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名永珊，字树人，号玉章，四川荣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1][2][3][5]

吴玉章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在家乡四川多地求学。^[3][5][6][4]1903年，他赴日本留学，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2][3][5]1911年，回国参加黄花岗起义（又称“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3][5][7][8]同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领导了四川荣县起义，随后应孙中山之邀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3][5][7][9]1914年1月赴法国留学，并在法国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2][3][5]1916年6月，回国组织中国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5][10]1922年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以学校为据点开展革命活动。^{[2][5][10][11]}1925年4月，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3][4][12]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随后被安排到苏联学习和工作。^[3][5]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党组织委派到欧洲进行国际宣传工作。^[3][5]1938年回国后在武汉、重庆继续革命工作，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3][5][13]1939年到陕甘宁边区工作，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3][5][4][14]}1945年12月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随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3][5][15]1948年5月，任新成立的华北大学校长。^[3][16][17]1949年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3][1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玉章历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等职。^[3][10][19]吴玉章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八届中央委员。^[3][10][19]1966年12月1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3][5][4]

吴玉章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和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是中国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创始人之一。^[12][20][21]他进行的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为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6][12][20][22]}他一直把文化教育工作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革命战争、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培养了几代干部，是当代中国革命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代表。^[1][2][23]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先驱，吴玉章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方面，探寻了一条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办学发展之路。^[24][25][26]他著有《辛亥革命》《简化汉字问题》《文字改革文集》等。^{[3][5][10][19]}他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延安五老”。^[2][12][19]毛泽东赞誉吴玉章“一辈子做好事”，其功堪垂史册，其行堪作楷模。^{[1][6][20][27]}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于四川荣县双石桥蔡家堰。^{[2][3][5][10]}他的家族是当地的书香门第，吴玉章六岁开始读书，二哥吴永锟在由四川学政张之洞创办的四川尊经书院求学，吴玉章于1892年进入该校读书。^{[28][4][29][12]}吴玉章在校学习半年后，由于母亲病故，就与二哥吴永锟中断了在尊经书院的学业，一起返回家乡。^[29]由于父母双双早逝，于是吴玉章由兄嫂抚养成人，祖母则对他严加管教。^[28][4][6]这个时期，吴玉章先后到自贡旭川书院、泸州经纬学堂学习，后因不满当时腐败的学政，弃学回家。^[3][5][4][6]他性格忠厚笃诚，坚韧沉毅，自小喜读史书，学识渊博，有“金玉文章”之誉。^{[10][28][9][21]}1896年，按照家人安排，18岁的吴玉章与出生于普通农家的游丙莲结为夫妻。^[30]1903年，他赴日本东京留学，进入日本成城中学学习。^[3][5]留学期间，他参加了一系列爱国学生运动，成为四川留日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并且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的评议员。^[2][3][5][9]次年，他从成城中学毕业，考入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5]

1907年，吴玉章在东京创办《四川》杂志，宣传革命，筹划武装反清，并与焦达峰、孙武等组织共进会。^{[3][5][7][15]}1911年，吴玉章回国，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于同年4月27日在广州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黄花岗起义（又称“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流亡日本。^[3][5][7][8]同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吴玉章受同盟会总部派遣，于6月回国，协调行动，在9月领导了四川荣县起义，组织建立荣县革命政权。^[3][5][7][9]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他于11月领导了四川的内江起义。^[31][5][7]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吴玉章应孙中山之邀，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31][2][3][5]}

1912年3月，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号召武力讨伐袁世凯，由此爆发“二次革命”。^[32][33]吴玉章参加了讨袁斗争，由于国民党力量涣散，“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他则于1914年1月赴法国留学，在巴黎法科大学研究政治、经济。^{[3][5][32][34]}次年，他在法国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成立“华法教育会”，并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任该会会计。^[2][3][5]1916年6月，吴玉章回国，在北京、保定等地开办留法预备学校，组织中国青年赴法国留学、勤工俭学及探求革命思想。^[1][5][10]1920年，他在重庆筹备全川自治联合会，提出“不作工不得食”等十二条纲领。^[7]1922年，他担任当时四川省最高学府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四川大学的前身），以学校为据点开展革命活动，大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聘请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到校任教；他还派人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1][2][5]1924年1月，吴玉章与杨闇公在成都创建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又称中国YC团），并发行《赤心评论》，作为机关报。^{[35][15][36][11]}同年秋，他在四川涪陵帮助将民团改造为农民武装。^[3]

