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从词源上考证，“anthropology”一词，源自古希腊文anhropos（人或与人有关的）和logys（学问或研究）。^[1]

拉丁文“人类学”一词，最早起源于15世纪初期，德国学者用它泛指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生物学；到19世纪40年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开始从事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泰勒也是第一个学术意义上的人类学家。^[1]19世纪90年代，继进化学派和传播学派之后，西方人类学界出现了历史批判学派，其创始人博厄斯提出了反理性主义的人类学研究方法。^[1][2]在当代，人类学研究的主流为欧美国家，并又形成了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等不同的理论流派。^[2]人类学在中国始见于1903年，最初译为“民种学”。1926年，蔡元培先生将其译作“民族学”。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长期存在“南派”“北派”两种传统，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家关于人类学学科属性划分仍存在不确定性。^[1]

人类学发展至今，产生了语言人类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分支。^[3]基于种族、进化的理论基础，人类学者在人、社会、文化等基本概念下，探究种族的形成、社会的发展、语言的运用等人类社会现象。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为整体观、比较观和文化相对论指导下的田野工作方法。^[4]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从词源上考证，“anthropology”一词，源自古希腊文anhropos（人或与人有关的）和logys（学问或研究)。前者是词根，后者是词缀，二者结合，意思是“与人有关的研究”或研究人的学问。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专家则称为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1]

古希腊文这一涵义发展到今天的“人类学”，经历了长久的演化过程。其间，人类学的内涵和意指也发生了变化。^[1]

拉丁文“人类学〞一词出现于15世纪初期，德国学者用它泛指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生物学。19世纪40年代，人类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因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大部分的欧洲学者都对异民族及其文化缺少兴趣，也很少思考或对其他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系统的研究。^[1]

人类学成为一门学科与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的积极推动有密切的关系。他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人类学的调查研究，1883年正式接受了牛津大学的聘书和世界上第一个学术意义上的人类学家头街。另一位对人类学发生起关键作用的是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Boas）。如果说，泰勒提供了人类学学理性主义的思想和研究方法，那么博厄斯的历史论刚好是反理性主义。人类学（及其相近或相关学科）最先发生在欧洲，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1]

20世纪20年代，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学研究仍旧较为发达。由于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传统，不同国家和地区所使用的词汇和对“人类学”的概念界说也不完全一致。以英美为主的国家认为，人类学指研究人类体质及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强调既要研究人类的生物属性，也要研究人类的文化属性，二者结合才能体现人类学的整体性；而以德、法和俄罗斯等为代表的欧洲其他国家中，人类学仅指前者有关人类体质研究的部分。有关文化研究的部分，则被称为“民族学”（ethnology）。他们大多认为，人类学和民族学并不是谁来属于谁的学科，而是两个并列的独立学科。在英美，民族学只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有时也称为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1]

当代人类学具有自然科学、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源头。它的研究主题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人类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一个是追溯人类今日特质的源头与演变。民族志（ethnography）同时指称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依据人类学研究而书写的文本。^[1]

“ethnology”一词在中国始见于1903年，最初译为“民种学”。1926年，蔡元培先生将其译作“民族学”，故学界一般认为蔡氏是中国民族学的创始人之一。蔡元培所介绍的是欧陆传统的民族学，这个传统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按“苏联模式”办学时为主导思想。之后，英美和欧陆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都先后传人中国，各有影响。很多学者早就注意到，1949年前，中国的学术机构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传统交错并存的状况，学界通常根据它们在区域分布上的南、北差异，称它们为人类学的“南派”和“北派”。^[1]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和民族学虽得到恢复和重建，但全国各地的研究和教学机构采用的分科标准仍未能达成一致。国家关于人类学学科属性划分的不确定性，使人类学的地位在中国长期处于摇摆不定的局面。^[1]

关于“人”这一概念的讨论，始终贯穿于西方社会。在西方社会，人通常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整体和不可分的东西被感知。在生命过程中，单独的个体作出了大量的决定或选择，并不得不对其结果负责。当一些人去世时，他们不再作为个体而存在。在西方社会，关于人死后会发生什么，没有一致的意见。有人认为，死人会莫名其妙地作为无形世界里的幽灵继续活着，而另外一些人则假设去世就是人的终结。现代西方关于人的概念常被描述为利己主义，即将自我或个体放在“舞台”的中央。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被放在“中央”的人。^[5]

关于人的问题，可以拓展为对性别和性的讨论。性别本身是一个关键术语，但是也可以将其看作与人有关的概念的特殊实例。在所有现存的社会区分中，几乎没有概念能比性别更加普遍，即所有的人都可以区分成男人和女人，性别关系在各地人群构成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男人只有在涉及女人时才会是男人，女人也只有在与男人对比时才是女人。迄今为止，性别是一般概念。但在实际研究和运用中，性别也可以用多种方式来理解和处理。^[5]

