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

《人生》是中国当代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反映新时期农村青年生活和命运的现实主义中篇小说。《人生》初刊于1982年《收获》杂志第3期，1982年1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单行本。1983年，《人生》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1982-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7][8][9]

《人生》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背景，讲述了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的人生历程。高加林高中毕业后回乡担任民办教师。但因为教师名额被挤占，他不得不开启农民的生活。在高加林心灰意冷之际，高加林遇到了农村姑娘刘巧珍。刘巧珍拒绝了媒人说亲，她希望选择有文化有见识的高加林结婚。高加林虽然考虑到刘巧珍和自己的差距，但是思考过后还是和刘巧珍开启了一段甜蜜的“地下恋”，恋情没多久就曝光在了整个村子，但二人并没有受到多少阻挠，双方父母以及村中的权威人物都是支持这段恋情的。刘巧珍的爱情抚慰了高加林精神上的痛苦，重新唤起了他的生活信念。高加林的二叔高玉智从新疆调回来成为当地的劳动局局长。劳动局副局长马战胜为了讨好高玉智，通过关系让高加林以通讯干事的身份进入县城工作。在县城工作期间，高加林遇到了初恋黄亚萍。当黄亚萍得知高加林调到县委通讯组工作后，黄亚萍立马前去看望高加林，并单方面宣布同高中同学张克南情侣关系的结束，展开了对高加林的追求。高加林与黄亚萍的感情逐渐深入，高加林选择断绝了同刘巧珍的恋爱关系，接受了黄亚萍的追求，但刘巧珍并没有责怪他。不久后高加林通过关系到县城工作的事情被他的情敌张克南的母亲举报，高加林不得不重新回到农村，他和黄亚萍的爱情也无疾而终。此时的刘巧珍也已经嫁给邻村生产队一队队长马栓，自己的姐妹刘巧英暗示她和高加林重修于好的时候，她断然拒绝，选择继续和马栓一起生活，高加林最后独自回到村里。^{[10][11][12][13]}

《人生》自发表之日起就引起了社会和大众的广泛关注与讨论。1983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召开了《人生》的讨论会，与会者给予了《人生》一致的好评和赞扬。2009年，《人生》入选了由《新民晚报》发起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文艺作品”。《人生》通过各种方式得到迅速传播，继而引发了对《人生》的热烈讨论使该小说成为中国文学80年代中一个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1][14]《人生》也是路遥作品中被翻译得最多的一部。前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用俄语翻译了《人生》，于1988年由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1990年，张荣富翻译的《人生》法文版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2009年，日文版《路遥作品集》由日本福冈市中国书店出版，译者为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教授、路遥研究专家安本实，该著选译了包括《人生》在内的五篇中短篇小说。^[5]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农村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集体的束缚，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参与到社会建设当中。中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1979 年 10 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提出艺术民主，文艺界全面解冻，80 年代前期文艺思潮就这样拍了过来。改革文学也是文艺思潮的代表性部分，其思想内容旨在呼唤、表现城市和乡村的变革，并且作家对于社会人生的思索与探求从表面逐渐向深层推进，文学主题以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为主。80年代的中国的改革全方位化，深入化和快速化，文学进入新变时期，文学生命意识的觉醒，出现了鲜明个性和风格独特的作品，路遥的《人生》就是中国文学80年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下的产物。这样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促使路遥开始关注农民的内心世界，他通过描写一代人命运的选择和城乡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来展示农民生活的境况。^{[15][14][16][17]}

路遥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石嘴驿镇，在1966年考取石油化工学校，但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回到农村劳作。作为在农村出生和成长的作家，路遥有在城乡交叉地带生活的亲身经历，这样的人生经历为他《人生》的创作提供了心理动机和真实细节。路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深入的思考，将自己的个人经历和生活体验投射到小说男主角高加林身上，从而完成了这部书写城乡交叉地带青年命运的小说。^[1][16][18]

