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史学

公众史学提出了三大口号：书写公众、公众参与、公众消费。它由六个分支（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视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组合而成学科群。这是一个全方位与公众相关联的史学体系。

推动史学普及，使史学走向公众，一直是史学界思考的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兴起了公共史学。这种公共史学是指在公共领域应用的实用史学，主要涉及三大领域：博物馆、历史遗址、历史剧制作等与史学关系密切的领域；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制定等公共领域；家族、公司等私人领域。美国公共史学其实仍是史家本位，强调史学的应用服务，目的是在公共领域找到史学的服务对象，而在人人参与、书写人人方面并不突出，没有解决公众本位问题。而我们现在提出的公众史学，显然比美国的公共史学走得更远，是为了解决史学的公众本位问题。

从历史知识的生产来说，无非是代理与自理两种。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服务方式主要是代理制，史学是在职业代理人的执行下出现的，即政府职业史官记录国家公共历史，专业史家编纂zuǎn国家公共历史。作为国家、政府及其精英的史学可以代理，但民间历史的记录与编纂仅有代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民间历史太多，无法全部代理，必须人人动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传统的史学服务，也往往是由职业人生产出成品提供给别人来享受。提供通俗史学产品供普通人来消费，就是通俗普及史学，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这样的史学服务，主动权还是在提供方手中，容易出现偏差，有时难以满足人们的真正需要。我们常说站在人民立场上从事历史知识生产，这一想法固然进步，但仍属代理。到了21世纪的现代社会，我们更要提倡人人参与，自己写自己的历史，写自己认知的时代历史，这是公众自理，也就催生出了公众史学。公众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公众历史，具体地说就是研究公众历史的参与、生产与消费三大活动。和美国公共史学不一样，中国公众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走的是梁启超提出的“民史”之路。梁启超认为，19世纪以前的史学是“君史”，20世纪以后是“民史”。到21世纪，我们提出的“公众史学”是民史书写的专门化与君史成果的通俗化，是兼二者于一体的。

公众史学的发展，可以实现史学由小众参与到大众参与的转变。历史上的史学参与者史官与史家，人数不多，可称为“小众参与”，公众史学则提倡人人参与。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话容易引起歧义，因为在我们看来“历史学家”是一个崇高的称号，即便职业史家也没有几个人敢自称历史学家。但说“人人是历史认识者”，既是自己历史的认识者，也是所处时代历史的认识者，当不成问题，贝克尔的原意也确实如此。人人是历史认识者，如此人人的历史认识就得到了肯定与鼓励，这当然是历史观念的一大进步。大众参与史学的方式，主要有说历史、写（编、制）历史、听（看）历史、传历史、保档案、保文物六大方式。这表明，人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历史记录者、历史享受者、历史知识生产者。大众参与的方式使公众史学成为关乎人类自身活动记录的学科，关乎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区、每个组织的历史证据保存。它是与人人相关联的一种大众性的史学活动，可以职业从事，更多的是业余从事，是一项人人可业余参加的史学活动，不影响人的正常职业，具有无穷潜力。

发展公众史学，可以较好解决史学跟普通人相关联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史学的关联性”，思考史学跟哪些人相关联的问题。如果史学只是跟帝王将相相关联、与学者相关联，公众在现实生活中看不见跟自己相关联的史学，史学对公众来说就是没用的东西。如果公众史学能建立一套机制化、形态化的史学体系，使史学成为每个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每个人都有用，这样就可以进一步解决史学的功用问题。^[1]

当下中国正处于“公众史学”学科的建设期，相当多的基本问题需要学界来回答。譬如，在中国到底是用公共史学或公众史学好？大众史学与公众史学相通吗？公众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抑或外来输入的结果？中国的公众史学能成为一股新的史学思潮吗？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更为周详的学理回答。

一、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

英语世界的“public history”，到中国大陆以后，有人译为“公共史学”，有人称为“大众史学”。到了中国香港，喜欢使用“公众史学”。到了中国台湾，喜欢用“大众史学”。

“名”是“实”的提炼。如果名称不统一，则学科的推广会受到很大的制约。那么在中国，到底是用公共史学好？还是公众史学好呢？笔者主张有必要对二个概念作明确的辨析，只有指出了公共史学术语的低合理性，说明了公众史学的高合理性，才能引导大家使用公众史学。为了说清楚，笔者拟从直接的概念与间接的内涵二个方面加以辨析。

英语的Public，作为形容词，主要有公众的；公共的，公用的；公务的、政府的；公开的，当众的。作为名词，表公众、民众、大众。至于汉语中的“公共”，从相关的古汉语文献来看，主要有三种解释：1、公有的；公用的。如“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2、犹公众。如“盖陶唐欲推大器于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废之。”3、犹共同。如“臣愿陛下明诏臣等公共商议。”古汉语中的“公共”，按其词性，可分三种，一是作形容词，表示“公有的”、“公用的”；二是作副词，表示“共同”；三是作名词，表“公众”。从“公共史学”概念讨论来看，作副词用的“共同”含义可以排除，需要讨论的是作形容词与名词的二层含义。