1925年4月，47岁的吴玉章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3][14][4][12]}同年，他与四川省共产党的负责人杨闇公在重庆大溪沟创办“中法学校” (也称“中法大学”)，招收各地被开除的进步学生，为革命培养人才。^[5]同年11月，他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大会秘书长，并被迭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5]1926年春，他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宣传部主任。^[3]同年7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吴玉章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5]同年，吴玉章参与筹划刘伯承直接领导的顺(庆)泸(州)起义，协助在川军中开展工作，使得起义于12月取得胜利。^[37]1927年6月，他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党团干事会委员。^[3][5]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同时煽动张发奎“清党”，中共中央当晚在武昌召开紧急会议，根据会议部署，时任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吴玉章和林伯渠等人赶赴江西九江，成立“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中共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38]吴玉章随之参加了8月1日发起的南昌起义，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随后任中共前敌委员会秘书厅秘书长。^[3][5][4]

随后，吴玉章按照中央的部署安排，到苏联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并且担任赴苏联学习的党员中国历史和革命的课程讲解教员。^[3][5][27]1930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海参崴远东边疆苏兆征中国党校任教，次年冬被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聘为中国部主任。^[3]在任教期间，吴玉章创造了汉语拉丁化方案，帮助华侨工人学习文化，普及教育，推动了华侨工人的反日斗争。^[5]1932年夏，伯力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与中国党校合并成立远东边疆中国高级列宁学校，吴玉章到该校任教；次年，该校合并于远东边疆国际师范大学中国部，他应聘任教。^[3][5]1933年，他被派往莫斯科列宁学院中国部预备班作教员，9月就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次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3]1935年7月，吴玉章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0月受中共代表团委派赴法国巴黎负责《救国报》，加强抗日宣传工作，12月改名为《救国时报》。^{[3][5][15][39]}次年8月，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第八分校任教，主要讲授中国史。^[3][5]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玉章受党组织委派，于1937年9月到欧洲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工作。^[3][5]1938年2月，他在英国伦敦出席国际反侵略大会并被推选为总会理事，4月回到武汉，担任《新华日报》董事，6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9月参与组织重庆党报委员会，11月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3][5][13]1939年1月，吴玉章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3月任中法比瑞文化协会理事。^[3]随后，他到陕甘宁边区工作，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1月出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12月当选为中苏文化协会理事、中苏文化协会延安分会会长，同年冬至1941年8月任陕北公学董事会成员。^[3][4][14]1940年1月，他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新文字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2月被推为延安宪政促进会理事长，11月任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3]1941年9月，他任延安大学校长，并且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3][5]1943年，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和延安大学合并为新的延安大学，吴玉章继续任校长，兼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3][5]

1945年4月，他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演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10月参加宪法研究会，11月任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3][40]1945年12月，吴玉章参加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由延安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后继续留在重庆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3][5]在周恩来、董必武先后率领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离开重庆迁往南京前夕，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联系、更好地领导四川人民的革命斗争，经中共中央批准，1946年4月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委，任命吴玉章为书记。^[3][15]1947年3月上旬，国共谈判破裂，吴玉章和董必武分别率驻京、沪、渝联络处人员返回延安。^[3]1948年5月，为迎接全国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与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校址位于河北正定县，吴玉章出任校长。^[3][16][17]1949年7月，他任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3]同时，他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且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3][10][18]

1949年10月，吴玉章被任命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12月当选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理事会主任兼方案研究委员会主任。^[3][10]为了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和专业知识的新中国的建设人才，中共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中国政法大学，调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部分干部，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于1950年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3][41][19]同年8月，他任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任，不久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3][19]1953年5月，在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执委。^[3]1954年11月，他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次年2月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3]1956年9月，吴玉章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3][42][43]同年10月，他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3]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作了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22][44]吴玉章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六届、八届中央委员。^[3][10]

1966年10月底，吴玉章病倒，住在北京东四六条的小院里，不幸跌成腿骨骨折。^[4]12月12日，吴玉章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3][5][4]12月14日，吴玉章的追悼大会在八宝山举行，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致悼词。高度评价吴玉章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4]

吴玉章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和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进行的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为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2][20]

