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华

程子华（1905年6月20日^[1]－1991年3月30日^[2]），山西运城人，曾用名程世杰。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中国经济战线杰出的领导者。

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3]

1905年6月20日出生在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

1922年在山西太原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求学，参加革命活动。

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中等师范学校肄业。

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后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战士。

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

1929年后到国民党军岳维峻部做党的秘密工作，同年底，领导湖北大冶兵暴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五纵队二支队队长。

1931年4月起任红三十五军二○七团团长，红军独立三师七团团长、独立三师师长，四十师师长，四十一师师长、政治委员，十四师师长，二十二师师长。曾入红军大学高干队学习，后任粤赣军区代参谋长。

1934年起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参加了长征。

1935年9月起任中共鄂豫陕省委代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

1935年9月至1937年8月任红十五军团政治委员。

1935年11月至1936年12月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7年9月起任山西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党团书记兼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北方分局委员、北方分局宣传部部长。

1939年1月起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后兼任冀中区党委书记。

194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

1943年起任晋察冀分局代书记，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

1945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1947年起任冀察热辽前线指挥所司令员，曾兼任前线指挥所政治委员。

1948年6月至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东北分会委员。

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书记。北平解放后，任北平警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9年3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书记，5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

1949年8月至1950年9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其间：曾兼任山西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1949年8月至1951年2月任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0年11月至1952年10月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干部学校(现北京工商大学最早前身之一)校长(1950.7-1954.7)。

1952年10月至1956年10月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代主任、党组书记兼总社干部学校校长(至1957年4月)。

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6年至1961年12月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

1958年9月至1960年2月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58年11月起)。

1960年2月至1961年1月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0年8月起)。

1961年1月至1965年2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1年2月起)、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成员(1963年2月起)。

1965年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1965年3月至1966年11月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1966年至1972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关押。

1972年至1975年解除关押后又受迫害。

1975年至1977年在中央读书班学习。

1978年3月至1982年3月任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1978年5月起)。

1980年1月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

1980年4月起任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名誉主席。

1980年9月增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983年6月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3]

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2]

1991年3月30日22时11分，程子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终年86岁。^[3]

西南三线建设是周边国际环境较为紧张的形势下进行的，而且基地建设的位置多处在崇山峻岭之中，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每一个建设者，都必须吃大苦、耐大劳，才能在荒山僻岭中扎下根、立住脚、干出成绩来。程子华同志与众多建设者一样，为三线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1964年5月，程子华第一次踏上攀枝花这片崇山峻岭之中时，就与三线建设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他当时已是年近60岁的人了，战争年代双手又留下了残疾，但他总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全身心扑在三线建设每一项工作任务上，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在参与选点和规划布局工作中，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除了参与组织领导，还要参加实际考察工作。他亲自率领各部委负责人和专业组技术人员100多人，不辞辛劳，一个点一个点的逐个考察，详细了解选点的情况和定点布局的利弊。按照毛主席“靠山、近水、扎大营”的指示，选的点大多在边远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许多地方连简易公路都没有，只能徒步行走、跋山涉水，才能到达。有的地方，即使有简易公路，也处在高山悬崖之间，十分危险。考察中，大家为了安全劝他不要去，听汇报就行了，但他坚持每点必到，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他说再困难也没有长征困难，听别人介绍虽然也可知道葡萄是酸的，但只有亲口尝一尝才能知道酸甜的程度。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选点，行程数千里，他和考察组同志几乎踏遍了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大多数山地，高山峻岭、森林峡谷、田野荒原、江河湖畔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三线建设除了新建一批厂矿外，还必须从一线地区内迁一批与项目配套的厂矿到三线地区来。为了使三线建设工程迅速全面铺开，程子华同志亲自蹲点，采取解剖麻雀的办法，摸索内迁厂矿搬迁建厂的经验。他带领人员选择迁往重庆的上海浦陵机器厂作为试点，对该厂的设备、人员、技术、生产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了解，与鲁大东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一道驻进该厂，组建现场指挥部，统一领导搬迁建设。从试点、搬迁、建厂、投产全程参与，重要问题亲自主持和现场办公解决。为了节约人力物力，加快建设速度，采取边建边搬边生产的办法。即:一个车间的土建工程快完工时，就拆迁、搬运、安装一个车间的设备，其它车间照常生产。最后实现土建工程完、全厂各车间设备都搬迁安装完。由于试点成功、组织有力，管理到位，该厂原计划10个月的搬迁任务，两个月就完成了，原计划要停产4个月，实际只停产1个半月。经过试点，程子华同志总结了搬迁建厂经验，提出了“四要三不”的建厂原则和建厂施工的五个条件。1964年12月，程子华同志在重庆主持召开西南三线建设迁建工程打歼灭战现场会议，推广了浦陵机器厂迁建工作的经验。1965年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批转了《程子华同志在浦陵机器厂工程打歼灭战的现场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浦陵机器厂迁厂建厂打歼灭战的工作总结》，及时地指导了三线建设内迁厂矿的搬迁和建厂工作。

