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子

交子，又名楮券、铁缗钞，诞生于中国北宋仁宗天圣元年的益州成都，是世界上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纸质货币。^[2][3][5]

1024年，益州成都的交子务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分为“私交子”和“官交子”。“私交子”是最早由交子铺老板自己发行的交子；“官交子”就是由官方机构即益州交子务发行的交子。^[3]伴随着国家的介入，交子获得更大成功，不仅解决了私人交子存在的信用问题，也受到从事跨地区跨国贸易的四川茶叶商人的欢迎，导致交子在交易之中以溢价交易，常常以高于标价成交。交子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也使得交子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5]宋哲宗绍圣年间（公元1094~1097年)，陕西战事使得交子的流动期限和发行出现混乱，同时茶叶逐步从私人经营转向国家垄断经营，这也导致交子需求降低，供需失衡之下，人们对于交子的贬值预期又导致交子的进一步贬值，新旧交子贬值为“以一兑四”甚至“以一兑五”，价值只有票面的五分之一，最终交子不得不被官方和市场放弃。^[5]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四川也改交子为钱引。^[6]

交子的出现，作为纸币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使用，大大便利了商业往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此外，交子的印制涉及印刷技术与版画技术，交子的出现对推动印刷技术与版画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研究印刷技术等具有重要参考意义。^[7]

关于交子名称的由来，日本学者加藤繁指出：“交子、会子、会子、关子，本来都是大略相同的词汇，交、会和关有会合、对照的意思，交子、会子、关子，不外是指对照的凭证，就是对照后证明无误的证据文件。”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讲到“交”是交合的意思，即指合券取钱。并且认为之所以称为交子，或许与四川方言有关系。宋史专家汪圣锋曾经撰写专文《“交子”释义》来解释“交子”名称的由来，他认为“交子”之名，可能来源于交引，“交”为交纳之意，之所以称“子”，并非方言，而是当时民间的称呼，宋代民间白话称呼多加“子”，如“照子”“投子”“背子”。^[2]

最早的纸币诞生在四川，四川在宋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四川因为躲过隋唐战乱，经济相对独立，贸易繁荣，因缺铜而依赖铁钱，但携带不便的缺点日渐凸显。对此，当时的史料有不少记载，往往主妇到集市买盐也需要携带很多铁钱，“小钱每十贯的重量是六十五斤，折算成大钱的话，一贯大钱重十二斤，在街市上做买卖，（所带的钱）到了三贯、五贯的时候，就很难携带了^[注1]”(一贯在宋代等于770文)、“（某人）曾经出使蜀地，看到那里所使用的铁钱非常轻，在市场上买一匹罗（一种丝织品），需要花费二万钱^[注2]”等记载比比皆是。铁钱与铜钱的比价根据记载似乎在10：1，可以想见其携带不便，“江南过去使用铁钱，十个铁钱相当于一个铜钱，物价飞涨，百姓觉得很不方便^[注3]”，“恰逢朝廷下诏命令川、陕等各州同时采用铜钱和铁钱，每一个铜钱相当于十个铁钱来使用^[注4]。”^[5]

最终，四川茶叶和马匹等贸易的发达以及四川铁钱的笨重，导致交子在相对独立和特殊的四川诞生，“蜀地的人因为铁钱很重，私下里制作了一种券，称之为“交子”，以便于进行贸易。有十六户富人主持这件事^[注5]”。交子最开始来自16家富户，其起点是作为私人票据，成为贵金属、丝绸等货币的替代品，可以理解为一种早期汇票，《宋史·食货志》即说“交子的这种办法，大概是从唐代的飞钱那里获取了灵感。^[注6]”^[5]

随后，民间交子开始步入官家视野，在得力地方官的几番推动之下，最终官方交子应运而生。从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开始，宋朝政府正式发行交子纸币，数量为1880000贯，其式样“完全依照一直以来百姓出具（的交子）的宽窄大小（来制作）^[注7]”。伪造交子与私造交子纸币都是重罪，此后两年一次的发行额度都是1256340贯。在此后的流通中，交子的流动期限以“界”分，一般是三年为期，期满则新旧交替更换。交子原本有稳定的发行准备，一般一界发行额度是150万贯，而准备金是铁钱36万贯。交子的便利也带动铁钱流通量的下降，从北宋初年的50万贯逐步下降；铁钱数量的下降，也可以看出交子受到欢迎。^[5]