人类学家也关注两性关系内在的权力。此外，人类学家在摸清社会的各个方面之前，无法清楚地说明妇女如何受到压迫、妇女和男人如何感知自己的地位。当人类学研究者研究变迁的社会时，最重要的，是考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价值观的冲突和紧张关系。^[5]

“社会”这个词在人类学研究中频繁出现，但一般缺少准确定义。在日常语言中，社会这个词倾向于与“国家”同义。人类学家研究的典型社会都是小规模的，但人类学中的地方社区总是属于更大系统的一部分——这些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社区总是依赖对外的贸易，从外部接收妇女或牧师，也可能或多或少被遥远的国家机构有效地统治，年轻人可能会穿梭于大城市之间工作或求学。在这种背景下，不可能在社会周边划出一条清晰和明确的边界。所以人类学的社会概念，同样是一个较为含混，缺乏准确定义的概念。^[5]

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人类学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研究命题。在人类学研究中，文化常被视作社会的同义词，但是文化本身也贯穿了人类学研究的整体思路。^[5]

关于文化，最古老、最有名的定义，源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71年，他将文化定义为：“按照最广泛的民族志定义来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道德、风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20世纪60年代，解释人类学的代言人格尔茨认为，文化是通过公共交流来表达的共同意义。换句话说，共享的文化并不需要每个人恰好获得同样的知识和技能，但是共享一种文化的人也会共享一种世界观，并且在同种文字及其隐喻的意思方面，共享同一种语言。因此，文化渗透于各种人类的活动中。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一个区域。^[5]

如果把文化定义为人们在与环境的关系中习得的思想和行为，那么文化主要可以有下面几种分类：其一，行为的、认知的和物质的；其二，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文化。^[1]

转译，是人类学研究中一项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任务。它不仅是指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口头转译，还指非口语行为的转译。^[5]

人类学家通常在田野中开展访谈与观察互动，他们须具备理解语言和转译语言的能力。例如，为了理解一个亚洲村落社区的仪式，仅仅观察行为是不够的，研究者必须学习他们用于描述行为的词汇的意义和内涵。人类学家只有在尽可能理解和解释一种现象对当地人意味着什么时，才能真正实现研究一种人类社会现象的目的。^[5]

没有人，民族无法产生。达尔文和后来的科学家们都认为，人类各种族、各民族皆是由一种高级类人猿进化而来的。^[6]

许多人类学家认为，进化为人的是森林古猿，这一物种大约在1500万年前分化为两支，一支是腊玛古猿，属人科，居人类谱系树的根基；另一支是在西欧许多地方发现的森林古猿，它是现代大猿类、黑猩猩、大猩猩等类人猿的共同祖先。这两支循着各自的道路向前发展，前者发展成现代人，后者发展成今天的各种猿类。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与人类的亲属关系也越来越远。^[6]

一般情况下，大种族形成时间长，分布地区广，不同地区群体存在差异。大种族之下，又可以分若干分支，分支之下又有若干类型（也有的分支不再分为类型），人类学称这些分支为“类型集团”。人种的分类，大致可分为美洲种族、蒙古种族、欧罗巴种族、尼格罗-澳大利亚种族。受到战争、文化等影响，也出现了较为复杂的中间类型（种族混血）。^[6]

美洲出现人类最早时问在距今5万年之后。美洲印第安人来自西伯利亚，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已有蒙古人种分布于这个地区，不同部落群体追逐猎物先后进人美洲，广布北美和南美，长期地理隔绝，使他们保持不完全相同的体质特征。各部落的人们，身材高矮不一、鼻型有别、发色肤色也不完全一样，故可将印第安人分为四种类型，即长头型、短头型、接近短头型和倾向于长短头型。^[6]

整体上看，印第安人的外形特征为：浅黄到褐黄色皮肤，硬直的头发（也有少数波形发或卷发），黑头发（有的褐色），胡须极少，黑而小的眼睛，突起的颧骨。这些都与蒙古人种亚洲支相似，不同的是窄脸型，高身梁（有的是鷹钩鼻），内眦褶很少。总体上，印第安人体质特征具有蒙古种族特点。^[6]

蒙古种族的若干分支较为复杂，具体形成有亚洲支下的南亚人种、远东人种、北亚人种和美洲支下的北美猎人类型、加勒比类型、亚马逊类型等，而这些类型也分散在世界各地，包括日本、美洲、马来群岛等地。^[6]