1980年，路遥与诗人曹谷溪频繁通信，希望曹谷溪能帮助解决他的弟弟王天乐进城工作的问题，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在帮助弟弟王天乐进城的过程中，路遥因弟弟的命运而触动，开始深入思考中国广大农民的出路问题。路遥从这段帮助弟弟改变命运的过程受到启发，获得了《人生》的创作灵感。路遥把“城乡交叉地带”作为创作重点，他设定的“城乡交叉地带”指的是陕北镇、县、地区级的中小城市和环绕这些城镇的农村。路遥以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所发生的变化作为小说背景，着重描写农村的实际面貌、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农村青年所面临的人生选择。^{[1][16][18][19]}

《人生》仅十三万余字，初稿只用二十几天写成，但路遥为此准备了近两年的时间。最早路遥在1979年就已对《人生》有所构思，但第一稿因为未达预期直接撕掉。1980年路遥写成了第二稿，但仍不满意，所以干脆大刀阔斧，只保留轮廓。经过两三年的思考和沉淀，在完成了创作的前期准备工作后，1981年7月，路遥在陕北甘泉县干部招待所完成了《人生》的创作。在创作过程中，路遥得到了甘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弢tāo的帮助，张弢不仅在生活和创作中帮助路遥，还引荐路遥结识了时任甘泉县道镇公社书记高应才，路遥从高应才的人生经历中感受到了改变命运的奋斗精神，于是将《人生》主人公取名为“高加林”。确定主人公名字后，高应才又带领路遥走访了甘泉县农村妇女吴春娥，从吴春娥身上路遥获得了创作灵感，塑造出《人生》中刘巧珍的美好形象。路遥在最初构思时给小说起了个非常直白的名字，叫《高加林的故事》，后觉得不妥，写完初稿，给小说取名《生活的乐章》。随后应邀前往北京改稿期间，路遥再次与王维玲商量了小说的名字，都觉得《生活的乐章》并不理想，但又苦于一时想不出更好的题目，便相约保持书信联系，日后再议。在书信交流中，路遥提议叫《你得到了什么？》，以呼应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但这个题目遭到了来自作家李小巴和北京方面的反对。最终，作家柳青再一次成为了路遥文学路上的指南针。柳青的《创业史》书中有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在王维玲的建议之下，路遥最终截取了柳青《创业史》书中——“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的开头“人生”二字，将其确定为小说的名字。这段话后来也印在了《人生》的扉页上^{[1][16][18][19][20]}

1982年，《人生》发表于《收获》杂志的第三期。^[3]《人生》的问世为路遥带来了许多知名度，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文学界掀起一股路遥研究的小高潮。1982年下半年，《人生》推出了单行本，首印十三万册；第二版印了十二万五千册；一年后又加印七千二百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分别在2009年5月、2012年3月、2020年1月出版《人生》。^{[21][22][23][24]}

《人生》共二十三章，上篇十三章，下篇十章。以高加林的视角讲述了80年代青年的三类人生追求和两个爱情悲剧。^[10][14]

高家村农民高玉德的儿子高加林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返回农村担任民办教师。在此期间，高加林成功在地区报纸上发表过诗歌和散文。他寄希望于几年之后通过考试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然而他的职位被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高三星取代。在失去教师工作之后，高加林每天躺在家里睡觉、抽烟消磨时光。^[10][11]

在高加林心灰意冷之际，高加林遇到了农村姑娘刘巧珍。刘巧珍拒绝了媒人说亲，她希望选择一个有文化的人结婚，把高加林视为自己理想的人生伴侣。面对刘巧珍的示爱，高加林感到矛盾，因为他觉得和农村姑娘结合会影响自己未来事业的发展，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和刘巧珍的爱情，并和刘巧珍开启了一段甜蜜的“地下恋”，恋情没多久就曝光在了整个村子，但二人并没有受到多少阻挠，双方父母以及村中的权威人物都是支持这段恋情的。^[10]

同刘巧珍的爱情抚慰了高加林精神上的痛苦，重新唤起了他的生活信念。后来，高加林的二叔高玉智从新疆调回来成为当地的劳动局局长。劳动局副局长马战胜为了讨好高玉智，通过关系让高加林以通讯干事的身份进入县城工作。在县城工作期间，高加林遇到了高中同学，也是初恋——黄亚萍。当黄亚萍得知高加林调到县委通讯组工作后，黄亚萍立马前去看望高加林，并单方面宣布同高中同学张克南情侣关系的结束，展开了对高加林的追求。^[10][11]

