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马分肥

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中，限制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个具体措施，也是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方式。^[2]1956年资本主义企业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以前，资本主义企业每年的利润，按国家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资方股息红利四个方面分配。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股息红利再按公股份比例分配。^[3]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有利于增加工人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减少社会主义改造带来的社会冲击。^[4]但资本家的利润仍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增加，“四马分肥”无法解决公私、劳资等方面的矛盾。^[5]1956年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后，国家规定原私营企业家不再参加原企业的盈余分配，而是按其拥有的股额由国家付给年息，一律按年息五厘付给。原订付定息7年，后又延长3年，1966年9月停付，自此“四马分肥”逐渐被“定息”制度所替代。^[6]

1952年，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一个重要力量，当时它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中共中央开始讨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4]1953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7]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共中央决定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也被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7]这一政策实质上就是对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本家的一种“赎买”政策，而国家对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赎买”分为“四马分肥”和“定息”两个阶段，1956年全行业公司合营之前采取的主要就是“四马分肥”的赎买政策。^[5]

“四马分肥”中的“肥”指的是企业年终的盈余利润^[8]，1950年12月30日政务院公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指出：公司在年度决算后，如有盈余，企业利润要在国家、企业、职工和股东四方之间进行分配。^[9]而所谓“四马”指的则是所得税、企业公积金、福利费（企业奖励金）和资方股息红利，企业利润即按照这“四马”来分。^[10]其中所得税是工商业者按照国家法定税率缴纳给国家的税款，归国家所有；企业公积金则主要用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生产，归企业所有；福利费是指将一部分利润用于举办工人集体福利和奖励先进职工，其所有权归企业中的职工组织；资方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高级管理层的酬金则属私股股东所有。^[注1][8]至于分配比例，1953年毛泽东经过调研后指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比例为：所得税占34．5%，福利费占15%，公积金占30%，资方股息和红利占20．5%。^[10]但由于各地区、各企业情况不同，各部分所占的比例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和形势的发展而有所不同，总体上资本家所得利润不超过企业利润的四分之一。^[8][10]在分配顺序上，企业先依法缴纳所得税，剩余利润再由其他三方（即企业公积金、福利费和资方股息红利）合理分配。^[8]

“四马分肥”是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方式，其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赎买政策，即国家采用“四马分肥”这种企业利润分配方式，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赎买。^[9]通过这一措施，资本家从企业盈余中所得到的利润被限制在了一定比例范围内，从而有利于激发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2]此外，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改造时，采用的则是国家购买私人企业或直接剥夺股东（资方）资产，相对而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直接没收资本家的企业，同时也保证资本家有利可图，这既有利于国家利用私人资本扩大生产，也有利于增加国家税收、培养企业技术人员，同时也获得了股东（资方）的普遍认可，减少了社会主义改造带来的社会冲击。^[4][9]最后，随着企业的发展，资本家所获股息红利在企业利润权重中总体呈逐步下降趋势，而他们在企业中的薪资则逐步提高，资产阶级也逐渐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5][9]然而，“四马分肥”利润分配模式是建立在私营企业基础之上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这种分配模式难以解决公私、劳资矛盾，1956年其逐渐被“定息”制度所取代。^[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