概而言之，蒙古种族最初分布在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和美洲三个地区，人种外形特征为：铜色皮肤，硬直的黑发，胡须少，中宽鼻子，唇厚中等，脸大而扁，颧骨凸出，有内眦褶，鼻尖指数中等，犬齿窝不深，上额宽。^[6]

欧罗巴种族分布于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中，形成了一些区域性人种特征。分布在北欧的分支，称北欧人种或大西洋一波罗的海人种，以身材高大、波状头发、肤色较浅和浅蓝色眼珠为特征；分布在南欧、北非、西亚和印度北部的，称南欧人种（印度一地中海人种和巴尔干一高加素人种）或欧罗巴人种南支，他们的肤色较深，眼睛和头发多为黑色，多直发等特点与北欧人种有别。大多数人类学专著将欧罗巴种族分为5支，分别为大西洋一波罗的海人种，中欧人种，印度一地中海人种，白海一波罗的海人种，巴尔于一高加素人种，彼此的体质特征长略不相同。^[6]

尼格罗一澳大利亚种族（亦称赤道种族）分两支，即尼格罗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两者有相似特征，又各有特点。尼格罗人种外形特征为：黑褐色和黝黑色皮肤，螺旋状黑发，面略带红色，眼色棕黑，颧骨不高，身翼短宽，身梁低平，唇厚，颌部微宽，再生毛弱。澳大利亚人种外形特征为棕色和深棕色皮肤和眼色，波形或卷状黑发，身宽而短，鼻梁低凹，唇厚，颌部突出，眉脊粗，再生毛发达。^[6]

现代人类学的基础之一就是关于人类的普同性认知，即世界上现存所有的人类都是同一种属，任一人群都不比其

他人群更为进化。无论是纳瓦荷人、澳洲土著、欧陆贵族等，都是同一种属。人类学家对所有的人群都感兴趣。无论生活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居住在偏僻的乡村，所有的人群（包括活着的和已经消失的）都是平等的，都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1]

普同论认为，每一群体身上，都承载着关于人类生存状况的重要信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们如何利用文化而生存。然而，不同群体在事实上常常是不平等的。所以通常情况下，弱小的群体更为人类学家所关注。^[1]

全貌论又称全貌观。不同于经济学、政治学等那些研究人类生活的某一或某几个方面的学科，人类学研究试图给出一个全貌的观点和一个“局内的”观察。例如，要了解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人类学家要知道这个社会的宗教、婚姻及继嗣制度，甚至它的语言、技术、艺术、儿童养育及自然环境等方面的知识。^[1]

所谓全貌观，就是从社会的、文化的角度和生物的、生理的两个角度分析问题，既关注现时的问题，也关照历史的因素，即把人类及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当做一个整体来研究。^[1]

整合论强调从社会整体（社会及自然环境）看待事物，要把它放在自然和社会的环境中加以考察。这样才能达到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更要看到事物的内在联系。^[1]

在整合论的原则之下，传统人类学研究多集中在小规模的社会进行。发展至现代人类学，也出现了对复杂的大型社会的研究。^[1]

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包括自然环境中的气候、降雨量、植被、动植物资源等，还有社会环境中的人文传统、与其他群体的互动关系等。^[1]

适应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质的适应，如身材、肤色等体质特征；二是文化的适应，如服饰、食物的加工方式、医疗体系等。生态人类学较为重视适应论，提出了诸如文化适应性、环境压力、人口压力、适应能力、资源的利用与开发等概念。^[1]

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二者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人类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生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产生、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同样依靠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历史观、辩证法和唯物主义。^[4]

整体观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征之一。坚持整体观，是由人类学的学科特性决定的，即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为人类及其文化，而人类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组成的人类社会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人类学在研究某一文化因素时，就必然将其置于人类整体文化的框架中，探讨文化因素同其他因素之间的互动性。此外，整体观，还强调研究思路上的历时性。^[4]

文化相对论由美国历史批判学派代表博厄斯提出，指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特性，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每种文化的价值都是平等的，故不存在普遍的、同一的、绝对的价值评判标准。文化相对论的思维方法，启示人类学研究者避免以一种民族中心、欧洲中心、种族中心的立场，去看待人类学研究中的诸多议题。^[4]

文化相对论也称文化相对主义。在现实情况中，人们总是以自己的喜好和习惯来理解其他的文化，以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念和传统做判断，形成了“民族中心主义〞。据此而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理念，并不是放弃批评而赞成或接受某一特殊人群的所思所为，而是将文化行为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人类学中的“异文化研究”。^[1]

