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铳

土铳chòng又名老洋炮、土枪。铳是形声字，钅表意，表示铳是金属斧头上受柄的孔。充表声，有填塞之意，所以铳的意思为可填充的金属筒。^[3]

土铳源于宋代突火枪，突火枪是发射散装弹丸式管形火器。《宋史》记载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kē”，即突火枪在竹制的筒内安置弹药使用。^[4][1]

元朝起开始用“铳”代指用火药发射弹丸的金属管形火器，在元、明时期，铳包括枪与炮。至清朝，官方开始以体积与口径大小划分炮与铳。《大清会典》规定“大者曰炮，小者，曰铳、曰火砖、曰火球、曰火箭、曰喷筩、曰火罐。”为与现代枪支相区分，旧式火铳也称为“土铳”“土枪”等。^[5][6]

在宋代，宋人已会将火药制成武器。北宋初期，人们主要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宋代的燃烧性火器已经有霹雳炮、铁火炮、震天雷等很多种。宋代曾公亮、丁度等著《武经总要》，不仅记载了数种火药配方，也对当时诸如火箭、火炮、引火球等火器的制作使用等情况予以记载。南宋开庆元年（1259），突火枪被发明，与之前喷射火焰的火器不同，突火枪通过燃烧火药，产生膨胀发射弹丸伤敌，这标志着火器的进一步发展。但此时突火枪采用的是竹制或纸质，多无法重复使用，效率低，没有大规模投入军队。^[7][4]

从世界范围看，蒙古西征给欧洲带去了火药，欧洲开始仿制火器并不断革新，发展迅速，火器开始了东方与西方两条线发展。^[8][9]

从中国看，自元朝起，火药开始填装在金属管型容器内，元人利用火药点燃后产生燃烧气体的爆炸力来射击弹丸。采用金属材质，加大了火器的重复利用率，并且可充分发挥火药燃烧的威力，增加了武器的威力与射程。为区分传统的冷兵器枪与火器枪，且元朝筒与铳读音相同，“铳”便作为金属管制火器枪的代词。^[8][9]

明代前期的火器在元代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制，构造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嘉靖朝起，随着欧洲探险者的东来和明与倭寇的战争，欧洲先进的火器，例如葡萄牙的佛朗机、鸟铳等传入中国，被明兵器生产部门大量仿制和改制，用于军队装备，明朝火器水平居于世界前列。^[8][10][11]

清灭明后，清朝对火铳制造方面基本上延续了明末的制度。但由于清朝长期闭关锁国，并且自身所拥火器已可震慑周边，所以对火铳没有更多的创新，由此又落后于欧洲火器。以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枪支对比，此时清政府装备最多火器为兵丁鸟枪，而英国装备的为先进的布伦士威克式前装滑膛击发枪与伯克式前装滑膛燧发枪。清军火器较西方相比，枪身过长、射程过短、准度不精。因此，中国鸦片战争失败原因之一便是火器不精。^[8][2]

手铳就是用手持的火铳。手铳一般分为三部分前膛、药室、尾銎qióng。铳膛用于安放弹丸，弹丸为石质或铁质的散弹，药室用于放火药，尾銎处是方便手持。为增加稳定性，有些手铳会增加握把。^[5]

手铳比较典型的有单管铳（只含一个铳管的手铳）、多管铳（由多个铳管构成的手铳。每个统管是一个单独的单管手铳，又都含引线，这些铳管以三到四条横箍gū固定，有一个共同的尾）。^[8]

带托火铳最具有代表性是明朝末期由西方传入的鸟铳，鸟铳与手铳相比，枪管更长，射程更远，并且枪托设计使火铳能贴脸瞄准射击，增加了其准确性与稳定性。^[12]

清朝以前，枪与炮统一称为铳。清朝开始，官方以体积大小划分炮与铳。《大清会典》规定“凡火器之小者，曰铳、曰火砖、曰火球、曰火箭、曰喷筩、曰火罐。”由此，在清朝之前，炮也为铳的一种。带架火铳最具代表性的是佛朗机铳，佛朗机是明朝对葡萄牙的称呼。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人携带佛郎机铳来到了广州，这是西方先进火器首次到达中国。佛朗机铳最具有的特点是子母炮，即佛朗机铳可以连发炮弹，在母炮发射后，可发送子炮。^[13]

图为永乐十九年手统，由三部分组成，自上而下为前膛、药室和尾銎。其特点为前膛较长，药室呈瓮形，药室后接尾，尾部中空可授木柄，便于发射者操持。明代火器制造受国家严格管控，由工部审批制造，禁止私人组装。同时为保证武器质量，通常要求在武器上刻铭文，铭文内容包括制造部门、制造人，生产年月，重量等信息。^[14]

1989年8月定海湾发掘的国姓府铜铳，是台湾人民为纪念郑成功收回台湾的功绩所制造，当时时称郑成功为“国姓爷”。为庆祝胜利，台湾部分兵器上刻“国姓府”。此物铜铳长短共四节，前后两端均有孔，前为炮膛孔，后座为木柄孔，重10.537千克。^[15]

土铳是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丸的枪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规定的枪支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三条规定“国家严格管制枪支。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法律规定持有、制造（包括变造、装配）、买卖、运输、出租、出借枪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16][17]

古代中国对火器记录较为详实。多散见于例如《宋史》《清实录》等官方史书和如《武经总要》《火攻挈要》等军事书籍。

对火器史的专门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有关中国火器发展史的专著和相关的学术期刊论文相继刊行，主要以明清火器研究为主。较具代表性的有王兆春的《中国火器史》，刘旭的《中国古代火炮史》《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