此得罪了上上下下的领导老师。但后来，张英才又因一篇反映山区师生艰苦教学条件与顽强学习精神的报道使界岭小学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他也因此得到了转正的机会并得以继续深造。有了大学文凭的张英才原本可以获得更为体面的职业，但他毅然决然回到界岭小学投身教育事业。^[1][14][9]

夏雪，界岭小学支教老师。夏雪的到来给贫瘠的山村小学带去了欢笑和希望，为山村孩子带去了美好的人生期盼。她对爱情抱有理想，也正因此才会来到界岭小学逃离原来的生活。在界岭小学，夏雪体味到了人生、亲情和生命的美好。夏雪的父母为了完成女儿遗愿向界岭小学捐款，这正是夏雪精神的延续。^[14][15]

骆雨，界岭小学支教老师。大学生骆雨带着功利目的来到界岭小学，他想将支教作为跳板来完成研究生学业，为此不惜冒生命危险。他在界岭小学处处作秀，当升旗手、口琴吹奏国歌、冬天打赤脚上课，凡此种种他都要拍照留存。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不仅拯救了骆雨的生命，也拯救了他的灵魂。在成为机关干部后，骆雨也为界岭小学主持正义。骆雨在界岭小学的经历展现了时代青年在人生道路上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14][15]

蓝飞，界岭小学校长助理。他是一位热衷于厚黑学的现实主义者，在万般无奈下来到界岭小学工作。初出茅庐的蓝飞就会极力为自己打算盘，来到界岭小学后不久就私吞了唯一的转正名额。蓝飞的不齿行径最终得到了余校长等人的原谅，他也因此深受震动。蓝飞敢于反抗村霸，在界岭播下了民主和平等的种子。他给学生们讲公民权，是乡村政治的启蒙者。在界岭小学的切肤之痛使蓝飞更清醒地认识到民办教师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他最终选择离开界岭，在新的位置上努力为界岭小学尽自己的一份力。^[9][15]

余实，界岭村村长。余实家境殷实，飞扬跋扈，在乡里作威作福，是乡村政治的代表人物。他有意拖欠教师工资，在老师们给学生讲公民权时恼羞成怒。他作出动手打蓝飞的恶劣行为，也理屈龟缩被孙四海所打。这一形象意在指明乡村实际生存环境，也提示了政治对教育和知识的挤压。^[14][9]

在《天行者》中，刘醒龙为读者展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一类群体的的生存现实。位于大山深处的民办教师不仅要忍受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辛酸的物质生活，还要承受身份的尴尬。“民办教师”既指教书的农民，又指耕地的教师，这一身份饱含现实的悲凉。他们看似是教师，却被排斥在体制之外；他们不仅被外界长期遗忘，还要遭受“村阀”的种种刁难。绝望现实背后隐含了现实体制对乡村知识分子的长期忽略。小说聚焦于“转正”这一身份变化的转折点，揭露了民办教师尴尬的生存处境。“转正”引发的荒诞现实与民办教师身上的精神品质构成张力，揭示了时代更隐秘的精神疑难与存在困境。^[16][17]

刘醒龙在《天行者》中有意识地为那些将生命奉献于乡村教育的民办教师正名立传，展示了民办教师们苦难的命运遭际、坚韧的生存姿态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作家精心塑造了以余校长、孙四海等为代表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播撒文明的火种。在个人温饱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他们无私帮助贫困学生的生活。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他们在教课之余通过劳作增补收入。在落后的乡村，民办教师不仅肩负传授新知的职责，而且承担着精神启蒙的重任。小说既书写了民办教师的生存际遇和精神困境，又揭示了他们在无常命运背后坚定的人格力量和职业操守。顽强的意志、忘我的奉献使他们无愧于“民间英雄”的称号。^[3][16][18]

《天行者》具有深刻的悲剧意蕴，它的悲剧性既源于错位社会制度对人身心的戕qiāng害，也源自人性自身的弱点和缺陷。小说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人道关怀和忧患意识，折射出作者对底层群体生存困境的深切体恤。作家深藏着悲悯之心，看似对人物的命运遭际未置一词，却在字里行间饱含人道情怀。小说没有止步于纯粹的精神指证和形象树立，而是对民办教师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境遇做了更为深入的剖析。在逼视人物灵魂，裸露其内心黑暗的同时，小说又以他们对自我黑暗的战胜昭示了道德的反省与灵魂的救赎。作品中的几位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这体现了小说的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意识，展现出独有的深刻。^[3][17][19]