比较观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种基本方法。由于比较对象的内容、规模、目的等不同，可将比较划分为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跨区域比较和同一区域不同文化的比较、不同民族之间的共时性比较和相同民族的历时性比较等。^[4]

虽然文化之间的比较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仍需要不断地完善和调整，但通过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认识到不同文化的复杂性。^[4]

田野工作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调查对象群体，通过直接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过程。对于人类学者来说，田野调查是其收集资料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是研究者进一步开展理论研究的基础。^[4]

田野调查通常包括调查准备、开展调查、资料整理与分析、民族志写作几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在田野调查中，伦理道德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这些有关伦理的争议，主要包括调查者和受访者之间的知情权、合法性、人格尊严等方面的问题。^[4]

自人类学形成一百多年来，先后出现了许多学派，如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法国社会学派、英国功能学派、美国历史批判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论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解释人类学派、象征人类学派等等。各个学派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对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解释，彼此在相互的争论和探讨中得到继承和发展。^[2]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开创性地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认为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步进化发展而来，并暗示人类起源于猿类，从而给千百年来的“上帝造物”、“上帝造人”的神学说以深刻打击。1871年，达尔文又出版了另一部名著《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一译《人类由来》），明确提出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理论，奠定了唯物主义的人类起源理论的基础。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三大发现之一，人类学古典进化论学派就是在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影响下形成的。^[2]

泰勒是英国的人类学家，被称为人类学之父，他是大学教坛上讲授人类学的第一人。他曾旅行墨西哥和美洲热带地区，对当地部落社会的文化产生兴趣，并对原始社会及文化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的代表作是《原始文化》《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的发展的研究》《关于制度的发展的调查方法：应用于婚姻的继嗣原则》等。泰勒提出了文化进化论、万物有灵论等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观点。^[2]

摩尔根是美国的人类学家。他曾被印地安氏族收养，从事易洛魁人调查和研究四十年。他的代表作是《古代社会》。在《古代社会》中，摩尔根把自己所得的第一手人类学资料，同关于希腊、罗马上古史的古文献和欧洲新文献中的历史资料，以及批判当时各种关于原始社会的所谓科学假说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丰富和发展了社会进化观念、政治观念、家族观念、财产观念等。摩尔根是人类学学科的创建者，他把古典进化论发展到了极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摩尔根在人类学科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较高的评价。^[2]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古典进化论学派相对立，而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相适应而出现的是传播学派。传播学派又称为“文化圈学派”“德奥文化历史学派”。它是伴随着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发展和强烈的反进化主义思潮而产生和发展的。它的基本原理，是直接与“进化论”相对立的“传播论”，意指文化现象是通过各族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人类的种种文化活动，如商业、战争、部落迁徙等交流活动达到传播的目的。传播学派力图把全部人类文化发展史归结为文化联系、冲突、借用和转移等现象。它试图取消或废除进化概念和历史进程的概念，而用转移和传播的概念代替，是后来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思想来源。^[2]

传播学派的代表理论家拉策尔、格雷布内尔曾提出文化起源中心论、文化“一次发生论”、文化借用论等观念。^[2]

法国社会学派产生在19世纪末，比进化学派稍晚，大体与传播学派同时。民族学在法国产生较早，1839年成立的巴黎民族学会是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学学术组织，法国民族学家M·莫斯认为民族学是从法国发源的。法国社会学派由于创办《社会学年鉴》，也被称为“社会学年鉴派”。^[2]

虽然涂尔干不是人类学家，但是他认为人类学是一门叙述性的科学，是为社会学提供资料的，所以他的社会学是包括人类学、民族学在内的一门综合性社会科学。他利用人类学的实地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发展了社会学，同时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人类学资料，发展了人类学。涂尔干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社会数体论、提出了“结构”与“功能”的概念，他还主张用共比法进行比较研究。^[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殖民帝国受到民族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殖民统治陷人危机。英国政府急需寻找新的统治方法以挽危局。当时人类学流行的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等都不能满足英国殖民统治的需要，他们希望人类学家能为殖民统治提出新的具体的理论和方法以维持殖民统治。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功能学派应运而生。^[2]

在功能学派看来，“功能”就是“满足需要”，就是事物与制度的“作用”。他们认为一切文化和社会现象都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和不可缺少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一张满足社会基本需要的互相联系着的网”，其中每一个现象，都像生物机体的每一个器官一样具有一定的“功能”。^[2]

19世纪90年代，继进化学派和传播学派之后，西方人类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历史批判学派。它的创始人是被誉为美国“民族学之父”的弗郎兹·博厄斯。^[2]