老老实实做学问

1940年，吴玉章在《六十自述》中回顾了自己从小不偷懒、不苟且、不半途而废、坚韧、忍耐的做事风格。1951年，他在《〈教学与研究〉发刊词》一文中指出：“必须端正科学研究的态度。科学是最真实的东西，来不得丝毫虚伪。”1953年2月，他在《为了祖国，好好学习》一文中指出：“没有经过认真的努力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的，最多也不过是得到一些像浮游的云彩一样容易消散的东西。”他认为，坚持刻苦学习，必须力戒虚浮、空谈，要培养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他指出：“我们的学习方法就是我们的思想方法。为了使我们的学习获得预期的效果，就必须改造那些自以为是、华而不实的思想方法和作风。”^[45]

理论联系实际

1949年7月，吴玉章指出：“我们不仅要学习业务，而且要学习理论，使理论与实际联系，特别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来作行动的指南。”1956年9月，吴玉章指出：“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学会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正确地处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才不致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我们在学习中，不仅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外国的实际，不仅要联系现在的实际，而且要联系过去的实际”。^[45]

吴玉章是中国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一，他所主张、宣传的史学观点及历史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集中体现了他的史学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三方面：^[12][21][46]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吴玉章坚持的是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认为研究历史就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历史发展的过程进行具体地分析，指导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21]他在编写的《中国历史大纲》中指出，“我们要研究人类的历史，特别是有成文史以前的历史，只有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辩证法来作我们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他认为“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事变中的真实联系，说明一般的运动规律。要能够正确地担负起这个任务，就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掌握研究历史的最基本的方法”。^[21]例如他根据唯物史观，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了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他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注重考察研究土地问题和农民战争、社会生产力等社会物质基础。^[21][46]

注重发挥历史研究的经世致用

吴玉章主张“史学致用”的史学观，认为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更加注重现实，更好地认识历史上和现在的世界，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引以为鉴以更好地指导现实活动，“其目的都是为的对我们的人民进行教育，是面向现在，而不是面向过去”“研究历史，可以使我们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获得进行革命斗争的知识和坚定我们革命胜利的信心”。他指出，历史科学是启发爱国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方法和工具。^[21]他主张围绕现实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强调历史研究应当为政治服务，主张宣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开展历史教育以培育民族自尊心等。^[21][46]

提出了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吴玉章主张对历史进行分期，可以帮助人们把握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了解每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例如他在《中国历史大纲》中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代史，在《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一书中将1840年到1949年的百年历史以1894年甲午战争为界分为两个时期。^[46]吴玉章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抓住中国革命的关键性问题，他在《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中提出，研究中国最近五十年的革命历史，必须抓住革命的主要问题和基本问题，包括革命的理论问题、革命的政党问题、社会经济问题、国家政权问题。^[46]他主张坚持历史主义评判原则，评价历史人物必须结合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评价历史事件必须结合事件发生的背景。^[46]

编撰历史教科书

在苏联教学期间，吴玉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编写了《中国历史教程》和《中国历史大纲》两部教科书；解放战争时期，吴玉章出任华北大学校长，讲授中国革命史，编写了《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讲义；1949年1月，他将《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讲义油印出版，作为教科书使用。^[46]

中国文字改革

吴玉章于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与瞿秋白、林伯渠等进行汉语拉丁化字母方案的制定，这项方案于1933年介绍回国，并且在全国范围进行了新文字运动。^[6][27][47]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吴玉章通过办培训班向解放区的农民和子弟兵进行拉丁化新文字推广活动，鼓励群众使用新文字写信、记笔记，目的在于消除文盲。^[6][27][47]1949年5月，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语言学家黎锦熙联名多所高校的语言文字学家向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学改革研究会，以恢复文字改革工作，吴玉章便给中央领导人汇报了此建议。^[47]为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1949年10月10日，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后改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确定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22][44][47][48]}1949年12月，吴玉章当选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理事会主任兼方案研究委员会主任，1954年11月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次年2月任党组书记。^[3][10]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80岁高龄的吴玉章视察了10多个省市，深入农村与工厂家舍，与农民、工人进行交流，收集汉语拼音以及普通话的使用情况。^[12][27]

简化汉字

1955年3月15日，全国政协举行报告会，请吴玉章作关于汉字简化问题的报告；3月22日，全国政协组织有关方面人士座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吸收了政协委员的意见，对方案草案进行了修改。^[22]1956年1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22]1964年，《简化字总表》编印发行，大大促进了普通话和简化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27]

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956年3月5日，全国政协二届十八次常委会议讨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吴玉章作了关于草案的报告；3月12日，全国政协组织有关方面人士座谈《汉语拼音方案(草案)》。^[22]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并于12月公布推行。^[22]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宣告诞生；同年秋，汉语拼音正式进入小学课堂，成为中国儿童学习知识的起点。^{[22][44][48][47]}