交子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也使得交子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宋朝日益增加的军事开支也在寻找解决思路，各种金融创新继续发酵。为了给军需提供保障，鼓励商人运输物品到边疆，宋朝当局还发明了一种期票，即“见钱交引”，以节省商人的运输货币费用。当时流行的有“茶盐交引”，后又有其他军需品交引。这些票据进一步兑现成铁钱或交子，运转情况不错，发行权后来也集中在首都开封。^[5]

伴随着王安石的激进新政与边疆战事的浩大军用，货币流通数量开始膨胀。同时，西北边疆与西夏的战事延绵不绝，军事开支动辄以千万贯贯计。从铜钱铸造来看，仅公元1073年至公元1084年，宋朝铜钱的产量翻了两两番超过了每年500万贯。据统计，北宋铸造铜钱2.6亿贯，比其他朝代铸币数量加起来还多，这也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之发达，而纸币之发明与流通曾经有效地弥补了铜钱之不足。^[5]

战争使得宋的经济节奏被打乱，交子随之步入超发状态，官方交子发行量与流通中交子数量不断攀升，到了宋哲宗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至公元1097年)，陕西战事使得交子的“界”以及发行都已经出现混乱，“^[注8]”此外，货币需要商业的支撑，同样是为了应对财政压力，宋代茶叶逐步从私人经营转向国家垄断经营，这也导致交子需求降低，供需失衡之下，人们对于交子的贬值预期又导致交子的进一步贬值，新旧交子贬值为“以一兑四”甚至“以一兑五”，价值只有票面的五分之一，最终交子不得不被官方和市场放弃。^[5]

宋徽宗年间，西夏战争中，交子无奈改为钱引，“交子务”也改为“钱引务”，钱引也就是此前在陕西等地已经流行很久的票据。钱引相对交子而言更是增发无序，“（交子发行数量）比天圣年间的一界（一个发行周期）超出二十倍，而价值却更加降低了^[注9]”，因为没有资本金，所以贬值更是惊人，“（交子发行机构）不储备本金，却无节制地增加制造（交子）。以至于拿出一缗交子，只相当于十几文铜钱^[注10]”，缗表示成串的铜钱，一般每串1000文，这已经低于十分之一的贬值。值得一提的是，钱引到了南宋仍旧存在，高宗南渡后也以70万贯铜钱准备发行3000多万贯钱引。“绍兴七年，三种不同界别的交子同时流通，发行的数量达到三千七百八十多万贯，价值很高。到了这一年的年末，增加到四千一百四十七万多贯，而所有的铁钱只有七十万贯。^[注11]”^[5]

交子又分“私交子”和“官交子”。^[3]

最先出现的是民间的私交子，《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益州、邛州、嘉州、眉州等地方每年铸造五十多万贯钱。自从李顺作乱之后，就停止了铸钱。民间的钱更加少了，私下里用交子进行交易，奸诈弊端层出不穷，诉讼案件越来越多。^[注12]”王小波、李顺起义导致四川铁钱停铸，铁钱减少，贸易不便，民间就“私下里把交子作为交易的货币^[注13]”。可见王小波、李顺起义时期，民间就已经出现了交子，并且还作为等价物来交换买卖。这是关于交子最早的记载。私交子诞生之后，由蜀地的十六户富商担保发行。十六户富商主持交子时，已经初步形成印刷交子的统一样式。交子用统一的纸张印造，印记有屋木人物，还有防伪标志、押字和隐密题号，并且朱墨间错以为私记，防止伪造。这时候的交子没有固定面额，其面额根据需要题写。^[2]

因为私交子的民间性质，没有政府的强制管理，所以存在许多问题。有奸商发行交子后，“货物价格稍有下降，（发行交子的人）就不能偿还所欠的债务^[注14]”，于是闭门不出，不兑现发行的交子，最后导致民事纠纷，聚众争闹。^[2]

