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山寨

古山寨是为历史上形成，依山而建，具有居住、屯兵、防守、避难等民用、军事功能，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和保护价值的古建筑、古遗址及其附属建（构）筑物。^[7]

古山寨大量兴建于明崇祯时，盛于清代嘉庆间。^[6]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冷兵器时代的结束，古山寨逐步失去原有的功能。由于其建筑年代久远，长年风雨剥蚀，无人修管，大多只剩断垣残壁。^[8]

古山寨都是选建在山高林密、石壁陡峭又有水源的山顶或山腰上，以坚硬的花岗岩石块砌筑寨墙，寨墙一般高2-3米，墙基宽2米以上，寨墙设有许多瞭望孔，俯视寨外。一寨至少设置两个寨门，寨门外必有一段弯曲陡峭的石级，想要攻进寨门，险上加难。寨门上方还建有寨楼，供哨兵住守，全天候监视寨外动向。用厚实的硬木板制作坚固的寨门，关闭寨门后，还用硬木柱横闩在石门框上加固。寨墙像圆桶一样，把整座山寨围将起来。^[8]古山寨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分布。其中包括，陕西、山西、山东、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山寨得到较多关注。^[2]

古山寨大量兴建于明崇祯时，盛于清代嘉庆间。^[6]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进步，特别是冷兵器时代的结束，古山寨逐步失却原有的功能。而且由于建筑年代久远，长年风雨剥蚀，无人修管，大多只剩断垣残壁。^[8]

古山寨都是选建在山高林密、石壁陡峭又有水源的山顶或山腰上，以坚硬的花岗岩石块砌筑寨墙，寨墙一般高2-3米，墙基宽2米以上，寨墙设有许多瞭望孔，俯视寨外。一寨至少设置两个寨门，寨门外必有一段弯曲陡峭的石级，想要攻进寨门，险上加难。寨门上方还建有寨楼，供哨兵住守，全天候监视寨外动向。用厚实的硬木板制作坚固的寨门，关闭寨门后，还用硬木柱横闩在石门框上加固。寨墙像圆桶一样，把整座山寨围将起来。^[8]

湖北古山寨分布广泛但相对集中，覆盖10个市州、57个县区，主要为鄂西北的襄阳、十堰、随州和鄂东北的黄冈、孝感5个市州。从类别看，古遗址1721处，古建筑11处。从级别看，各级文保单位共310处，其中国保28处、省保30处、县市保252处，一般文物点1422处。从年代看，大多为明清时期，尤以清代为多，其中明代175处，清代1355处。从海拔高度看，200米以下238处，200米至500米753处，500米以上741处。从占地面积看，5000平方米以上737处，以下995处。从“四有”看，划定公布“两线”267处，设置保护标志101处，有记录档案147处，有管理机构1730处。从管理机构看，乡镇政府883处，村委会386处，文化文物行政部门103处，文博事业单位252处，其他106处。从所有权看，国家所有1539处，集体所有193处。从保存状况看，一般及以上1075处，以下657处。^[1]

南丰县位于江西省东部、抚州市南部。东邻黎川县、福建省建宁县，西依宜黄县、宁都县，南连广昌县，北接南城县。东西长60公里，南北宽55公里，总面积1920平方公里。南丰县的古山寨成百上千。其杨梅寨村地处南丰中部，位于县城西南十五公里处，归三溪乡池丰村所辖，是一个拥有二十余户居民的村民小组，通称“杨梅寨”。该村辖境3平方公里，属丹霞地貌区，发育有临水临溪的峰丛、峰林、孤峰、丘陵，形成了起伏较大的山岭。据村民所述，这些山冈在战乱年代曾作为民众的避难之地，当地有“九十九座山，九十九座寨”的说法。杨梅寨村号称“山山有寨”，但保存有寨墙的山冈却寥寥无几。它们分别为楼梯寨、福倚寨、莲花寨、定规寨、大寨。^[2][3]