吴玉章一直把教育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漫长岁月中，为革命战争、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培养了好几代干部。他的教育活动，时间长，方面广，经验多，成就大，可以说是当代中国革命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代表。^[1][2][23]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先驱，吴玉章坚定不移地探寻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办学发展之路，在人才培养方面，尊重教育规律，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在科学研究方面，保护有条件的学术自由，明确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塑造了社会主义高校学术研究的理想和性格；在服务社会方面，秉承将一切智慧服务于人民的信念，凸显现代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始终提倡大学人应以服务社会为己任。^[24][25][26]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吴玉章认为，学习理论、掌握理论之后，就要系统地注意实际问题，“因为不学习理论固不能对实际问题加以分析和说明，然而只学习理论不去研究实际问题，理论也是无法深入和无法学好的。”他提出：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机械搬用外国经验；要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成为“品端学粹”、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人。^[45][27]

培养独立思考精神

1956年10月，吴玉章在《〈新闻与出版〉发刊辞》一文中指出：“在学习中，还要贯彻独立思考的精神。我国古话说，‘学而不思则罔’，韩愈也说：‘行成于思毁于随’，这都告诉我们要善于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是每个同学在学习过程中应当培养起来的良好习惯。要独立思考，就必须艰苦地，顽强地进行学习，使自己所学到的东西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加以融会贯通，从而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他认为，科学的研究必须敢于打破旧的东西，创造新的东西，这体现了他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45]

爱国主义的办学宗旨

吴玉章一贯重视教育，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强调教育为革命服务，为国家富强服务。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延安大学、华北大学担任校长期间，始终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为民族复兴服务的方针。^[49]

德育第一的教育理念

吴玉章强调德育的首要地位，主张以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教育，高度重视学生的劳动教育和品格培养。他一直强调德育(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学习马列主义是为了树立和实现崇高的理想；倡导学生知识和品德双修，做到品学兼优，德才兼备；注重劳动与教育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懂得劳动的伟大意义，形成热爱劳动的伟大品质。^[49]

以学生为本的价值取向

吴玉章认为，在教育教学中要以学生为本，首先教师要德艺双馨，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传授并影响学生；在教育教学的全部过程中，要牢固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培养学生全面学习、自觉学习、互助学习的能力和习惯，改变教师在传统课堂教学中的片面主导地位，即过于强调学生“学什么”与“怎么学”都由教师决定和掌控的教学模式；教师既要注意教育方法引导学生认真对待学习，又要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49]

教育公平的伦理情怀

吴玉章对旧中国普遍存在的教育不公平现象深恶痛绝，大力倡导教育公平并身体力行。他提出教育是人民大众的事，要向工农大众开门，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扫除文盲，是群众享受公平教育的起点。他在教育实践中，孜孜以求教育的平民化，大力推崇教育公平，努力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使人人得到教育。20世纪30年代，他在延安办学及40年代主持华北大学期问，凡是到解放区投奔革命的人，不论文化高低，一律吸收加以培养；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办学期间，十分重视对工农干部的培养。^[49][6][9]

勤工俭学运动

吴玉章认为勤工俭学的目的是学习政治，学习新思想，他号召青年学习科学，希望学生“品端学粹”， “将来归国以贡献于吾国社会”。1912年初，吴玉章和李石曾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随后，吴玉章等人在成都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四川分会，设立留法预备学校，开创了组织成都及四川省青年留法俭学运动的先河；1916年3月，吴玉章与蔡元培、欧乐（法国人）、李石曾等人发起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并在北京、保定等地开办留法预备学校，组织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共选送留法学生近2000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造就了一批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科学家。^{[5][6][9][50]}

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2年，吴玉章到当时四川省最高学府--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的前身）担任校长，在任职期间，他以学校为据点开展革命活动，大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保护全省学生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使得学校风气起了很大变化。当时恽代英在泸州被反动当局逮捕，吴玉章立即去电保释并聘请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到校任教，使这所学府成为当时成都进步势力的大本营；他还派人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1][2][5][51]}

在延安办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延安成为抗日民主的中心，成为全国青年乃至海外爱国华侨心向往之的革命圣地，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层层封锁，奔赴延安。党中央为了培养具有马列主义立场和革命理论的人才，先后成立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新文字干部学校、延安大学、华北大学等学校。这些学校，都与吴玉章这个名字紧密相连，他于1939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1月出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同年冬任陕北公学董事会成员，1940年1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新文字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11月任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1941年9月任延安大学校长等，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为建立和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3][5][14][23]}