中文“公共”与英文“Public”基本可以对应起来，均可作形容词或名词使用。如果将“公共史学”之“公共”理解为形容词，则表示“公用的史学”；如果将“公共史学”之“公共”理解为名词，则意为“公众史学”。从直观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将“公共史学”理解为“公用的史学”或“公众史学”，两种用法均是相通的。不过，从其他领域的使用来看，则以形容词为主。譬如公共空间、公共权力、公共管理、公共英语、公共服务、公共事务、公共记忆、公共关系。在这些场合，显然“公用的”与“公众”二层含义是无法替换的。如此，将“公共史学”理解为“公用的史学”，似乎更合汉语表达习惯。如果“公共史学”就是“公用的史学”，那么，“公用的史学”又到底是什么史学呢？这是颇让人难以回答的。从性质上来说，凡是史学都是公用的，难道还有私用的史学吗？希望通过使用“公共史学”概念来强化史学的公共性，完全是多余的。而且，“公共史学”的内涵过于宽泛，让外行不知所指。美国的公共史学有特定的含义，是指在公共领域应用的实用史学。这必须作专门的解释，别人才能理解。

相反，使用“公众史学”概念的好处是，主体明确，建设目标明确。汉语的“公众”，早在南宋时代已经出现，如“譬如一事，若系公众，便心下不大段管”。西方的“公众”出现于17世纪的法国，指宫廷与城市中上流阶层。“公众”的重心在“众”字，而非“公”字。“众”是会意字，三人为众。“三”表示众多，“众”表示众人站立。在甲骨文中，，象许多人在烈日下劳动。所以，“众”的本义是“众人”、“大家”，从词性来说，它是一个名词。“公众”是一个由公民个体组成的群体概念，可以理解为“公民大众”的简称。从史学的服务对象来看，它有向上（政府）与向下（公众）两大方向。“公众”与“史学”组合成“公众史学”，体现的是史学与公众关系的重新建构问题。公众史学是公众本位的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帝王本位的旧史学。公众史学是“公众自己的史学”，是“我们的历史”。从历史大类相关的学科来看，考古学中已经出现“公众考古学”。甚至，今天整个人文学科都面临着与公众关系的重新建构问题，出现了“公众人文学科”。由此来看，当然使用“公众史学”好。

二、公众史学与大众史学

要想辨析两者的不同，须对“大众”作一辨析。在西方，大众是上层精英之外的多数下层“民众”，带有较多的轻蔑色彩。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快，轻蔑色彩逐步被洗白，成为“普通民众”。在汉语中，“公众”与“大众”是可以通用的。当然，从语意来来看，“公众”比“大众”更为正规些，“大众”一词过于俗化，难以成为学术语言。在中国，“大众”的使用更早，也更为普遍，譬如“大众文化”、“大众电影”、“大众文艺”。相比之下，“公众”的使用是在近十多年频繁起来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大众史学”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有人将之理解为大众文化意义上的史学。“大众史学具有通俗易懂，文字生动活泼，语言简练，选题广泛，同时集知识、趣味和科学性于一体，很容易为多种不同层次文化水平的读者所接受和喜爱的特点”。如此，更接近于“通俗史学”，即历史知识的普及化与通俗化。张广智曾对比精英史学，详细讨论了两者间的五个方面的不同。

也有人将美国公共史学译为“大众史学”。周樑liáng楷的突出贡献是将“public history”的内涵作了扩充，认为“大众史学”应包括三个部分：大众的历史、写给大众阅听的历史、由大众来书写的历史。他将学术史学定位为“小众部”，而大众史学则定位为“大众部”。

最近，王记录在教育部“爱课程”网开讲的视频课程《走向大众的历史》，也涉及了“大众史学”的概念。他是从学术型史学与普及型的史学二元概念来划分的，涉及了历史知识的大众化与历史书写者的大众化，不过重点仍是传播层面的通俗史学。

如果将“大众史学”局限于通俗史学层面，则范围过狭，无法涵盖“公众史学”；如果将“大众史学”等同于“公众史学”，则不必过多辨析了。从目前中国语境来看，“大众史学”的出现频率不多。从未来公民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使用“公众史学”更为理想。

三、公众史学的中国本土性

几位在美国工作的华人学者以为，当下中国公共史学学科建设存在一个“public history”如何翻译、如何中国化问题。2014年3月的美国公共史学年会，甚至提出一个话题“中国有可能有公共史学吗”？这样的提法，当然是不受国内学界欢迎的。我们发现，中国人理解的公众史学内涵与美国的公共史学很不相同，他们仅在名称资源上、学科化建设路径上有所借鉴而已。

美国的公共史学是指在公共领域应用的实用史学，主要用于三大领域，即博物馆、历史遗址、历史剧制作等与历史学关系紧密的领域；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制定等公共领域；家族、公司等私人领域。这是近年多数中国学人对美国公共史学内容的理解所在。也有人有不同的理解，称其内部主要有三派：一是历史题材创作，二是应用历史学，三是写人民史。有鉴于此，主张将public理解为公众、大众。如果这样的理解不错的话，美国的“公共史学”译为“公众史学”更合适。