陕西省镇安县屹立着数百座大小不等的古山寨。这些古山寨对研究当地社会历史大有裨益，但未引起学界重视：镇安县地处秦岭南麓，汉江支流乾佑河与旬河中游，陕西省东南部，商洛市西南隅；东接山阳县和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西邻安康市宁陕县，南与安康市汉滨区、旬阳县接壤，北与柞水县相连，镇安高峰镇古山寨数量众多，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但由于种种原因，现状堪忧。高峰镇地处镇安县东南部，于1997年建镇，最初由高峰乡、和坪乡合并而成，2015年与张家镇合并。高峰镇古山寨星罗棋布，当地人戏称“村村有寨，山山有寨”。高峰镇一共发现了古山寨25座。它们类型多样，规模各异，保存程度不一。^[4]

在河南省汝州市的大峪、寄料两个山区乡镇的高山上，坐落着许许多多的古山寨。仅大峪乡就有古山寨30余座，保存较好的有万安西寨、石榴嘴寨、玉皇寨、永和寨、白朗寨等11座；寄料镇共发现古山寨遗址10余座，保存较好的有来安寨、桑树坪寨。除大红寨上的南瓦岗寨在乾隆四十五年重修外，其余大都修建于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距今有200多年的历史。这些山寨群内的石窑洞根据地势建造，建筑风格各异，从建筑学上来说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从村落文明角度看，这些山寨是平原地区村寨城池的延续。^[5]

客家地区一些险峻的山上，仍然保留着一座座古老的山寨和山寨遗址。这些古老山寨，在冷兵器时期的屯兵作战和百姓躲避“兵祸”“匪祸”中，都起过重要作用。众多的古山寨中，有历代战争时期官兵或义军建造的屯兵寨，如兴建于南宋祥兴二年（1279）的丰顺县埔寨镇桐子坑古山寨，明末清初抗清志士谢志良在平远县差干镇筑建的五子（指）石兵寨，还有清咸丰九年（1859）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义子石镇吉在兴宁县建造的马鞭岭营寨等。但大多数的山寨却是客家人为避难而合力筹资筑建的，如建于明清时五华县安流镇半径村的清龙寨，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平远县仁居镇的鹅石寨、宝珠寨、花苑寨，上举镇的红岩寨等。^[8]

根据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结合古山寨保护需要，确立了“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的保护原则。^[7]

2023年12月19日，《襄阳市古山寨保护条例》采用简洁型结构，共25条，突出务实管用、凸显地方特色。围绕古山寨的科学界定、保护职责的科学划分、保护利用措施的细化完善提出新要求，对加强古山寨保护宣传、鼓励古山寨项目申遗、打击破坏古山寨违法行为等作出具体规定，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7]

《条例》明确市人民政府着眼顶层设计，加强对古山寨保护工作的统一领导；县级人民政府着重抓保障，强化保护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工作协调机制；结合襄阳市古山寨保护实际，明确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抓落实，负责古山寨保护日常工作；村（居）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组织，协助做好相关工作。同时，明确文化和旅游等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指导职责。^[7]

《条例》规定市人民政府成立古山寨保护专家委员会，结合襄阳市古山寨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明确古山寨资源密集地区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古山寨保护专家委员会。同时建立古山寨普查制度、保护名录制度、分类保护制度，明确古山寨有效利用形式，修缮维护方式和禁止性行为及违法行为处罚，多措并举确保务实管用。 ^[7]

一是日常管理难以到位。乡镇政府、村委会等两类非专职管理机构占比超过七成，由于权责利不明确、不对等，又缺乏监督制约、激励机制，导致日常保护管理缺位。文化文物行政部门、文博事业单位等两类专职管理机构占比仅两成，人员力量薄弱，且由于远离古山寨所在地，加之使用管理权属复杂、占地面积（管理范围）较大、交通不便等实际困难，管理成本过高，日常保护管理鞭长莫及。管理力量的不足，导致“四有”保护要求难以落实落地。^[1]