担任华北大学校长

1948年8月，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在成立大会上，吴玉章指出，华北大学是一所革命的大学，它的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培养人才。1949年4月，华北大学校部迁入北平，根据中央要求学校多招收平津地区青年学生的指示，吴玉章组织人员多方宣传，号召广大青年、学生报考华北大学，使得师生员工很快达到近2万人。他还处处做示范，每周坚持给学生上课，给学生们讲授中国近50年来波澜壮阔的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史，用自己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教育学生；对各教研室送来的每份讲稿，都认真细致地审看，反复推敲、校正。华北大学从创办到结束仅仅存在一年多时间，却培养输送了近2万名干部，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5][6][17]

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吴玉章被任命为校长。^{[1][3][19][41]}吴玉章贯彻“面向工农”的方针，主要招收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产业工人为学生，以培养马列主义的理论教员和社会主义建没的管理干部为主要任务，提倡教学要结合实际，认为“学生一经毕业，即服务社会，故在修学期中，宜多予各生以研究之机会”。为此，学校建立了教师进行社会调查、学生进行生产实习的制度，有计划地组织师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受到广泛好评。^[1][52]在学校工作中，吴玉章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各项政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意发挥老教师的作用，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5][53]在吴玉章担任校长的17年中，中国人民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各类建设人才近5万人。^[6]

1903年，吴玉章为救国图强赴日本留学，写下了一首慷慨沉郁的述怀诗：“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9][4]

1960年5月，年逾八旬的吴玉章写下一首自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1][2]这首诗既是他毕生追求真理的生动写照，也是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他的革命教育思想，推进中国教育事业的精神动力。^[1]

吴玉章自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在四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通过创办进步报刊、创建群团组织、开办进步学校、开展统战工作等方式，深入广大工农群众、面向社会各界人士，持续不断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55][46]

吴玉章在历史学、语言文字学领域成果丰硕。在历史学方面，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问题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其思想和观点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语言文字学方面，他将很多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字改革上。^[12]

中共中央在吴玉章六十大寿的贺词中指出：“你是我党可贵的历史专家，你的广博的学识，你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忠诚的探究，你的坚毅不懈的努力，使你在这方面已有一定的成就，这对于我党和中国人民都是难能可贵的贡献。”^[21]

20世纪40年代，吴玉章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被誉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延安五老”。^[2]他们同属“辛亥”一代知识分子，后来都积极投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延安五老”积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们术业有专攻，故而能更加灵活地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各自领域。^[12]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庆祝吴玉章六十寿辰，毛泽东亲临致祝词：“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毛泽东还号召全党学习吴玉章“对于革命的坚持性”。^[1][2]

在吴玉章七十岁寿辰时，谢觉哉老人写的贺诗中，有“心神俊逸绝飞尘，百炼成钢是此身”的诗句，表达了对吴玉章坚强革命意志、坚定追求真理、坚持信念忠贞等精神的由衷敬佩与赞美之情；“况有三千诸弟子，东西南北立功勋”的诗句，既是对吴玉章的热情称颂，也是他奉献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董必武的贺诗中有“马列为师范，门徒改学风”诗句，是对吴玉章的责任使命精神的赞美与颂扬。^[1][17]

1983年，邓小平同志为吴玉章塑像题词，称其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1]

吴玉章一生坚持革命，坚持办教育，坚持“做好事”。从参加同盟会到解放战争，始终战斗在革命第一线，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奋斗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吴玉章不仅一辈子革命，还一辈子办教育，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央视网评价^[2]

他始终处于中国革命的前沿，从不谋私利，不重权位，光明磊落，对祖国、对人民是非分明、大节凛然，备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人民网评价^[1]

吴玉章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是跨世纪的革命老人，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吴玉章领导的荣县起义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最早成功的典范。他在四川发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青年共产党，为中国和四川造就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彪炳史册。--央广网评价^[14]

吴玉章不仅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始终致力于革命斗争，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他广泛涉猎多个学科领域，尤其在语言文字学、历史学、教育学等方面著述颇丰，他的学术著作、治学理念、教育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光明日报》2021年5月24日刊文评价^[12]

1938年底，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蒋介石对吴玉章说：你是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面对劝诱，吴玉章明确表示：“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绝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2]