香港梁元生将“公众史学”定义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应用的历史”、“公众的/人民的历史”和“公共事务及全体利益的历史”。这三大内容，体现了美国公众史学的核心精神。

中国的公众史学内涵应包括哪些东西？不同的学人会有不同的理解。笔者理解的“中国公众史学”内涵，至少包括六个部分：即通俗普及史学、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历史写作、公众影像史学、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是一个文化领域传播概念，提供的是史学精神食粮；公众历史书写是一个书写对象扩大概念，提供的是人人动手书写小历史的机会；公众历史写作属历史解释权的开放，提供的是人人可以解释、书写历史的机会；公众口述史学是大众历史书写的入门之道；公众影像史学是用图像记录历史与再现历史；公众文化遗产是“大众可以触摸的历史”。可以说，公众史学是一个个体兼群体、书写兼研究、专业兼业余于一体的综合概念。公众史学是一个多层面、多视角的学科框架，所以 梁元声教授将之称为“一个崭新的史学范畴”。这样的概括是非常到位的，否则也无法建立一个公众史学专业硕士学位。

如果以上框架界定不错的话，则可以发现，这些史学资源多来自中国本土。通俗史学早在宋代以后就逐步出现了，80年代以后颇盛；近二十年，公众历史书写（个人史、家族史、社区史）在大陆与台湾发展昌盛；21世纪初以来，因网络而崛起一批民间历史写手；中国不少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专业、文化遗产学专业，这些均是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着的与公众史学相关的史学实践活动。只有口述史学，可以确定来源于西方。

由此可见，中国公众史学内涵有自身的形成过程，有着自己的史学资源与实践活动。它是中国物种，不是外来的。美国的历史才三百多年，中国的历史学有着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国的史学资源更为丰富。只是，中国人一直不加区分，将之放在历史学中，没有独立出分支学科而已。现在，我们从美国的公共史学的学科化发展中得到灵感，借用其名称，借用其学科化建设思维，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学科而已。我们仅是借助美国“公众史学”术语，将当下中国这些民间史学活动概括为一个“公众史学”框架，即在几个小房间上面加了一个公共的屋顶，这个屋顶取名“公众史学”。对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来说，美国的公众史学是值得借鉴的“它山之石”，而不是如何将它移植到中国、积极推广应用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学科体系。

四、公众史学是一股史学思潮

美国的公共史学从1978年以来，已近40年历史。然而，遗憾的是，系统的学科建设成果并不多见。何以如此？原来，美国的公共史学偏重“应用的历史”，是史学在公共领域中的应用，是从史学专业学生出路角度提出的改革方向。20世纪70年代，因为经济危机影响，美国大学的历史学专业毕业生面临就业危机，得改行才能找到就业机会。这对大学生来说是一种专业学习的浪费，对大学历史系来说是一种专业教学存在的怀疑，那样的结果必然会陷入恶性循环之路。为此，部分大学历史系教授主动寻找适合新的专业出路，于是有了公共史学。由此可知，美国公共史学的出现，正是史学研究职业化所带来的问题。于是，只好目光向外，在其他公共领域中寻找更多职业发展方向。学了公共史学的历史系毕业生，毕业以后不须要改行，可以在公共领域直接找到继续靠历史学专业知识吃饭的职业。它与“学院派史学”相对应，要求将史学知识应用于公共生活领域，不做纯粹的知识生产，而更重视知识的社会应用。不过，由于过度重视其应用性，实际难以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

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起步虽晚，但起点高，学科建设成就不容忽视。一个学科要想生存下来，不能没有自己的学理。中国的公众史学建设更关注史学主体的大众化，其学理来源有二，一是20世纪初以来的“民史”思想资源，二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强调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使用“公众”，意味着门槛的降低。只要个人愿意，人人有资格参与进来，从而有可能实现史学主体的大众化。公共史学，没有自己的学理，难以长存。公众史学，主体明确，目标明确，那就是一切围绕“公众”来建设新史学，将史学由“小众之学”建设成为“大众之学”，让史学由小道走向阳关大道。而且，不同于美国公共史学初始的改革动力来自高校，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动力来自民间社会。今日中国，网络历史写作、通俗历史写作、小历史的书写、影视史学，均处于兴盛发展之中。高校专家们是在民间史学蓬勃发展之后才关注这种现象的。公众史学应是大家共同拥有、共同使用、共同解释、共同书写的史学形态。中国的公众史学是一股学术思潮，它期望能创造出一种全新形态的民间化史学，自然会更有发展前途。

未来中国，会在高校开设公众史学的本科课程模块，也会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下开设公众史学研究方向，甚至会开设公众史学的专业硕士课程。在习惯了“公共”概念的中国，很多人会一时难以接受“公众”这个新概念，但只要公众史学圈内部统一，持之以恒地推广使用，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公众史学”会逐步为大家所接受的。那是中国历史学社会化的希望所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