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更寒

《五更寒》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发行，严寄洲执导，史超编剧，杨威、史可夫、曹樱、李雪红、杨秀清等主演的战争电影，于1957年在中国大陆上映。^[1]

《五更寒》讲述了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大别山区沦陷，县委刘书记等领导地下武装斗争。后组织部长莫文阶叛变，民团团长黄胖子根据莫文阶所提供的材料，大肆搜捕杀戮共产党员和无辜百姓，全县的地下组织均遭到破坏，只有罗文川和南果祥等少数游击队员幸免于难。冬天游击队环境艰苦，南果祥曾动摇，但被妻子穆英教育后重回游击队。冬去春来，解放军全面反攻，反动武装也落入了游击队的天罗地网，大别山区的敌军相继被解放军歼灭。^[2][3]

1957年，《五更寒》获“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奖”。^[4]

1946年，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内战，调集二十万兵力进攻中原解放区。解放军中原主力部队奉命突围，转入豫鄂陕地区，但大别山区不幸沦陷在敌军手中。县委刘书记（杨威 饰）是共产党留下来坚持进行地下武装斗争的领导人，他和县委组织部长莫文阶（朱子铮 饰）、武装部指挥长施品春（刘秉章 饰）等人共同谋划开展武装斗争，配合解放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但莫文阶受到亲戚莫保长（张怀志 饰）的诱惑，叛变了革命，全县的地下组织均遭到破坏，县大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游击队员罗文川（史可夫 饰）和南果祥（杨秀璋 饰）等少数人幸免于难。他们进入山林，坚持游击斗争。^[2][3]

民团团长黄胖子（邹群 饰）根据莫文阶所提供的材料，大肆搜捕杀戮共产党员和无辜百姓。南果祥的妻子，共产党员穆英（李雪红 饰）也被抓走，期间，农民王太（李力 饰）积极地支援部队，伪甲长劳良才（刘季云 饰）也暗中替部队通风报信。后来，在莫文阶献计之下，敌人又将穆英释放作为诱饵，并且威胁胆小怕死的地下党员莫大新（李炬 饰）使其叛变，成为敌人的坐探。莫家湾村的寡妇巧凤（曹樱 饰）原是罗文川的情人，可是罗文川却很痛恨她，村里人也鄙视她，连刘书记也认为她这种女人不可靠。但巧凤在暗地里密切关注着发生的一切。她总是在游击队危急之时助一臂之力。^[2][3]

冬天到来，游击队的环境更加艰苦，游击队员不但要和狡猾的敌人作战，还要忍受饥饿、寒冷，与大自然斗争。在此期间，意志薄弱的南果祥动摇了，他偷跑回家里，但在妻子穆英教育下，他终于认识到错误，重新回到游击队。一次，游击队在雪地里活动的脚印被敌人发现，刘书记等与敌人激战后，突围到莫家湾。王太引导刘书记躲在莫保长家里，避开了敌人的搜捕。冬去春来，解放军展开了全面反攻。黄胖子一边准备逃跑，一边派莫文阶来到莫家湾，企图抓住刘书记。但反动武装落入了游击队的天罗地网，大别山区的敌军相继被解放军歼灭，人民群众重获新生。^[2][3]

1955年国庆节，刘名榜被选定为河南国庆观礼团团长，赴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在北京，毛主席、周总理等接见了他。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对刘名榜坚持在大别山革命的功劳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并当场指示有关人员要好好宣传宣传。^[6]

《五更寒》的编剧史超被誉为“一位有着战地经验的作者”。他17岁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被分配到河南周家口打游击。后被选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留任总政治部秘书，曾随军政考察团去过晋西北、晋察冀、晋中等前方，又进入延安军政学院学习，分配至中央调查局西北局军事研究室，任友军组代组长。因在文化活动中显露才干，在延安大学学习一段英语后，转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自此走上文艺道路，先后担任过抗大七分校教员、陆军中学宣传科长、晋冀鲁豫大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团长，创作了歌剧《杨四子》《两种作风》《王克勤班》等，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赞扬。1947年，史超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坚持斗争，正是“这段像热血一样鲜红、像冰川一样冷酷的经历”，成为后来促使他创作《五更寒》的缘由。^[7]

当时史超负责领导一个区的开辟工作，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新政权进行土改，所去是经扶县^[注1]一处最艰险的地方，自古就为武装土顽和土匪盘踞。反动势力开始慑于解放军主力部队过境不敢轻举妄动，后倚仗敌军尾随而来又猖狂起来，这令史超等一行的处境极其险恶，所带去的十几个同志到后来只剩下六个人活着。在此期间，史超尽可能将自己的见闻感受记在能够找到的破纸上，把它们装在一个罐子里埋在地下，后来被敌人是误为金银财宝挖走了。但这段经历刻骨铭心地存在于他的记忆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冲动就想写它，但因随大军进军西南，忙于参加剿匪工作并进行相关题材创作，而不得不搁置，直到1956年由西南军区文化部创作组调入中央军委政治部创作室，终于如愿以偿。完成电影剧本后，史超化用南唐李后主的词句“罗衾不耐五更寒”，把电影取名为《五更寒》，以时序冷暖喻示革命发展的必经阶段，成为贯穿全剧的思想灵魂：“越是到五更，天就愈冷，只要熬过五更，天一亮，太阳出来就暖和了。”^[7]