正是因为私交子存在诸多问题，才出现了政府统一发行的官交子。官交子的发行是自下而上推动的，首先是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由知益州张咏设立官交子的基本规则：交一缗，以三年一界换之。虽然由知益州出面设立，但此时交子并没有经过朝廷的批准，也没有设立官营的交子务，此时的交子还是一种官督民办的形式，私交子的弊端不能完全革除。针对交子的弊端，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对策：寇珹守蜀，上奏朝廷“废弃交子不再使用^[注15]”，并且“收闭交子铺”，令“民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设置交子铺^[注16]”，但是因此导致“市场上的店铺进行经营买卖时生意冷清^[注17]”。转运使薛田建议设置官营交子务，发行官交子，但是朝廷没有回应。寇瑊离职之后，薛田代之，与转运使张若谷再次请求官营交子，最终获得批准，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十一月朝廷正式批准设立益州交子务。^[2]

官交子依照私交子的样式，并且钤印本州铜印印记，面额也从之前的“一交一缗”改为“一贯至十贯文”。交子的管理也有一套制度，铁钱兑换交子时，交子务“起置簿历”，交子填写面额后，要“登记在簿册上并进行封缄和押印^[注18]”“交纳到监官那里由监官收存掌管^[注19]”。交子兑换铁钱纳回交子时，“销毁涂抹合同及账簿等记录^[注20]”，并且每一贯需要扣除三十文小钱入官。这时的交子已经属于以国家信用作支撑而强制发行的纸质货币符号，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了。^[2]

交子初创之时，面额“一交一缗”，之后面额分为“一贯至十贯文”，具体数额都是临时填写，加盖官印。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和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交子的面额发生了两次变化。宝元二年，交子有了固定的面值，80%的为十贯，20%为五贯，不再发行一到四贯、六到九贯的交子。熙宁元年，宋廷又将交子面值减小，60%为一贯，40%为五百文。以“通过这样调整面额的轻重比例，以便于更容易流通周转^[注21]”，《宋朝事实》记载：“在每一界的交子中，确定十分之六用来印制一贯面额的交子、十分之四用来印制五百文面额的交子，通过这样调整面额的轻重比例，以便于更容易流通周转。^[注22]”^[2]

北宋初期，十六户富商联保印制私交子时就使用统一纸张，还利用私A记防伪。薛田奏请官印交子时，向朝廷请示官交子“完全依照一直以来百姓出具（的交子）的宽窄大小（来制作），并且用本州的铜印加以印押^[注23]”，可见官交子沿袭了私交子的样式。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交子务更名为"钱引务"，交子也更名为“钱引”，其印刷和管理同官交子是一样的。官交子采用不同颜色套印，并且有诸多的印记：敕字、大料例、年限、青面、红团等，并且背面印故事。^[2]

交子务设置监官一人，元丰后改为两人。另外还有掌典十人，贴书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铸匠二人，杂役一十二人，一共187人。在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之前，官交子使用普通纸张印刷，纸张从人置场中购买。之后为了防止伪造，就设置了单独为印刷交子提供纸张的抄纸院。^[2]

交子诞生之初，流通区域仅限于川峡四路，但是作为一种利国利民的“先进科技产物”，交子的流通区域逐渐扩大。庆历七年，陕西路开始借益州交子使用。仁宗时期，陕西路使用川交子的数量不多，共“两次借用了交子六十万贯^[注24]”，与陕西的盐钞共同在民间流通，但是这批交子“并没有实际的现钱储备管理，只是徒然地进行印刷（交子）^[注25]”，“（这些交子）分散在民间，流转使用艰难受阻，已经破坏了原来的规定办法，造成的弊端非常严重^[注26]”。到了神宗时期，陕西开始大量地使用交子，并且废止了之前行用的盐钞。陕西的交子屡兴屡废，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正月甲申，“（皇帝）下诏陕西地区的交子法不再施行，相关官吏全部罢免^[注27]”。陕西交子被罢后，益州印刷的川交子仍然大量在陕西行用。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复行陕西交子”，在蔡京的建议下，陕西发行交子三百万贯。河东路使用交子仅仅半年，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七月朝廷就下令“罢潞州交子务”，但是在北宋末年河东路又有使用会子的记载，会子始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河东路北宋末年使用的会子或即交子、钱钞之类。^[2]

宋徽宗时，交子行用区域再次扩大，并且逐渐扩展到除汴京外的全国范围。崇宁年间(公元1102年至公元1106年)，除在陕西发行三百万贯交子外，朝廷也在京西北路、淮南路等地推行交子。大观元年，四川交子务也更名为“钱引务”，以钱引替代交子。^[2]

