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

《乡愁》是现代诗人余光中于1972年在台北旧居中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是“乡愁文学”的代表作品，收录于《白玉苦瓜》。^[3][4][5]

《乡愁》属于“乡愁文学”，诞生于海峡两岸政治隔绝的时代背景中，深刻地表达了20世纪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深深眷恋与热切期盼归乡之情^[6]。诗人于台北的旧居内创作了这首诗。^[7]创作该诗时诗人的创作理念趋于成熟，对传统意象的认识运用从形式层面进入到了精神层面。^[8]全诗分为四节，围绕邮票、船票、坟墓和海峡（台湾海峡）四个意象展开，用“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四个表达时序的词语串起全诗，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4]全诗以出门在外的游子为主人翁，一二节描写游子与母亲，新娘的生离，第三节描写游子与母亲的死别，最后一节叙述游子与大陆间的间隔。^[9]

思想上，诗歌从亲情，爱情，爱国之情三个维度抒发乡愁之情；^[10]叙事模式上，诗歌呈现出台湾文学中典型的“寻母”框架；结构上，全诗整体近似传统诗歌，结构匀称，各节各句字数相同，同时节内又富于变化，在重章沓复中不断深化内涵；意象选取上，诗歌所选取的“水”的意象具备古典色彩，赋予了诗歌古典意味。^[10]

在20世纪的台湾，《乡愁》曾被纳入现实政治的运作体系，作为政治宣传的典型文本被不断运用；而大陆方面，《乡愁》的叙述使大陆民众心中产生了对台湾当代文学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想象与期待，《乡愁》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审美的层次，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意味。1991年，《乡愁》选入大陆中学语文教材，成为学生接受爱国教育的必读文本。^[11]

余光中以《乡愁》一诗蜚声中外，被称为“以乡愁之诗撼动亿万华裔”的诗人，“乡愁”是其众多诗作中念念不忘的主题。流沙河对这首诗给予高度评价，称其是“一滴水晶珠子”，“内无瑕斑，外无裂痕”。^[1][12]

《乡愁》属于“乡愁文学”，该类型文学诞生于1950年代后期，是台湾文学中最常见的内容一。现实因素的刺激是“乡愁文学”诞生的原因之一。1949年，200多万大陆军民被国民党政府挟往孤岛。这些背井离乡的军民本就并无长期的定居准备。而国民党“光复大陆”的神话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宣告破产使他们重回大陆的希望破灭。^[6]在此种情况下，他们对大陆对故乡的思念日渐加深，愈发感觉到自己活在一座“孤岛”之中。20世纪的台湾新诗作者绝大多数是大陆去台的诗人，由此产生的“孤岛意识”深刻地影响着诗人们，无数诗人只好在诗歌的创作之中寄托自己深沉的怀乡之情，以摆脱“自己身处孤岛”这一认知。^[13]

在创作的初期，余光中的诗歌体现出写实与感伤的交融状态，一方面，受幼时开始的漂泊经历以及30年代现实主义诗作影响，其诗歌中体现出强烈的写实倾向。另一方面，在和表妹的交往中，他受到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熏陶，逐渐倾心于新月派的唯美和西方的浪漫主义。在此期间创作的作品，大多流露出浅显的情绪，情思往往流于表面。轻如羽毛的感伤成为创作的主基调，写实是对现实的粗糙的反映，感伤是将情感作肤浅地表白。^[8]

1950年至1970年，余光中三度赴美，在西方文化包围之中，地理和文化上的双重乡愁使他重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由此，现代诗的创作情感和创作理念互相冲突的二元世界在他心中诞生了。从西方文化中，他获得了开阔的艺术视野，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同时，在异质文化的反衬中，潜藏于心中的东方文化情结日趋清醒，强烈。相较于初期，余光中创作技法变得更加成熟。但其依然迷醉于中国文化的外部形态，在辞章、典故、意象、境界的现代转化中使自己诗中的情爱男女和落拓少年悠游于现代情怀的古典语境之中。^[8]

该诗写于1972年。余光中的祖籍是福建永春，他于1949年离开大陆去台湾。当时由于政治原因，台湾和大陆长时间的隔绝，致使余光中多年没有回过大陆。他一直思念亲人，渴望祖国的统一和亲人的团聚。在强烈的思乡之情中，诗人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写下了这首诗。^[7]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2]

Homesick（张智中译）

When I was a child,my homesickness was a small stamp

Linking mum at the other end and me this.