《五更寒》的导演严寄洲曾在战争年代长期从事部队文艺工作，1953年所在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奉调赴京与总政文工团合并，他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先后拍摄了长纪录片《祖国的边疆》、短故事片《脚印》、政治教育片《这决不是小事情》以及故事片《战斗里成长》，但他并不满足，闭门自学电影理论。当他正希望有一个基础好的剧本进行摄实践时，统管全军部队电影剧本创作的总政文化部电影处长虞棘向他推荐了史超的剧本。严寄洲自己在抗日战争中曾经深入到晋西北敌后，参加过一个时期的武工队斗争，看了史超的剧本，感到格外亲切。他被剧中一个个人物形象所吸引，产生了无法遏制的创作冲动。第二天，严寄洲就向厂领导极力建议拍摄此片，获准后迅速选择演员投入筹备。^[7]

《五更寒》片中的主要角色，都挑选了气质、特点与之接近，并具有一定表演经验的演员来饰演。主人公刘书记由当时的山西话剧团团长杨威饰演，他身材矮小，面目清癯，但精神矍铄、目光炯炯，像个老农，但有刚毅的内在气质，抗战时曾和严寄洲一起在西北战斗过。爱憎分明、内心同情革命的年轻寡妇巧凤，由重庆话剧团的曹樱担任。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的女地下共产党员穆英，由曾在话剧及电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中饰演过凤霞一角的李雪红担任。表面当伪甲长、暗里是情报员的劳良才，由曾参与影片《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拍摄的总政话剧团刘季云担任。最终叛变革命的莫文阶，由刚从中央戏剧学院表训班毕业，并在毕业公演的《小市民》中饰演主角的朱子铮担任。^[7]

《五更寒》摄制组成立后，严寄洲即带领全体演职员，由编剧史超引导前往大别山地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体验生活。他们专门访问了时任河南监委会书记刘名榜和信阳地委监委会书记邱继敏，两人就是片中所描写的刘书记原型。邱继敏还把他们带到当年转战过的新县湾店，走访了许多一起与敌人斗争过的群众，寻访当年游击队的藏身处，感受艰苦岁月的气息。此后他们去了当年斗争同样激烈的光山县、黄安县，住到老乡家，面对面进行观察交流。^[7]

严寄洲在创作《五更寒》分镜头剧本时，一边写一边掉眼泪。他在导演阐述中特意写下：“让今天的人们看到我们的先驱者，是如何进行着和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的残酷斗争……再重温一下那些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战胜困难的优良传统，无疑是有着十分巨大的现实意义的。”^[7]

严寄洲在读剧本时，脑子里浮现的主人公刘书记的形象，就是山西话剧团团长杨威。^[7]

《五更寒》的拍摄时恰逢盛夏，此时大别山正值雨季，无法正常拍摄。新中国成立前就在上海影业做美工师的徐润，熟悉各处外景地，建议到苏州天平山看看。严寄洲实地一看，果然很像大别山，遂决定将外景地改在天平山。^[7]

参考资料：^[5]

《五更寒》于1957年在中国大陆上映。^[1]

《五更寒》是一部富有新意的革命战争题材影片，描写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主力暂时撤离后，大别山区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历尽艰险坚持斗争，终于度过黑暗迎接黎明。片中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矛盾冲突尖锐激烈，情节发展曲折跌宕，大胆直面革命斗争逆境与革命队伍分化，并触及“人性”“人情”禁区，因而受到广泛关注。（党史博采杂志社朱安平评）^[7]

《五更寒》在人物塑造上尤其成功。编剧成功地刻画了党的基层干部刘书记的光辉形象，这个斗争经验丰富、可亲可敬的老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剧本还成功地描写了一个“中间人物”巧凤的形象，她出身贫农，由于生活所迫嫁给地主，后来成了寡妇，群众对她疑心重重、另眼相看，但她始终同情革命，甚至在关键时刻帮助了党的地下斗争。作者试图通过巧凤的遭遇写出人类心理世界的丰富层次和人性的复杂，这在“十七年”中国电影的创作中是十分少见的。（《中国电影编剧史》评）^[8]

《五更寒》是一部充满革命激情的影片，歌颂了革命者的高尚情操和品德。（《红廉丰碑》评）^[6]

《五更寒》上映后，片中角色同情并支持革命的地主小寡妇巧凤引起了争议。对其批评涉及到阶级性、真实性等创作原则，在电影界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中国电影》杂志专门开辟“问题讨论”专栏，一连数期发表多篇文章，对巧凤这一人物的塑造及评价，进行了深入探讨。一派意见认为，“由于作者错误地偏爱了和歌颂了巧凤这个人物，不仅大大的损害了这部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损害了影片的真实性，也在一定范围内歪曲了革命历史的真实”；而另一派则认为，“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同情并支持革命的人，除了有一定阶级觉悟的之外，还有很多没有阶级觉悟的人。生活中既然有巧凤这种从自私的个人情感而同情支持革命的人，艺术家为什么不可以予以反映呢？”编剧史超亦证实巧凤的直接生活原型，就是当年在大别山战斗期间曾救护过自己的那位大嫂。^[7]

当时关于巧凤这个角色争议尚属正常讨论范围，对影片总体评价是予以肯定的，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指责《五更寒》违背阶级道路，美化宣传地主小老婆巧凤，是一部写叛徒哲学的影片。《五更寒》遂被打成“大毒草”，编剧、导演及演员都受到冲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被正名。^[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