1942年，吴玉章随朱德、徐特立、谢觉哉、续范亭等人同游陕北南泥湾，他为此写了一首题为《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的五言诗，但觉得"不仅辞句未工，而且近乎拖沓"，因而未曾发表。1958年初，应《红旗飘飘》丛书编辑部的请求，吴玉章准备发表这首诗，他特意声明，其目的"不是让青年们来欣赏""而是要他们学习我党同志在艰难困苦中所创造的优良作风"。^[56]

1958年3月，吴玉章回家乡四川省荣县视察工作时，得知当地教育落后，适龄儿童入学率很低，于是他便指着自己家的住宅对陪同的县委书记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我这些房子就交给你们办一所师范学校吧。”^[14]随后，他将房屋捐献给政府建学校，仅留下两间卧室一间侧房供老家的晚辈居住。^[4]

吴玉章在大革命时期用的一条毛毯、一个文件箱，以及延安时期用过的一套粗呢衣服和一件羊皮袄，一直用到他去世。他接待外宾时常穿的一件大衣，也是早在大革命时期添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经翻改。平时接待宾客，需要衣着整齐一些，而他一回到家里，总是只穿旧便服，内衣、袜子大多是补丁加补丁。他在饮食方面更是简单，用他自己的话说，有饭吃就行了。^[14]

吴玉章故居位于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双石镇蔡家堰村六组，建于清末，为穿逗梁架、木结构建筑，故居总占地面积23330平方米，由吴玉章故居陈列馆、吴玉章与夫人合葬墓和故居树人苑三大部分组成。^[57]1988年，为纪念吴玉章诞辰110周年，在旧居之西重建吴玉章故居和陈列馆，同年12月30日揭幕开展，1989年正式更名为“荣县玉章故居陈列馆”，占地面积4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共有藏品654件，展室14间，文物保管室一间，用一千多件照片和实物展示了吴玉章的一生。^[57][58]荣县玉章故居陈列馆于1991年被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被批准为四川省青少年教育基地，1995年被命名为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3年被评为国家级AA级景区，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入选第十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57][58][59]

吴玉章基金

为了纪念吴玉章，中国人民大学于1983年设立吴玉章奖金，2002年更名为“吴玉章基金”，设立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吴玉章优秀教学奖、吴玉章优秀科研奖、吴玉章奖学金和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其中，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已成为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历时长久、份量厚重、影响深远的非政府组织奖项之一，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已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奖项，是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齐名的最高荣誉。^[4][60]

吴玉章生平展

2015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推出了“一辈子做好事——吴玉章生平展”，展览由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与吴玉章故居陈列馆共同主办，从“吴玉章与中国革命”“吴玉章与高等教育”两大部分，对吴玉章同志一辈子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革命一生，清廉始终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解读。^[20]

为了纪念吴玉章，四川大学于2006年成立“吴玉章学院”，这是四川大学对优秀本科生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荣誉学院。^[29]为深入推进实施教育部“拔尖人才培养计划2.0”，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质量，吴玉章学院推进实施“书院制”，于2019年9月4日举行“玉章书院”揭牌仪式，表示对吴玉章老先生的一种纪念和传承。^[61]

2018年12月20日 ，四川省荣县举行纪念吴玉章同志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缅怀他的革命历程，重温他的光辉业绩，学习他的崇高品质，传承他的优良作风。研讨会上，荣县与四川省吴玉章研究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四川大学基地向荣县授牌，吴玉章亲属和“延安五老”后人代表发言，讲述吴玉章为革命奉献一生的故事，相关人士还向吴玉章陈列馆捐赠字画及书籍。^[62]

2017年9月9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原创话剧《吴玉章》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堂隆重上演，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向母校80周年校庆的献礼。该话剧讲述了吴玉章接受周恩来的委任担任华北大学校长，为新中国培养优秀人才和革命干部，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持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将其建设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典范的故事，塑造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的形象。^[4][63]自2017年始，中国人民大学每年都会举行原创话剧《吴玉章》新入校师生专场演出。^[35][64]

电视剧《一代洪商》由路奇执导，张丰毅、李立群、张睿、张含韵等主演，该剧讲述了民国至抗战时期，湘商以民族大义精神，艰难支撑国家半壁江山的家国故事，于2022年3月在中国大陆首播。^[65]剧中与“北伐”相关的剧情素材来自1926年，反映了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执委吴玉章赶赴洪江，主持王天培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的就职典礼，以及第十军北伐授旗誓师大会的历史。^[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