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绳楠

万绳楠（1923年—1997年），江西南昌人，中国历史学家，专注于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万绳楠曾担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江西省文天祥研究会顾问、白鹿洞书院教授、安徽省政协委员。^[1][2]1942年国立十三中学毕业，同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6年大学毕业，同年考取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师从陈寅恪，1948年毕业，为陈寅恪的关门弟子。1949年毕业后即弃笔从戎，参加革命。^[3][4]解放后先后任教于安徽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系安徽大学历史系创办者之一。^[5]

1949年，万绳楠开始在安徽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任教，并参与创办安徽大学历史系。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安徽省第一个遭受批判斗争的高教界学术界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全家被迫下放至安徽省利辛县李集人民公社（今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大李集镇）劳动改造。1997年去世。

关于曹操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新史学通讯（史学月刊），1956年第6期；关于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史学月刊，1956年第9期；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思想主流是什么，史学月刊，1957年第8期；论隋炀帝，史学月刊，1959年第9期；什么是农民起义?什么人才可称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评“简明中国通史”关于农民起义问题的论述，安徽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谈王安石变法，安徽日报，1961年9月2日；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几点商榷，安徽日报，1962年1月6日；“竹林七贤”，安徽日报，1962年5月22日；从南北朝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差异看南北门阀，安徽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六朝时代江南的开发问题，历史教学，1963年第3期；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其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历史教学，1964年第6期；魏末北镇暴动是阶级斗争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史学月刊，1964年第9期；南朝时代江南的田庄制度，历史教学，1965年第11期；论诸葛亮的“治实”精神，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嵇康新论，江淮论坛，1979年第1期；东汉窦宪打北匈奴是什么性质的战争，历史教学，1979年第5期；南朝田庄制度的变革，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东晋的镇之以静政策和淝水之战的胜利，江淮论坛，1980年第4期；五斗米道与孙恩起兵，江淮论坛，1981年第5期；晋、宋时期安徽侨郡县考，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方腊起义中的几个争论问题，宋史论集，1983年；南朝的阶级分化问题，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论黄白籍、土断及其有关问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4年；安徽在先秦历史上的地位，安徽史学，1984年第4期；安徽在先秦史上的地位，安徽史学，1984年第5期；从陈、齐、周、三方关系的演变看隋的统一，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研究问题要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文史哲，1987年第1期；曹操《短歌行·对酒》新解，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廓清曹操少年时代的迷雾，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史学方法新思考，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4期；赤壁之战拾遗，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江东侨郡县的建立与经济的开发，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对文化史研究的思考，文史哲，1993年第3期；武则天与进士新阶层，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略谈玄学的产生、派别与影响，孔子研究，1994年第3期。

以上参考资料为：^[7]

万绳楠沿用陈寅恪惯用的地域集团分析法，首次分析了贯穿曹魏始终的谯沛集团与汝颖集团之争，推翻了西晋分封制造成八王之乱的旧说，提出南朝“拟周之分陕”政策特殊性是南朝寒人兴起的最主要原因。再加上其它一些政治政策、政治派别、政治事件的研究，合而成为一部在体例与观点上均颇具特色的《魏晋南北朝史论稿》这一政治史专著。^[8]

万绳楠总结归纳了蜀汉、孙吴、东晋的政治政策，蜀汉以“治实不治名”为治国政策，孙吴实行“限江自保，施德缓刑”，来与曹魏相抗衡，东晋实行“镇之以静”政策，以攻为守，保存实力，从而在淝水之战中取胜。他认为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虽符合文化同化的规律，但在南迁大族与镇守北镇五人之间、洛阳文官与武官之间，形成了矛盾，为后来的兵变埋下伏笔。^[8]

