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邑公堤

四邑公堤地处长江中游南岸，上起嘉鱼县马鞍山，下迄武昌县凉亭山，堤线净长56.639公里（其中嘉鱼县境内长40.444公里，武昌县境内长16.195公里），是鄂南重要的一道防洪屏障。

四邑公堤始筑于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当时嘉鱼知县唐均见长江“南岸渐淤高厚”，即向朝廷请款并召集嘉鱼、江夏、咸宁、蒲圻四县沿湖之民众，在马鞍山南麓修筑江堤，称新堤和接龙堤。元明时期又沿马鞍山东麓向下延至赤矶山，修筑了成公堤、金口长堤、关门堤，至民国21年（1932）修筑姜家横堤和民国24年兴建金水闸后，全线连成整体。因该堤保护四县利益，且系四县共同修防，故称四邑公堤。

四邑公堤在民国16年（1927）以前尚属民堤，实行“官督民修”体制。在明代，每届修防，武昌府由知府或同知、各县由知县或其他官吏临时兼管，地方公举堤长具体负责动员和组织民力自修自防，或由官府拨款雇夫修防。康熙十三年（1674），清政府议定四县分别由县丞或典史专门负责堤防，武昌府同知负总督之责，使这种“官督民修”的体制更加确定。乾隆三年（1738）后，改由地方公举的堤绅（或堤长）具体主持堤务，但堤费来源不固定，或由各县筹集，或向官府请拨和借贷，或由富豪募捐，或征集堤本存典生息。民国16年（1927）至1949年，四邑公堤被确定为“官堤”，实行“官办民协”体制，先后由湖北省水利局、全国经济委员会江汉工程局主持修防，地方组织的修防处协助办理。其修防经费主要来自湖北堤工捐款。

四邑公堤从肇基起，一直由四县公修。公修办法，明代以前尚无固定的成规，或四县协济工费，由一县专任工程；或四县各出夫工共同修防，有时分修，有时合修。清康熙四年（1665）以后，鉴于堤防从马鞍山至赤矶山迄至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均已修筑，加上各县“地有远近，人心难齐”。因此采取共同承担分段修防的办法。

历史上四邑公堤之所以能建立四县共同承担分段修防的公修制度，究其原因，一是“水之患四邑共之”。由于特定的山水地形关系，四邑公堤与滨江四县民众相依为命，这是四县合作修筑的重要基础。也是四邑公堤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二是在修防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清康熙四年以后逐步建立符合四县民众自身利益的承修负担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施工组织、施工管理、堤费筹集等制度，对合作修防起到了保证作用。制度的建立不仅避免了互相推诿的现象，而且改变了过去临时拼凑、杂乱无章的状况，同时在修防具体形式上，各县可以根据各自的条件和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施工方式和经费筹措办法，从而保证了修防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三是官方督修。由于公堤“固则均利，溃则均灾”④不仅对四邑群众如是，对官方亦如是，因此，在修堤防洪的特定情况中，官、民利害一致，这就使得政府在组织和协调修防工作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四是四邑公堤合作修防的历史悠久，逐渐形成一种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优良传统和习惯。这种传统与习惯建立在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因此修堤防洪成为地方各界的一种强烈愿望。尽管如此，但由于旧社会存在种种制约因素，使这种公修制度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堤防建设发展曲折而缓慢。

四邑公堤经过建国前830余年的兴筑和增培，虽已具一定规模，但堤身千疮百孔，抗洪能力很低，加上长江洪水峰高量大，因此历史上溃口频繁。据史料记载，仅从明天顺四年（1460）至1949年的489年间，大堤就溃口36次。其中清道光九至二十九年（1829～l849）间，溃口就达9次，几乎两年一溃。每次溃决，沿湖居民与鱼鳖为邻，四野桑麻尽沉波底。数椽chuán茅茨悉扫涛中，少壮行乞于远方，老稚僵尸于沟壑。”其灾情惨不忍睹。