二是专项研究基础薄弱。中国作为多山之国，山区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9%，山区文物产生的时代背景、所处的地理环境、地质与气候条件、建筑材质等与平原地区迥异。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山区文物的专项研究，其在文物事业总体格局中的重要性和独特价值未被充分认识。从山区文物管理的角度，对全省范围古山寨资源保护系统性、专题性研究欠缺。研究缺乏导致认识不足，直接影响对古山寨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1]

三是自然人为双重影响。古山寨大多位于山顶的开阔地带，被废弃近百年乃至更长，无人使用和维护，自然侵蚀与人为干扰安全隐患较大。其中，日照、风雨等自然侵蚀由于短期内具有不可视性，极易被管理者忽视，而常见的树木种植、宗教场所等利用方式，对文物遗迹影响较大。在长期自然和人为双重因素影响下，很多古山寨建筑屋顶消失无踪，寨墙墙体等遗存垮塌乃至消失日益加剧，寨门、道路、格局逐步无存或难以辨识，保存现状堪忧。^[1]

中国有古山寨的山区省份较多，以湖北省为试点，以古山寨为抓手，对于破解山区文物保护困境，创新推动山区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全国示范意义。^[1]

一是提升研究力度，夯实保护基础。建议结合大遗址保护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遴选代表性重点古山寨，分期分批列入大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中长期计划，填补古山寨考古研究空白，科学界定其性质、价值、年代、沿革、布局、关系等，准确阐释价值内涵，力争纳入国家“十五五”大遗址保护项目库，为分门别类、有针对性地开展荆楚大遗址保护、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乃至申遗等重大项目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同时，依托文物保护、考古机构或相关高校，联合成立省级古山寨保护研究中心，组织考古、文保、材料、环境、地质等多学科团队，联合开展古山寨文物病害评估、形成机理、自然灾害风险预控与应对、石质文物科技保护、危岩体加固、数字化保护与技术监测等专项研究，积极应对自然侵蚀，提升文物预防性保护能力，帮助基层有效扭转当前面对古山寨受自然、人为因素破坏亟待保护的紧迫局面。^[1]

二是强化责任落实，织牢保护防线。建议以襄阳或十堰为试点，制定《襄阳（或十堰）市古山寨保护条例》，理顺管理体制，强化统筹协调，建立协同机制、监督机制，明确法律责任、安全底线，重点解决古山寨产权复杂、多头管理、责任落实难、执法难、保护与管理“两张皮”“法人违法”乱开发建设等突出问题，有效防止古山寨逐年减少（小）和人为破坏，保护改善历史环境风貌，依法加强古山寨保护，实现“山—林—寨”的统筹保护与科学治理。在此基础上，适时将《湖北省古山寨保护条例》列入省人大“十五五”省级地方性法规立法计划。同时，贯彻落实国家文物局《文物博物馆单位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办法（试行）》，借鉴河（湖）长制、山长制，在全国先行先试建立古山寨“寨长制”，采用信息技术手段，创新巡查监管方式，完善保护机制、保护范围、保护标志，切实解决责任人不明确、职责不清晰，特别是责任虚置、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出台日常保护标准和“三张清单（保护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正面清单）”，开展古山寨保护专项培训三年计划，解决“保什么”“怎么保”的问题，让相关单位和人员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1]