《天行者》是一部写实主义小说，刘醒龙摒弃了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选择传统质朴的叙事方式。小说因此能够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真实，再现民办教师饱经磨难的生命历程。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倾心刻画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这些人物并非类型化的，在他们的身上，高尚与卑微并存，伟大与渺小同在。作品采用“零聚焦”的叙述模式，叙述者大于人物。在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下，读者会随着叙述者的讲述观察人物的方方面面，因而对人物形象和作家意图的把握趋于完整。^[3][9]

刘醒龙以写作乡土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他的早期作品多带有浓郁的地域风格和纯朴的乡土语言特色。而在包括《天行者》在内的后续作品中，刘醒龙有意在语言细节上去地域化，作品因此更加具有普遍性。^[20]

《天行者》沉重的叙事与轻逸的意象相辅相成，简洁的话语中蕴含深厚的意蕴。在表现沉重悲剧内涵时，刘醒龙使用了冷静节制的叙事语言，他从不刻意渲染故事的悲情效果，而是以旁观者的语气客观地讲述故事。作家的叙事态度越是冷静客观，悲剧承受者的无力感就越发凸显，小说由此达到强烈的悲剧效果。面对沉重的现实，作家并没有让积郁与愤懑蔓延，而是采取轻重相济或以轻写重的叙事策略，从而使苦难与诗性形成张力。^[3][16]

长篇小说《天行者》继承了刘醒龙此前撰写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如何实现从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体例上的拓展是作家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刘醒龙所完成的工作不仅是在长篇小说中设置更多的人物、更加曲折复杂的情节，而且还通过这些人物与故事传达出了更深沉的命运感。刘醒龙在《天行者》中不仅完成了叙事视角的巧妙转换，而且将三次转正事件书写为带有崇高感的正剧，这是相比于《凤凰琴》的创作突破。^[21][22]

尽管多数评论家认为刘醒龙在《天行者》中保留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小说在细节方面仍体现出了象征、反复、隐喻、黑色幽默、意象诸多现代写作技巧的高超运用。“凤凰琴”“升国旗”等意象的反复出现渲染了作品或缠绵或振奋的情感，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多带有象征意味，寄托了作者对人物殷切的期望，转正政策的荒谬实施则用黑色幽默的效果展现了命运的荒诞。在创作技巧盛行的当代文坛，刘醒龙的现实主义技法融新颖入传统，亲切自然。^[14][19]

学者傅华认为，《天行者》一方面将人伦之美植根于乡土经验，在全球话语、世界主义的喧嚣中表现出了作家的自觉与警醒；另一方面在话语实践上接续了苦涩的浪漫、诗性传统，以写意的抒情拓展了经典现实主义的表意空间，丰富了当代文学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也与现代主义构成对话。学者陈瑶也认为，《天行者》是一部意蕴丰厚的现实主义力作。^[15]

学者王春林则对《天行者》结尾处的情节安排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认为小说结尾对教学楼坍tān塌事件的书写以及对人物结局命运的安排落入了温情主义窠kē臼，把小说的结局处理成更为惨烈的人生悲剧能够产生更大的思想艺术震撼力。^[18]

《天行者》的出版在中国引起热烈反响，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十月》“最具影响力作品”等众多奖项，刘醒龙在获奖感言中谈及作家的天职和坚守本土文学的时代需要。^[12]在授予《天行者》的颁奖词中，作品所体现的悲壮力量和人性升华得到肯定，“他的人物从来不曾被沉重的生活压倒，人性在艰难困窘中的升华……现实性、命运感和对人类精神灿烂星空的确信，使《天行者》的意蕴凝重而旷远”，不愧为一曲“献给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乡村英雄的悲壮之歌”。^[23]基于《天行者》在本土引起的强烈反响，英国汉学家Emily Jones（钟佳莉）对《天行者》进行英译，英文版The Sky Dwellers于2017-2018年在海外发行，译本的传播也体现了《天行者》走出中国后的国际影响力。^[24]

时间所获奖项2009第11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2007年—2009年）”奖^[5]2011第八届茅盾文学奖^[4]2013《十月》“最具影响力作品”^[6]2019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