1.四邑公堤定为确保堤段，是该堤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四邑公堤就定为省属重点工程，1963年被确定为湖北省确保堤段，这是堤防性质的重大改变，嗣后又将该堤整险加固列入省基本建设投资项目。每年岁修和防汛均由各级政府主持成立指挥部。由同级行政首长负责岁修和防汛指挥工作。水利部、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和历届湖北省委、省政府领导人曾先后多次亲临视察。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不仅保证了大堤建设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有利于调动四县人民的积极性，使四县人民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确保四邑公堤的防洪安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2.连续的大规模建设，使堤防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建国初期，大堤按民国20年（1931）洪水位超过0.33米为堤顶高程的标准进行加高培厚。省委在1954年和1959年两次提高培修标准的基础上，又于1973年提出了全堤达到抗御1954年洪水的要求，全堤实施“三度一填”标准（即以设计水位嘉鱼32.32米、肖家洲31.77米、金水闸30.92米的水面线超过1.5米为堤顶高程，面宽8～l2米，堤身内外坡1∶3，堤内外压脚平台宽30～50米）为奋斗目标。为完成各个时期的培修任务，多次组织四县（市）人民进行大规模施工，其中组织3万以上民工的大施工年份有15年，年完成土方量在150万立方米以上者有7次。至1980年，全堤“三度”全部完成。内外禁脚基本收回，堤身断面与建国前相比，堤顶平均增高了2·8米，个别增高3.5米；堤面增宽3～4米。个别增宽7米；坡度由1∶2缓到l∶3。建国后，对堤基渗漏进行了全面治理，特别是1981年以后，以“整险加固，填塘固基”为重点，开始对距堤脚百米以内的渊塘进行填筑，先后完成了潘家湾分洪潭、下水沟、九湾卢等20多处境塘工程，使全堤近30%的堤段达到了加固标准。

全堤开展大规模的护岸工程建设。1972年以后还专门设立4个采石场，平均每年完成整险护岸石方7万立方米以上。9处崩岸险段已抛护12.l公里，占崩岸长的67.4%；堤身护坡长25.77公里，占堤长的45.6%。全堤还全面开展了营造护堤林活动。现已基本形成“一堤二林”。此外，防汛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效，防汛哨所达到每公里一座的标准；以潘家湾为中心的有线和无线电通讯网络基本形成；防汛抢险专用道路已按计划兴建了14条。在短短的30多年中能够完成上述各项宏大任务，这在四邑公堤诞生以后历史中是空前的。这些成就为战胜1954年以后各次大洪水和今后可能出现的更大洪水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3.组织机构的健全和四县承修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使堤防管理形成了新的格局。建国后，按受益负担的原则，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修防管”三位一体的四县（市）分段承担制度。全堤设立县（市）国家专管机构（段、分段）7个，群众管养点56个，管理人员达242人，形成了国家专管与地方群管相结合的管理体系。尤其是1981年以后，对管理工作实行承包责任制，同时加强了管理法规建设和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堤防机构和制度，无论从内容上和形式上，都与建国前有了质的飞跃。新的机构和制度，一方面是适应堤防建设的需要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堤防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并成为现代四邑公堤防洪安全的组织保障。

4.新科技的运用，使堤工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建国后大堤的勘测、设计、施工均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施工方式上广泛采用机械锥探灌浆消除隐患，加强堤身质量；汽车远距离运土和机械吹填进行筑堤和填塘固基；回声仪进行水下测量等，加上施工技术日趋规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上单靠人力施工和多凭经验筑堤的落后状况。实践证明，先进的堤工技术的不断采用和发展，是提高四邑公堤建设质量，安全防御各次大洪水的技术保障。

自建国后到1985年止，四邑公堤总投资6099万元（其中国家投资4052万元，群众投劳折资2047万元）。完成土方量2365万立方米，是建国前堤身总土方量的5.3倍；石方量131.3万立方米，是建国前石方量的52.3倍。堤防抗洪能力已从民国时期的几年一遇提高到现在的l0～2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依靠这条大堤结合汛期采取严密的防守措施，从1950年到1985年止，除1954年人工分洪和部分溃口外，已安全渡过了35个伏秋大汛，其中特别是战胜了1980年和1983年两次大洪水，为四县（市）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