在二人相处的过程中，高加林与黄亚萍的感情逐渐深入。当刘巧珍带着狗皮褥子前往县城看望高加林时，高加林和刘巧珍没有共同话题。经过反复的考虑后，高加林选择断绝了同刘巧珍的恋爱关系，接受了黄亚萍的追求。当高加林向刘巧珍表达自己的选择之后，刘巧珍并没有责怪他，反而担心他日后的生活。^[10][12]

不久后高加林通过关系到县城工作的事情被他的情敌张克南的母亲举报，高加林的二叔要求组织把高加林调回农村。高加林不得不重新回到农村，他和黄亚萍的爱情也无疾而终。此时的刘巧珍也已经嫁给邻村生产队一队队长马栓，但她依然关心着高加林，恳求姐姐刘巧英向她的公公高明楼求情，继续让高加林担任小学教师。但在刘巧英暗示她和高加林重修于好的时候，她断然拒绝，选择继续和马栓一起生活。高加林最后独自回到村里，他辜负了巧珍的深情厚谊，也给家乡的父老乡亲脸上抹了黑，文人的清高散尽，他蹲在村口哭泣，德顺老汉对他说：“一个男子汉，不怕跌跤，就怕跌倒了不往起来爬，那就变成死狗了。”在与德顺老汉的谈话中，高加林备受鼓舞，扑倒在德顺老汉的身上。原文中写道：“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合理的和美好，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实现。”此时回归乡村的高加林已经能坦然的面对自己的处境，乡亲们对于他的归来没有奚落，对他关照有加，《人生》的故事就在最后一章“并非结局”中结尾。^{[10][11][12][13]}

高加林作为一个农村知识青年，拥有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他不愿意像父辈那样一辈子做一个穷苦的农民。高加林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一直在努力实现自我价值，不断地与现实和命运抗争。但是他后来在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中逐渐迷失方向，丧失了自我。他最终选择借助叔父的关系进城工作，没有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小说通过高加林的爱情悲剧多层次地展现了高加林这种悲剧性格的形成过程。高加林对刘巧珍是有着真实的感情，但在体会到了城乡生活的差异之后，他希望能够在城市实现自己更大的人生价值。他一方面留恋淳朴的乡村生活和同刘巧珍的爱情，但另一方面他又厌倦农村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向往着城市文明。于是他和刘巧珍的爱情最终被与黄亚萍的爱情所取代。高加林努力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并且为之不断奋斗，但是他在追求自我实现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因此高加林的人生追求最终以悲剧的结局收场。^[11][13]

刘巧珍是村里能人刘立本的女儿，父亲落后的教育观念使她错失了读书的机会。她外表美丽，有很多人前来托媒说亲，但刘巧珍对此视而不见。刘巧珍为了爱情，开始刷牙，注重打扮，甚至不顾村里人的议论和讥笑公开和高加林一起逛县城。在与高加林分手后，她没有怨恨和责怪高加林，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失恋的痛苦，最后嫁给了农村青年马栓。^[10][25]

刘巧珍是中国传统农村女性的代表。她美丽善良，勤劳能干，敢于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爱情。她意识到自己理想的人生伴侣是高加林之后，敢于突破传统道德的束缚，直接向高加林告白。即便马栓数次前来找她相亲，她都避而不见。面对自己的情感和外界的父母的打骂，她都果断地坚守自己的内心情感。但随着高加林进城工作之后，两人之间差距的加大最终导致了感情的破裂，两人最终分手。在高加林被人举报重返农村后，刘巧珍仍不计前嫌地想办法帮助他找工作。刘巧珍对待爱情无条件地顺从，她在高加林面前的软弱与自卑使她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刘巧珍的自由爱情最终被现实所打败，她只能顺从传统的道德婚姻观念，嫁给了自己不爱的马栓。^[26][27][28]