三是促进分类施策，构建保用体系。建议做好省级层面统筹规划，实施“湖北古山寨新时代保护发展创新工程”，组织专业机构按照级别、价值、发展潜力等因素，确定不同分类标准，比如对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资格条件的、对具有入选国家级大遗址项目库潜力的、对需要开展考古发掘研究的、对需要实施文物保护工程的、对具有旅游开发潜力的、对具备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或考古遗址公园基础条件的、对具备申报公布为更高级别文物保护单位条件的，遴选一批重点建立中长期保护利用项目库，制定保护利用导则，以“古山寨＋军事”“古山寨＋体育”“古山寨＋养生”等为主题，将保护与利用通盘考虑，明确发展目标、路径和保障，县级层面同步配套制定“一寨一策”，精准施策，共同建立古山寨保护利用体系。避免因认识、研究、责任、利用的不到位、不合理，古山寨由“古建筑→古遗址→遗存→遗迹→消失”，一步步被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同时，建议借力山区振兴、乡村振兴、“襄十随神”等国家、省级发展战略，统筹组织南漳、麻城等重点县市，系统加强古山寨的壮美风光和文化内涵的宣传展示，扩大社会影响，以用促保，以点带面，着力打造“古山寨之乡”“千寨之省”国家级、省级山区文化旅游品牌。^[1]

马家寨该古山寨位于板桥镇竹坪村马家湾海拔1216米的寨子山上，是一座大规模堡寨。马家寨古山寨占地面积近2000平方米，坐东朝西，设有东西二门，大门保存完好，为拱券式结构，寨墙采用精美的石材构筑而成，墙体厚度在1.5米以上。古山寨雉堞dié尚存。寨内尚存近十间寨房遗址，防御功能齐全。雕楼上，瞭望孔、冷兵器时代的箭道、热兵器时代的枪眼和炮位清晰可见。这座古山寨的发现，对于研究荆山地区明清时期的政治、军事、历史具有重要参考意义。^[9]

毛垭寨面积912平方米，位于板桥镇任家庄村毛垭山山顶，东西长38米，南北宽24米，寨墙、房屋均由石块垒砌而成。据寨内房屋所嵌石碑上文字记载“咸丰七年尹德亨”及“咸丰七年王永兵明亮合铺”，推断该寨修建于当时或者更早。毛垭古寨是南漳数千山寨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历经百余年也只有几米坍tān塌，稍加修复就完整无缺。^[10]

来安古山寨海拔500米左右，依托天险两面临崖，易守难攻。寨墙仿长城垛口的样式用巨石垒成，宽2到3米，高8到10米，墙上垒有2米多高的垛口，设有隙望孔和射击孔。该山寨估计有200多年的历史，寨内配有储藏室、打更室、牲口圈、门卫室、磨房以及蓄水池和牢房。^[5]

庆华古山寨遗址位于宾县宾州镇大同村城子屯西北250米处的山岗上，遗址年代为汉代。古山寨城址东南侧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古山寨高距河面高约15米。其东北侧有一条村屯水泥公路。古山寨城址依山势而建，平面呈椭圆形，周长700米。古城墙为土石结构，顶宽1～2米，基宽5～7米，东、西、北各有一个城门址。^[11]

双峰寨遗址位于山阳县城东南约50公里处，距天竺山景区西门约13公里。该遗址建于清嘉庆年间，距今190多年历史。山寨占地面积大约7000多平方米，建有寨门、寨墙、瞭望台、炮台、枪孔、储藏室、巡逻道等，所有建筑就地取材，全部用石片、石板垒砌而成。依山而建，随形就势，陡峭险峻，易守难攻，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利。因山寨东西两侧矗立一对山峰而得名“双峰寨”。^[6]

2024年2月11日，农历大年初二。成都的朱先生夫妇返乡过年，在登山游玩过程中发现一处石寨门。寨门上留下的文字信息显示，该寨门修建于清代同治元年，距今已有160余年历史，属五台山古寨遗迹的一部分。同年2月15日，四川原考古工作者唐光孝告诉澎湃新闻，这一类山寨多与清代中晚期白莲教起义有关，是当时官民共建的防御工程，如今在川中地区仍比较常见。而这座寨子还没有任何保护标志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这里属于两地市（绵阳、遂宁市）交界点。而整个寨子大概三分之一部分处于遂宁射洪市境内，另有三分之二属于绵阳盐亭县，对两地而言，这都属偏远之地。^[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