受其保护的范围为武昌、嘉鱼、咸宁、蒲圻四县（市）所属之西凉湖区，总面积1110.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90.97万亩，养殖面积18.91万亩，人口49.32万人。这一地区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是全省粮、棉、油、鱼重要产区之一，省、地、县（市）一些重要工业基地座落其中，也是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京广铁路和107国道的必经之地。因此，确保四邑公堤的防洪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

1.河道的安全泄量与上游巨大而频繁的洪水来量不相适应。本河段的洪水主要来自荆江和洞庭湖。荆江洪水在城陵矶与洞庭湖四水相汇，进入本河段后，因簰pái洲河段弯曲平缓，水流宣泄不畅，加之陆水、金水、内荆河、东荆河、汉水入汇顶托，致使本地区频繁地受到巨大洪水的威胁。据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计算，城陵矶河段的安全泄量为60000立方米/秒左右，而本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1950～1983），城陵矶以上合成洪峰流量大于60OOO立方米/秒的有26年，大于70OOO立方米/秒的有19年，大于80OOO立方米/秒的有8年，大于100000立方米/秒有1年（1954年）。本世纪内合成洪峰流量在l10000立方米/秒以上的有民国20年（1931）与民国24年（1935）⑥。这些特大洪峰虽经河槽和湖泊自然调蓄，但仍大大超过本河段的安全泄量。其中民国20年和1954年的特大洪水酿成了四邑公堤溃决和分洪成灾。历史上洞庭湖为天然调蓄洪水湖泊，较大洪水年的超额洪水一般由洞庭湖调蓄，可大大减少城陵矶以下干流河段的防洪威胁。但由于四水（湘、资、沅yuán、澧lǐ）和四口（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入湖洪水携带大量泥沙，导致湖泊严重淤积，加上人类生产活动等影响，在近100多年里，湖泊调蓄面积由6OOO平方公里减少到1983年的269l平方公里，容积由1949年的293亿立方米，下降到1983年的174亿立方米。因而使城陵矶以下河道洪水超过安全泄量的趋势日益严重，四邑公堤防洪形势日趋严峻。

2.同流量下河道水位抬高。自1966～1972年下荆江系统裁弯取直以后，城陵矶以下河段，在螺山站50000立方米/秒流量级漫滩河槽下，每年以0.02l米的速度淤积上升⑦；加上50年代后沿江洲滩围垦、通江湖泊围堵设闸、江滩违章设障等人为因素的影响，致使河段同流量下水位在时序上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据水文部门实测资料分析，螺山站1974～1983年的年平均水位和年最高水位的平均值与1954～1963年的相同特征值相比，分别抬高0.71米和O.68米，汉口站相同时段的比较，也各抬高0.2l米和0.6米。水位的抬高，表明河道自身泄洪能力的降低，因而加重了四邑公堤的防洪负担。

3.四邑公堤自身存在三大险情。一是堤基渗漏。公堤建筑在长江河漫滩上，堤基粘性土覆盖层较薄，且堤内渊塘沼泽密布，中层为中细砂层，底层为强透水性的砂卵石层，直接与江水相连，因此，汛期翻砂管涌十分严重。二是堤身隐患多。四邑公堤系历年增筑而成，质量参差不齐；沿堤村庄在迁建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墙脚、砖渣、瓦片、阴沟、粪坑等隐患未彻底清除；加上白蚁、獾鼠等动物危害，都严重威胁着公堤防洪安全。三是崩岸剧烈。全堤有9处堤身和岸坡受到洪水的严重顶冲，崩岸长度17.95公里，特别是肖家洲至潘家湾堤段，历史上滩岸崩塌十分频繁，经建国后的不断整治，崩岸仍时有发生。目前堤外滩宽在40米以内的长度占整个堤长的一半以上，河泓已逼近堤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