“交子”的出现，作为纸币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使用，大大便利了商业往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此外，“交子”的印制涉及印刷技术与版画技术，“交子”的出现对推动印刷技术与版画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研究印刷技术等具有重要参考意义。^[7]

纸币创新是中国对人类货币史的重要贡献。从全球范围来看，交子是从商品货币制度向符号货币制度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参考，交子出现后，波斯、印度、日本、高丽等国也都发行了纸币。北宋以来的纸币创新是中国对人类货币史的重要贡献。^[8]

交子这张纸本身没有价值，它代表的价值依赖于其背后的商业信用，这种信用又依赖于交子持有者在需要时可将交子成功兑换回金属货币的稳定预期。民间市场基于商业信用发行的兑换券，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交易票据，进而作为纸币进行流通，成为商品买卖的支付凭证，这一转变意味着将商业信用用于支付交易，相较于支付金银铁钱而言具有重大进步意义。^[8]

交子开启了人类货币史上纸币作为信用货币的伟大实验。交子所遇到的问题和制度建设，在人类信用货币史上有共性，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对货币政策和币值稳定措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交子及其之后的纸币实践，对诸多货币理论和实践问题有深刻的影响，比如准备金制度、纸币换界、汇兑、真实票据、通胀预期、劣币驱逐良币、货币数量论、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反通胀政策等重要课题在交子的研究中都可以得到宝贵的启示。^[8]

交子实物迄今未有发现，最早出土的交子钞版早年流失日本，最初发表在《东亚杂志》，国内只有印版拓片图，拓片图上半部刻着“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二十九个字，下半部刻有房屋、人物和成袋的包装物，以及3个人正在房屋外面空地上背运货物等图形。^[9][注28]

2008年起，天津金融博物馆开始创建，创建团队开始了对美国和日本相关博物馆的考察活动。经过多次讨论，2009年6月，天津金融博物馆与日本货币博物馆签约，同意将日本藏品交子高清影印件在中国进行公益展示，进一步提高推广交子的历史价值及文化认知。^[10]

2010年，天津金融博物馆开馆，交子影印版作为重要展品公开展示，并先后出现在陆续创建的十三个不同主题的金融博物馆中，进一步走向大众。^[10]

2019年5月18日，天府四川金融博物馆开馆时，特设“交子”展厅，通过宋代商贸与益州交子务场景模拟等展示内容，为观众提供了全新金融互动体验。2022年，成都交子金融博物馆在高新区正式运行。^[10]

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起源，有唐代飞钱说，契券指垛说，柜坊票据说，停止铸钱说，铁钱笨重说等。^[11]

朱契根据《宋史·食货志》(下)“会子”条谓“交子、会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主张交子起源于唐代的“飞钱”。刘厚滋进一步指出“飞钱”又叫飞子，是一种汇票，买飞子者不复支钱，转相授受，乃渐成一种习惯上的通用货币。^[11]

彭信威认为交子是由契券发展而来。他在《中国货币史》中说，大概在五代 十国的时候，已经有纸币性质的流通手段，市面上用契券指垛来交易，和纸币有着一样的性质。^[11]

日野开三郎却说交子起源于柜坊票据。柜坊初起于长安，后经五代及宋，渐次波及各地，而尤以益州为甚。票据的流通及金融机关的发达，乃交子出现的前提。^[11]

加藤繁则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九“真宗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在此之前，益州、邛州、嘉州、眉州（还有雅州等）等地每年铸造五十多万贯钱。自从李顺发动叛乱后，就停止了铸钱。民间的钱币更加少了，于是私下里把交子作为交易的货币^[注29]”的记叙，说交子的出现是因为停止铸钱，因钱少而产生。^[11]

宋代四川以铁钱为主，铁钱很重，买一匹罗要 二万个钱，有一百三十斤重，这样才催生了交子。^[11]

从现有研究来看，有学者认为成都东门的“椒子街”应该是当时官方印制“交子”的地方。因为《成都城坊古迹考》对成都东门“椒子街”有这样的解释，“一说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尝设交子务于此。”但是有货币收藏家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根据《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释：“北宋益州的‘交子铺’实为四川历史上最早的货币金融机构，而益州的‘交子务’则是最早由国家批准设立的纸币发行机构。”显然，说纸币发行机构就是印制地，是没有依据的。也就是说，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椒子街”就是交子的诞生地。^[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