提出曹魏政权中的汝颖集团与谯沛集团

万绳楠1964年发表在《历史教学》上的《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其升降》中表示曹魏政治史是世族大地主在黄巾起义之后，确立其统治地位的历史。曹魏政治中有两个重要力量，一为汝颖集团，一为谯沛集团。前者代表传统的世族门阀势力，受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大田庄制）的支持；后者代表黄巾大起义后新起的庶族势力，受屯田制支持。曹魏政权是一个世族与庶族地主联合就治的政权，认为曹操“唯才是举”、曹操时期世族被压了下去、曹操以后世族才重新抬头，是错。在汝颖与谯沛两集团之间，有尖锐矛盾，历史决定胜利必然属于当时仍在发展的封建土地私有制与门阀制的代表——汝颖集团。这两个集团的斗爭，对曹魏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最重要的是屯田制的破坏，封建大上地私有制的确立。这使谯沛集团丧失了经济与军事基础而致垮台，而曹魏政权亦随之转移，世族与庶族联合統治的局面变成了世族专政的局面。西晋初期，由于屯田农民从严重的東糐与剥削下解脱出来，获得了一些自由，经济才能更向前发展一步。但睡着门阀制与世族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农民不久又陷入了“孤贫失业”的境地，战乱丛生了。虽然如此，门阀制却未再动播。^[9]

万绳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三个方面，影响比较大的观点主要有：曹魏土地制度中起主要作用的小土地所有制、西晋占田为虚课田为实、北魏桑田和露田都不能判定为纯粹的私有或国有性质、南朝庄园经济具有进步性、曹操首创“九品相通”赋税制度、财产税出现于南朝、黄白籍不代表士庶之分、白籍为临时户籍等。^[8]

万绳楠认为以往对曹魏屯田制的作用评价过高，他考证了各地实情后，得出小土地所有制影响最大的结果。他提出西晋的占田制规定田地数额为虚，课田制所定数额为实际耕种且需纳税的实际数额。他反对以往北魏桑田露田的性质非私有即国有的看法，认为露田不是完全国有的土地，桑田不是完全的私有土地。万绳楠对南朝庄园经济的研究，不同于其他学者侧重于其消极影响，而是分析其中的进步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观点。^[8]

万绳楠进一步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赋税制度的研究，提出九品相通的赋税制度由曹操首创，首次提出财产税起源于南朝，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赋税制度的进步。^[8]

万绳楠对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的研究，他通过考证基本史料，得出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观点，如：曹魏土地制度中起主要作用的小土地所有制、西晋占田为虚课田为实、北魏桑田和露田都不能判定为纯粹的私有或国有性质、南朝庄园经济具有进步性、曹操首创“九品相通”赋税制度、财产税出现于南朝、黄白籍不代表士庶之分、白籍为临时户籍。此外，他还注意到了其他学者并未注意的“北魏均田制是否施行”的历史问题。万绳楠之所以能得出创新的结果，是由于他有“一股子精神——读书必须多读、通读、细读”，发掘出前人所未发现的问题。^[8]

万绳楠将职官制度、选举制度、社会组织的演变纳入文化史体系，推动了文化史著作体例的创新。他考证了一些存在争论的时间与事件，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的写作时间、故事发生背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意义等问题，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研究的繁荣。与同时期罗宏曾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相比，万绳楠更注重揭示在封建专制统治削弱、大家族制度衰落、私有制兴起的社会背景下，文化冲破独尊儒术禁锢而繁荣发展的时代精神，同时通过阐述先进文化与封建专制压迫的斗争，展现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先进、科学、民主的文化，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8]

道教研究，万绳楠阐述了道教的产生、传播、变异与三次改革，道教为了适应社会，进行了三次重要的改革：一是东晋葛洪的改革，他使五斗米道与儒学结合，取代玄学与儒学的结合，道教开始在士族阶层流行；二是寇谦之的改革，他将科诫、轮回、成仙结合在一起，使得道教进一步发展，在与佛教的斗争中得以生存；三是陆修静、陶弘景的改革，陆静修编辑整理道经，著成《三洞》，陶弘景调和了肉体成仙与灵魂成仙之说，经过他们的努力，道教在南北方都有所发展。万绳楠的创新成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阐述了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的关系，提出道教正统为五斗米道，太平道是道教异端；二是重新解释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口号的含义。^[8]

佛教研究，万绳楠认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论的翻译。第二步是律的翻译。他认为佛教要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必须以政治力量进行宣传，再修改自身教义以迎合士大夫的要求。万绳楠认为，弥勒佛的信仰是佛教的异端。^[8]

万绳楠在生涯中获得了多项荣誉，包括1984年的“安徽省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的“五一”奖章，以及“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他的著作《魏晋南北朝史论稿》还获得了安徽省1978-1985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