黄亚萍是县武装部长的女儿。她高中的时候经常和高加林一起讨论文学、艺术或者国际问题，对高加林颇有好感。尽管中学的时候张克南频繁地接近黄亚萍，但黄亚萍的交往兴趣只在于高加林。高中毕业之后，高加林回到农村担任民办教师，而黄亚萍到县广播站担任播音员，两人不再联系。当高加林回到县城工作后，两人因为志趣相投而逐步确立了恋爱关系。但在高加林最后重返农村的时候，黄亚萍同高加林的感情也随之结束。^[10][12][25]

黄亚萍是新时代知识女性的代表，也是直接影响高加林命运发生转变的关键人物。她出身良好，接受过较好的教育，穿着打扮大胆时髦。她敢于追寻自己的爱情，在明白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之后，果断地选择了和张克南分手，不顾父母的反对和高加林在一起。虽然她爱的是高加林，但她厌恶高加林的农民身份。只有在各种现实的基础上，她在面临爱情选择的时候才会选择高加林。她既希望拥有爱情，又偏重于世俗的功利，她虽然有着纵情任性的生活态度，但未能超越现实物质利益的制约。黄亚萍自我式的人格使她在面对爱情和现实的矛盾的时候，选择放下爱情，回归现实。^[25][29]

《人生》通过描写一个黄土高原里的一个农村知识男青年与两个分别来自农村和城市姑娘之间的爱情悲剧，展现了当时社会传统与现代生活方式、先进思想与传统意识之间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展示了农民自然真实的生存状态。《人生》不仅具有哲理色彩和人生意识，还触及到了中国农民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乡土观念。《人生》里的主人公高加林不满足于农村落后的生产状况和闭塞的生活，想要离开乡土前往城市生活，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乡土，扑倒在黄土地上流下眼泪，找回了正确的人生归宿，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光明。路遥通过描写高加林扑向故土的忏悔来显示乡土的庄严和神圣，也表达了路遥自己对乡土的认同和深情。^[30][31]

《人生》的乡土情节还体现在德顺老汉、刘巧珍和高玉智等人物身上。德顺老汉是农村父辈们的代表，他对高加林和刘巧珍的自由恋爱表示理解，对失恋的刘巧珍给以安慰，通过语言激励高加林重新树立生活的勇气。路遥对德顺老汉的描写，并没有加以知识分子层面的审视和评判，而是以一种宽容、理解的态度，表现了农民对于乡土的忠贞和深厚的感情。小说中，农村姑娘刘巧珍在遭遇高家林的背叛后，在土地上勤于耕作，土地成为了她的精神支柱和心灵寄托。高玉智长期远离家乡，身居城市，但对故土无比思念和留恋。路遥描写了乡土的自然美，赞颂了乡土的人情美，路遥眼中的乡村是一种自然与人性完美结合的象征，乡土情节也是小说精神主题的根基所在。《人生》流露出一种典型的农民式的乡土观念和家园理想，对农民式的生活经验进行总结和哲学概括，引导读者进行富有哲学意义的再思考。^{[30][31][32][33]}

小说描写了高加林充满悲剧意蕴的人生历程，呈现出生活的悲剧和生存的苦难，像高加林这样的乡村青年对于城市文明和现代生活的渴望具有历史合理性，但乡村青年所表现出的反抗精神和失败的结局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农村贫困的生活激发了高加林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他想去城市实现自我价值。虽然高加林遭遇了坎坷和波折，但他并没有屈服于人生的苦难，而是坚持追求自己的理想。之后高加林借助叔父的声望进城工作，在他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果之后却得到了被辞退的消息。即使悲剧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追求的过程中失败了，但暂时性的失败却孕育出了高加林新的人生价值与意义，他敢于和苦难抗争并具有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他的身上展现出个体的生命力。高加林不希望像父辈那样永远做一个农民，对于落后的乡村文明的反叛和对苦难人生经历的抗争给人以精神上的振奋和激励，他积极追求人生的失败结局也体现了小说的悲剧意识。^[33][34][35]