博厄斯原是德国犹太人，早先学习自然科学，攻读物理学和地理学，获基尔大学博士学位。1883—1884年，他参加了对大西洋巴芬岛进行的田野考察，第一次接触到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开始对人类学发生兴趣，从此开始了他终身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生涯。^[2]

博厄斯对人类学的主要贡献是，最早提出了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指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必须包括人的

形体发展的历史，人的生理学上的功能，思想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三大任务是“重建人类历史、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以及探讨变迁的动力”。此外，他还提出了历史特殊论、文化独立论、文化发展平行说等理论。^[2]

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对人类学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将语言学中的结构分析法引用到人类学的研究中来，并在继承摩尔根关于亲属制度的研究中有新的贡献。他认为，亲属制度中的称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很早时期，是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矛盾结果，同时也是生物因素逐渐趋向于社会因素的结果。生物的因素属于自然性质，社会的因素就是文化的性质。^[2]

此外，列维一斯特劳斯在政治上具有鲜明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同情“第三世界”和被压迫民族，主张民族学者的研究工作“必须以保卫和增进那些作为传统研究对象的民族的利益为目的”。^[2]

人类学的第一个理论流派——古典进化论，曾遭到来自传播学派、历史批判学派以及英国功能学派的尖锐批评，特别是在美国，摩尔根成为众矢之的。但是二战后，学术界对进化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958年，美国人类学界隆重举行了纪念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会上重新评价了摩尔根的历史贡献。于是人类学的一个新学派——新进化论学派出现，其创始人是美国人类学家怀特。^[2]

怀特的新进化论与摩尔根的古典进化论都同意人类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是从低级向高级的进步，全世界各种文化都必定经历几个相同的阶段。这种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一致性和单纯性是二者同被称为进化论的基础。两者主要的区别有两点：一是怀特不像摩尔根那样，以食物和生产工具作为进化的标志，而是用能源的获取来作标志；二是怀特特别强调了文化发展的独立性或超有机体性，正是基于这些不同，怀特的进化论被称为新进化论。^[2]

民族学是研究近现代人类（族群）及其文化的学科。民族学一词源自希腊文，ethnos含有种族（race）、人（man or people）的意思。它关注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在诸如习俗、亲属制度、宗教、政治经济体制、美术、音乐等方面的异同。民族学还研究文化动态，即各种文化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一种文化内部信仰与习俗的互动关系。^[1]

民族学与考古学的研究兴趣是比较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传统上民族学主要以研究异文化为主。另外，考古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人群和文化，而民族学的研究是可以直接进行的，一般通过民族志的方法获取资料。民族志的这种研究，通常称为人类学田野研究，即研究者要花一年左右的时间生活在某个民族之中，以获取充分的观察和体验，在此基础上撰述民族志资料。^[1]

民族学研究，通常也可以等同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研究，这三种说法的研究核心，都是“文化”。^[1]

语言人类学是一门从人类学角度研究语言和言语的学科。19世纪中后期的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对语言结构方面的研究，为语言人类学的产生奠定了“本体论”基础。到20世纪上半期，以北美人类学家为代表的群体，对语言和文化的进一步研究，直接催生了语言人类学的形成。^[3]

语言人类学主张将语言置于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考察，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语言的文化资源、语言的社会实践、语言的历史记忆和语言的话语权利。^[3]

当代语言人类学的研究，一方面延续了传统的对语言结构、语言本质、语言思维等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涵盖了语言与民族、语言与认知、语言历史、非语言交流等方法论和实践层面上的研究。^[3]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为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或者与人类活动相关的遗址、遗物和遗迹现象等。考古工作既立足于历时的变迁和发展关系，又兼具共时性的规律探索，故被称为“历史学中的人类学”和“人类学中的考古学”。^[3]

尽管考古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田野工作特征和分析方法，但作为一门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考古学自身仍具有居于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跨学科“特征。^[3]

体质人类学又称为生物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结合的视角，来研究人类体质特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生物学研究所不同的是，体质人类学是以生物学而本体论知识为基础，把人类的生物学特征置于整个人类历史和文化中考察的一种人类学分支。^[3]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通常要借鉴和利用许多相关学科，如地质学、古生物学、遗传学、现代新兴科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等。研究的知识体系涉及人类起源、人种学以及人类遗传等方面。^[3]

地区开设院校北京北京大学福建厦门大学山东山东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广西广西民族大学云南云南民族大学

参考资料^[注1][7]

2023年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评级A+的学校共有2所，评级为B的学校共有1所，高校的专业排名依次为：^[8]

艾瑞深2024中国大学人类学专业排名（研究型），A++档次的学校1所，A+档次的学校2所，其中A+及以上学校排名依次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