When grown up,I remained homesick,but it be came a ticket.

By which l sailed to and from my bride at the other end.

Then homesickness took the shape of a grave,

Mum inside of it and me outside.

Now I’m still homesick,but it is a narrow strait

Separating me on this side and the mainland on the other.^[2]

Homesick（赵俊华译）

As a boy, I was homesick for a tiny stamp,

L was here, mom lived alone over there.

When grow up, I was homesick for a small ship ticket.

L was here, My bride remained over there.

Lateron, Iwas homesick for a little tomb.

L was here, mother rested over there.

And today,I am homesick for a shallow strait,

L am here, the mainland lies over there^[2]

在乡愁诗中，诗人对家乡的思念之情的实质往往是对亲人的思念，这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血缘性质决定的。^[10]《乡愁》的第一节，便是从游子恋母的亲情角度切入：从小便离家在外的游子，靠着书信与母亲维系联系，一枚小小的邮票中，蕴含着异乡游子对家乡母亲深沉的思念。^[10]而第三节，诗人继续以亲情表达乡愁，对第一节的情感进行深化，诗歌的情感从母子生离之愁升华到母子死别之愁^[10]。孩子的生命诞生于母亲的胎腹中，因此母亲象征着孩童生命的故乡，母子为死亡所间隔，儿子对逝去母亲的怀念亦是永恒的乡愁。^[10]

现代新诗中的许多诗歌，往往习惯于将亲情和爱情放置于同一空间中去描述^[10]。诗人在《乡愁》的前三节也是将血缘亲情和男女爱情进行合写，第一、三节重点叙述亲情，第二节则聚焦于爱情：出门在外的游子长大成人，感情的重心也随着年岁而转移，“小时候”对母亲的依恋，变为“长大后”对新娘的思恋。^[10]新婚后，本应如胶似漆的夫妇却天各一方。诗中的“船票”提示着“水”的存在，“水”作为间阻物，隔开了新婚男女，诗人思念家乡本质上是在思念位于家乡的妻子。第二节里的乡愁就是此种“新婚别”催生的。^[10]

国家政治层面的伦理关系脱胎于家庭血缘中的伦理关系，家国一体的文化心理深刻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之中。在台湾乡愁诗中，这种家国同体的文化心理具体体现于故乡之情和爱国之情的交融。^[10]《乡愁》第四节以两岸政治对峙导致的民族分裂作为巨大的时空背景，转入对祖国情的表现：一湾海峡，成为了无法跨越天堑，冰冷地隔绝了大陆和台湾的血肉联系。^[10]在叙述完爱情和亲情之后，诗人在第四节将乡愁寓于企盼祖国统一的心愿之中，从个人的维度上升到群体的维度，表达了“只有结束两岸分裂，实现祖国统一，才能够真正消解游子无尽的乡愁”这一思想。^[10]

乡愁叙事”实质上就是一种承载情感与记忆的空间叙事。在国族认同层面，乡愁并不依附于人们具体的出生地，但又扎根于涵盖特定地域历史与文化的时空疆界。^[11]

在台湾当代文学的“乡愁叙事”中，“游子寻母”的情节架构曾经十分流行。这种情节框架是“家国一体”的观念的体现，也高度符合“祖国母亲”的政治隐喻。“祖国”和“‘母亲”之间固定的隐喻结构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后的文学领域。^[11]余光中将中国称作“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抒写乡愁的系列作品基本上都呈现出游子恋母的隐喻结构。代表作《乡愁》也不例外，诗歌中对母亲的怀念之情联结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乡愁》所以能够产生感人至深的力量，就在于诗歌表现的乡愁扎根于母子之间的天然情感联结。^[11]

《乡愁》全诗四节，每节结构相同，均为四行，按三言、十言、四言、五言的顺序分布，各节对应位置上的诗行字数相等。这种均齐对称既有古典格律诗的形式遗留，也有新月派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的影响。^[10]同时，诗歌在保持节与节之间的均齐对称时，每节内部的诗句具有长短参差变化，这使《乡愁》的诗型在总体均齐中透出自由错落的活泼感。^[10]同时，《乡愁》继承了《诗经》中的重章复沓手法，聚焦于“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四个意象，以第一诗节为基础，二、三，四诗节更换少量的词语来反复吟咏诗人人生各个阶段的乡愁。^[14]