《人生》还描写了主人公的爱情悲剧。高加林是一个知识青年，而刘巧珍是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农村姑娘，两人之间知识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精神追求的不一致。在高加林失去教师工作后，和刘巧珍的爱情使他重新振作。但当他进城工作之后，他把刘巧珍的爱当作了一种负担和枷锁。为了自己的理想和前途，他最终选择了黄亚萍。当高加林被举报之后，他和黄亚萍的爱情也随之结束。小说设置了三对三角恋爱关系。高加林、刘巧珍与黄亚萍构成一对三角恋爱关系；黄亚萍、高加林与张克南构成一对三角恋爱关系；刘巧珍、高加林与马栓也构成一对三角恋爱关系。当其中一人的情感经历发生变化，也必然会波及到其他人物的爱情经历。他们的苦难和悲剧很大程度上都建构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和社会身份的变化，路遥通过描写主要人物的爱情悲剧来展现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具有悲剧性的审美效果。^{[33][36][34][37]}

中国农村长期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中国农民对土地具有强烈的情感依赖，但同时对于外部世界的拒斥也造成了安土立命的封闭心态，进而发展成维护旧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道德伦理的保守性。当刘巧珍开始刷牙的时候，村里人对她进行嘲笑，认为文明是作为有文化的人的特权。刘巧珍和高加林的恋爱遭到了刘巧珍父亲刘立本的强烈反对，一方面是因为刘立本看不起高加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刘立本的封建思想，他不赞同自由恋爱。高加林回到农村之后，他依然保持自身的卫生干净，但是他作为一个个体，无法改变农村顽固落后的习惯和传统封建的思想观念。高加林被塑造成是某种具有新人素质的新时期的农村青年形象，在高加林身上具有旧式的中国农民所缺少的品格——眼界开阔，渴求知识，奋发进取，急迫地追求现代文明等等。能够冲破旧式中国农民的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和因袭重负，是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不可或缺的品格。^[38]

《人生》的审美理想主要表现在，作者通过对农村青年命运和生活道路的深沉的思索，流溢着一种对于变革现实的热烈的期待和深情呼唤。小说中，城市是高加林向往的地方，即使在回归了农民的身份之后，高加林也从未放弃过进入大城市的梦想，他是先进的现代化思想的追随者。高加林作为农村知识分子的代表，作者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在农村企图改变愚昧落后的心理。但路遥并没有一味的批判农村，肯定了农村乡土文化的价值，在《人生》中仍旧表达出对于乡土的眷恋和对于劳动人民的敬佩。^[8][31][38]

《人生》叙述了高加林在面对爱情与事业、理想和现实所做的艰难抉择，体现了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中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心理。小说通过描写处于城乡交叉地带新时代青年的人生思考和发展历程，揭示了转折时期城乡社会生活的差别和矛盾。作者路遥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把生活体验放到时代社会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中去加以思考和体验，实现了小说服务于现实人生和取材于现实人生的统一。^{[39][40][37][41]}

路遥把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作为切入点，将生活体验放到时代的社会大背景与大环境中加以思考和检验，运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来展现农村青年的命运发展。《人生》直接描写了城乡社会生活中的差别、分配不公、贫富不均、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以及这些因素给高加林这样的农村知识青年带来的痛苦和不满。路遥塑造出处于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人的艺术形象和精神风貌，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包含丰富的社会内容，显现出在社会环境下人物性格的多面性。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身上有着个人主义等弱点，在面对不平等现实的斗争中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但他们好学上进、吃苦耐劳，有自己的人生理想，表现出突出的自主意识和人格尊严，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中处于农村的青年人的复杂性格和坚韧精神。路遥将自己笔下的人物与时代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塑造出刘巧珍、黄亚萍、高明楼等鲜明的人物形象，描绘出不同人物对于现实社会生活中重大矛盾的不同反应，呈现了多种形象，实现了小说服务于现实人生和取材于现实人生的统一。^{[40][41][42][37]}

《人生》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来展现农村青年的现实生活。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摆脱了角度和时空的局限，阐述宏观布局与复杂故事线索，透过整个故事深入到人物角色的内心，将人物的情感波动和心理状态表达出来。在《人生》中，高加林拿起篮筐到县上卖馍时，第三人称叙述者通过全景镜头描绘了年轻人、庄稼人赶集的情景。通过这一情境的叙述，描述出农村的赶集场景，凸显浓厚的生活气息，展现现实生活的人生情景。^[43]