1965年和1966年是西南三线建设全面展开时期。1965年2月全国工交会议后，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调整一线、充实二线、加强三线”的建设方针，全国各行各业都来支援三线建设，各种物资、设备和原材料等，通过公路不分昼夜，源源不断地运到攀枝花工业建设基地。根据工作的需要，1965年3月中央批准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时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程子华同志，工作任务更加繁重。这段时间，他先后接待和陪同了来攀枝花视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彭真、贺龙同志，向他们汇报攀枝花建设情况。西南三线建设全面铺开后，各部委之间协调配合工作，各条战线的计划安排，项目审批工作，他都要亲自参与或主持。煤炭、冶金、钢铁、机械、交通、化工等系统都纷纷要求上项目，这牵涉到资金、物资、原材料的计划安排和调配等诸多问题。在大干、快上的热潮中，程子华同志保持冷静的头脑，没有忘记“大跃进”时基本建设项目上马战线铺得宽拉得长的教训，他会同各部门负责人严把项目审批关，本着综合平衡、项目配套的原则，分轻重缓急，依先后顺序，按规定程序严格审批。让条件具备的关键项目先上，对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列为预备项目后上。这样经过三线建设委员会和有关部门会审，1965年列出48个项目、1966年列出102个项目上马。把攀枝花钢铁厂、龚咀水电站、六盘水煤矿、泸州化工厂、德阳重型机器厂列为关键项目快上。

在程子华同志精心主持下，西南三线建设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65年完成了投资计划的98%，计划的48个项目、完成了42个，其中竣工投产和具备投产条件的30个，完成年度计划的12个，没有完成计划的6个。1966年完成投资计划的102.50%，计划的102个项目，完成了83个，其中全部竣工投产41个，部分建设42个。^[1]

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厅字【1985】139号)《关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批复》，同意在锦州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

1986年4月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组任字【1986】36号)。任命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委员。程子华同志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召开的第二次和第四次会议，研究讨论了建馆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审议通过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的各项议程和决定，和中顾委常委、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主任伍修权，及建馆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一起解决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建设过程中陆续出现的诸多难题。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顺利建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时28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隆重举行。程子华同志出席了典礼仪式，并做了重要讲话。^[3]

程子华同志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以坚忍不拔、百折不挠、顾全大局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做出了不朽功绩。他的卓越贡献和崇高风范将深深铭记在我们心中，他心系祖国统一的执着情怀，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4]

程子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论遇到任何艰难曲折，他始终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信共产主义，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坚决服从党的分配，党叫他做什么工作，他就做什么工作，做一件爱一件，件件都能做出优异成绩;他功高不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心中只有党和人民;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公道正派，敢讲真话;他勤于学习，勇于探索，实事求是，作风严谨，注重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他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严格要求和教育子女;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同志，爱护下级，平易近人，联系群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道德风范，身体力行地实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3]

著作

2005年6月20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程子华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为此特别推出纪念图书和画册。《程子华回忆录》以及《纪念程子华》两书均于多年前出版，此次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分别对其进行了修订和再版，并编辑出版《程子华画册》。这三本书是程子华一生的真实写照，其中既有本人对革命经历的回忆，也有老战友、老下级对他的纪念文章。书中所叙述的革命经历和事件，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