《乡愁》第二节诗还关涉着古典诗歌的一个原型意象和表现模式——”水“。诗中船票”的意象暗示着“水”的存在，“水”作为间阻物，阻隔了情意绵绵的新婚男女。可以把这诗句看作写实，也可以视为诗人的有意安排。在《诗经》的情诗名篇《蒹葭》《汉广》中，使相爱的男女双方天各一方的正是宽阔的江水，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水”作为爱情的障碍，具有“原型”意象的性质。《乡愁》中对新郎和新娘为“水”所隔，新郎渴望一张“船票”，渡过浩荡大河，回到新娘身边的叙事模式，联系了古典爱情诗中的“水”的意象，继承了“间阻/思慕”心理模式。^[10]

余光中以《乡愁》一诗蜚声中外，被誉为“乡愁诗人”，几乎成为当代台湾“乡愁叙事”的代言人。正如诗人所声明，《乡愁》这张“名片”遮蔽了其本真面目，来着广大读者尤其是大陆读者的热烈追捧，某种程度上赋予这首诗以一种国家认同层面上的“元叙事”的意味：通过《乡愁》的叙述，大陆民众心中产生了对台湾当代文学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想象与期待，因此《乡愁》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审美的层次，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意味。^[11]

在国民党当局威权统治的年代，《乡愁》被纳入现实政治的运作体系，作为政治宣传的典型文本被不断运用，《乡愁》进入台湾的中学教材，以建构台湾岛民的中国文化与政治认同感。国名党将对彼岸“母亲”的思念纳入国民思想塑造体系中，将其塑造成‘反攻大陆’的号响。尽管当时海峡两岸政治对立，但在“台独”分离主义与本土化思潮处于潜隐状态的年代，《乡愁》的文学叙事沟通了两岸主流民意，有助于塑造基于民族国家统一想象的情感共同体。^[11]

80年代前，因为两岸意识形态的束缚,大陆方面关于余光中诗歌的研究少之又少。而这一现状的转折点发生于1979年。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正式打开了大陆与台湾之间思想文化的交流阀门。由于交流的隔绝及余光中独特的游学经历，余光中最初以香港诗人的身份被引介到大陆，1980年香港诗人林佑璋发表的评论中提到了余光中的《乡愁》及对现代派诗歌的反思和忧虑。此后大陆学者开始陆续引介余光中的诗歌。^[1]20世纪80年代，大陆诗人流沙河在关注台湾当代诗歌时，首先被余光中诗歌所蕴含的“深沉的故国意识”所感动，经由他引介的《乡愁》很快就俘获了大陆读者的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掀起“余光中热，”台湾作家面向祖国大陆书写的抒发乡愁的文本成为用来满足大陆读者文化想象与情感认同的需要的工具。1991年，《乡愁》已经选入大陆中学语文教材，成为学生接受爱国教育的必读文本。^[11]《乡愁》入选教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接纳余光中诗歌的有力佐证。^[1]2003 年 12 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纽约会见华侨华人，谈到台湾问题时引用了《乡愁》的诗句：“浅浅的海峡，国之大殇，乡之深愁！”《乡愁》被国家主流政治话语所征用，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乡愁叙事经典的文本身份。^[11]

1975年6月，台湾大学生物硕士杨弦在台北中山堂发起了一场“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在这场演唱会上，杨弦从余光中《白玉苦瓜》诗集中选取8首作为词，谱成八首民谣，这8首诗的其中之一便是乡愁。^[15]

1992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旅法葡籍华人胡浩波深情演唱了余光中的《乡愁》，以余光中的《乡愁》为词配上一首日本歌曲。^[1]2003 年，在中央卫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余光中的《乡愁》被朗诵。^[1]2005 年央视《新年：新诗会》上王世林再次朗诵了余光中的《乡愁》。^[1]

2012 年的两岸音乐诗会上，童自荣朗诵了余光中的《乡愁》和《民歌》。2013年两岸诗会上，举办了《乡愁》交响音乐诗歌晚会。^[1]

流沙河对《乡愁》给予高度评价，称这首诗是“一滴水晶珠子”，“内无瑕斑，外无裂痕”。不同于台湾当时某些诗歌深奥晦涩难懂，该诗属于“浅易之作”，但是余光中构思精巧，能“溶哀愁于物象”，值得细心揣摩其诗艺。^[1]

李元洛^[注1]也对余光中诗歌进行了大力推崇和评价，李元洛在《名作欣赏》上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对于已在大陆文艺集会上被朗诵过的《乡愁》结构美、音乐美、语言美大为肯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