在《人生》中，路遥将叙事空间放置于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整个叙述过程中的叙述情景随时变换，通过叙述情景的变化来丰富小说的叙述内容。在情景上，小说中前半部分主要描写农村，而后半部分则描写城市。新旧时代的交叉带来了城市和乡村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交叉，路遥通过城乡地理位置、文化思想以及生活方式的对比，展现出城乡的二元对立。城市高速发展对农村形成较大的冲击，也反映出农村城市化建设的渴望和追求，在这里，也引发一系列二元对立元素，包括先进和落后、理性和感性、功利和淳朴、文明和封建等，这种自然的矛盾和反差，赋予《人生》丰富的叙述艺术色彩与美学价值。^[43][44]

《人生》使用钟摆式的叙事结构，具体表现为当故事情节发展到高潮之后又返回到初始状态。《人生》的叙事结构主要是围绕两组“三角恋爱”的男女青年展开，路遥在小说中经常使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来将叙述者深入角色人物意识中，让叙述者可以摆脱语境压力，展现角色人物的语气与内涵，实现人物语言和心理状态的融合。^[43][45][46]

路遥在《人生》中展现了陕北地区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地域民俗。在小说中，路遥细致地描写了刘巧珍和马栓举行婚礼的过程，展现了陕北婚嫁的民俗风情。《人生》中，路遥细致描写了巧珍和马拴举行婚礼的过程：“吹鼓手一行五人走在前面，他们后面是迎新媳妇的高头大马；鞍前鞍后，披红挂彩。黑铁塔一样的马拴现在骑在马上——这叫‘压马’，按规程新女婿要压到本村的村头再返回自己家里等新媳妇回来。”、“在娶亲队伍后面，是他姑和他姨，都骑着毛驴；他姑夫和姨父分别给自己的老婆牵着驴缰绳。他舅作为领队断后，和媒人走在一起——媒人是两家的贵宾，既是引人的，又是送人的”、“吹鼓手在院墙角里围成一圈，开始吹奏起慢板调”、“席面是传统的‘八碗，四荤四素，四冷四热，一过浇酒居中，八个白瓷酒杯在红油漆八仙桌上转过摆开。”、“第一席是双方的舅家；接下来是其它嫡亲；然后是门中人、帮忙的人和刘立本的朋亲。吹鼓手们一直在着——要等到所有的人吃完之后才能轮上他们”。路遥还通过描写陕北人民服饰、饮食、住宿和出行等来表现陕北区域文化的特征，并在小说中穿插使用陕北民歌来展现人物的内心情感。^{[47][48][49][6]}

《人生》的语言也具有陕北地方特色。路遥运用陕北方言展现出黄土高原的地质地貌和陕北人民的生活方式。路遥笔下的人物形象说着地道的陕北方言，这不仅符合人物的个性特征，也表现出陕北人民淳朴善良和真实的性格特点，从刘巧珍对高加林诉说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刘巧珍对于高加林的关心和爱慕。^[47][48][49]

1983年，《人生》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排在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的第四位。^[1]

1984年，《人生》获得陕西省文艺创作开拓奖。^[50]

2018年9月，《人生》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4]

《人生》自发表之日起就引起了社会和大众的广泛关注与讨论。1982年，《人生》在《收获》杂志第3期头条位置刊发。1982年秋，福建《中篇小说选刊》第5期和《新华文摘》第9期也全文刊选了《人生》。1982年1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了《人生》单行本。这个单行本首次印刷十三万册，上市不久后就脱销。第二版印刷了十二万五千册，一年后又印刷了七千二百册，总印数为二十六万两千两百册。^[1][14]

评论界也出现了讨论《人生》的文学评论和学术期刊。从1982年至1985年前后，《萌芽》《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三十多种报纸期刊对《人生》进行了争论和思考。1983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召开了《人生》的讨论会，与会者给予了《人生》一致的好评和赞扬。同年11月，由中国作家协会编写，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1981-1982年全国获奖中篇小说集》（上册）也收录了《人生》。2009年，《人生》入选了由《新民晚报》发起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文艺作品”。《人生》通过各种方式得到迅速传播，继而引发了对《人生》的热烈讨论使该小说成为中国文学80年代中一个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1][14]

《人生》是路遥作品中被翻译得最多的一部。前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用俄语翻译了《人生》——CУДbБA，于1988年由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1990年，张荣富翻译的《人生》法文版——La vie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2009年，日文版《路遥作品集》由日本福冈市中国书店出版，译者为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教授、路遥研究专家安本实，该著选译了包括《人生》在内的五篇中短篇小说。日本的安本实、菱沼透等学者也发表过对于《人生》的研究性文章。《人生》首个英译本Life，2019年由美国西雅图的Amazon Crossing出版，译者是Chloe Estep，这促进了《人生》的国际传播。^[5]

学者万秀凤认为：“路遥的小说受到如此普遍、持久的原因之一是：对于一切力图改变现状、改变命运的青年人来说，无论是《人生》还是《平凡的世界》在他们身上起的作用都一直还在。虽然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社会的物质条件包括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生活中的矛盾、阻力和困难，人们所面临的自我灵魂的安顿问题，却依然存在。当年孙少安们面临的生存困境至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是广大贫困青年包括农村青年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困境。虽然路遥的小说不会直接回答这些人生问题，但是它会给读者一定的启示和一定的鼓舞，在这个物化的时代里，《人生》里面的高加林的追求，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理想人格的追求，都是可贵的，都是我们遗乏的，在这一点上两部小说具有水远的价值，永远的意义。”^[51]评论界认为路遥发现中国青年在改革开放时期所面临的人生问题，并展露出他们的精神风貌和在人生道路上的追求与困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农村小说还停留在反映生产责任制实施以后给农民带来的生活方式和心理变化，而路遥发现并描绘出青年农民觉醒后的迷茫与奋斗历程，真实并深入地再现了中国转型时期新农民的面貌。评论界还对《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的性格特征进行了深度解读。路遥塑造出高加林这样具有强烈个人意识的农民形象，挖掘并发现了农民的现代性，是当今小说创作中出色的文学典型。^[51]

学者赵学勇认为：“在《人生》的研究中，似乎没有人做更深的追问，到底是什么造成了高加林的悲剧命运。我们看到，无论是高加林的时来运转，还是好运的急转直下，都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跟他的个人奋斗无关，也跟他的性格结构无关，而这映像出来的，却是路遥对底层人前途命运的深挚忧患。”^[52]

评论家杨晓帆评价《人生》：“路遥一面保持着与改革的同时代性，感受到新时期赋予个人奋斗的积极动力，一面又仿佛在对新的现实困境的思考中，回望起历史的风景。”^[53]

作家陈忠实评价《人生》：“得知路遥的《人生》发表，当天就拿到文化馆里订阅的《收获》，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读完这部在路遥创作道路上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堪称里程碑的作品之后，坐在椅子上，‘是一种瘫软的感觉’，不是因了《人生》主人公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运引起的，而是因了《人生》所创作的‘完美的艺术境界’，这是一种艺术的打击。”^[54]

金汉主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称赞《人生》：“真实地再现了变革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人际关系，成功地塑造高加林这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51][52]

1984年，由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主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广播剧《人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栏目播出。^[1]

1984年，由上海青年话剧团改编《人生》话剧在上海公演。^[55][56]

1984年，由路遥改编，吴天明导演，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人生》在中国公映。电影《人生》于1985年获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主角奖，于1987年获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和《文汇报》联合举办的新时期10年电影最佳故事片奖。^[1][14]

1984年，聂鸥和孙为民创作的连环画《人生》在《连环画报》上连载登出，获得了中国第6届美展铜牌奖。《人生》连环画由连环画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2004年再版，并列入“连环画精品鉴赏”系列。^[14]

2014年，由杨阳导演的电视剧《人生》播出，该剧由王雨、缪婷茹、彭杨等主演。^[57]

2019年3月，由陕西省延安演艺集团出品的陕北方言话剧《人生》在西安开启全国巡演。^[58][59]

2023年阎建钢执导的电视剧《人生之路》对《人生》小说进行了部分取材。^[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