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耀

何耀，生于1930年，高中文化，曾参加敌后武工队，打游击，在广东多个地区做过团委和团校的工作。何耀于1958年调到深圳，先后任宝安工业局局长，布吉区委副书记，布吉公社书记，宝安县团委书记，深圳中学校长、深圳市翠园中学（1971-1972，文革时期叫“五七中学”）校长、宝安师范学校校长。1979年，出任深圳对外经济技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之后任深圳轻工局副局长、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饮料汽水厂董事长、深圳市食品协会会长、广东省食品协会副会长等职，1994年离休。

何耀，深圳市百事可乐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深圳中学原校长，深圳市翠园中学第二任校长^[1]（1971-1972年在任）。

何耀高中文化，曾参加敌后武工队，打游击，在广东多个地区做过团委和团校的工作，于1958年调到深圳。^[2]

深圳现在有些官员的作风大不如前，艰苦朴素、开拓创新的闯劲少了、没了，不解放思想恐怕也是不行的

过去“杀出一条血路”时，是在条条框框、禁区非常多的情况下开展的。那个年代，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工作人员，都是拼命想做好工作，真正为人民服务，为这个城市，甚至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拼搏。现在的官场大话空话套话流行，官本位的现象也很严重，有些官话套话听起来都让人厌烦。过去调研，可能是领导和秘书骑个单车就过去了，现在是前呼后拥，威威武武，甚至“鸣锣”开道。官僚现象不是一个开拓创新城市应该有的。

解放思想是必须的。当年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当年省、市领导人的解放思想，没有担当的精神，深圳的改革也没有办法深入下去。我记得那时候，梁湘大会小会上都会说“改革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要准备牺牲一部分人”。当年听到这些的时候，我的心“嘣嘣”直跳，因为搞不好自己就可能“报销”了。现在想来，那个年代，我们3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70%的精力用在防止“掉帽子”上。

深圳现在提跟新加坡等国际城市叫板，叫板除了经济，还包括政治、城市社会管理、教育、人口素质等等，这些方面，深圳的差距不是一点距离。

回顾历史，早期深圳的拓荒牛，在干工作的过程中真正因为政治原因牺牲的几乎没有。反而是后来，有一些人因为经济条件好了，腐化而倒下的。我们当年招商引资部门的26个同事，可以说是一直在财路上摸爬滚打，没有一个不是清白的，没有一个倒下的。

我说，牺牲一部分人利益更有可能是在后一个30年，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要面临的难题肯定是向既得利益者甚至既得利益集团开刀。这一点难度同样很大，但正因为难度大，才考验今天的政府部门。

如果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思想解放，那他一定是个艰难的过程，甚至是到了真正要向体制动刀的时候。

无论思想还是物质层面，现在人心思定，没有乱源

我看“向体制动刀”，不会乱。^[3]怎么会乱呢？我只是担心我们找不到好的路径。你想想我们那个年代，衣食住行极为缺乏，都没有乱。现在，无论从思想基础还是物质层面来看，人心总体是思定的，没有乱源。

思想上不乱，想让社会乱也不容易。如果真能把贪的人拿下，向既得利益者动了刀，问题就不会出现。我只是怕，有些人以乱为借口保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当然，再来一次暴风骤雨式的运动恐怕也是不行的。但是我想，提思想解放，没有胆略，没有足够的勇气，没有气魄和决心，恐怕也只会流于表面。我们当年搞招商引资的时候，市里面基本没有跟我们定什么框框，只是说投资500万元以下的，招商引资办可以自己批，500万元以上的需书记、市长批。

那个时代的精神让人眷恋，港商送盒月饼都要上缴。

最初深圳引进的外商，多数都是港商，但港商很讲礼节，中秋清明都会带点礼物给联络办。当时市里有个规定，收到的所有东西都要上缴，包括中秋节的一两个月饼、烟、糖果。

为了防止腐败，当时的办公室有四条规定：不能单独跟外商谈合约，即跟外商谈合约时最少有两个人在场，跟外商打电话旁边需要有人。不准收受贿赂和外商礼物，如果对方一定要给也要上缴。吃饭当时没有规定，因为当时深圳市政府没有钱，所有的外商投资谈合约都是外商请吃饭。此外，工作人员还需写工作日志，几点几分跟谁谈，谁负责，何时带客商去看地形，每一步都要有详细的记载。有一点现在首问制的味道，但当时没这个概念。

话说回来，当年梁湘、周鼎、周溪舞，无论是干的工作还是工作作风确实为人称道。你在他们身上几乎看不到官僚作风。那个年代，也没人讲条件，日以继夜就是一个干字，工作的拼命劲没得说。

我1958年就调来深圳了。搞招商引资工资是在1979年。当时还是张勋甫当市委书记、贾华当市长。正式成立了对外经济技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是林中平和我。这个办公室就相当于现在的招商办。

深圳对外经济技术联络办公室成立之初，我们也是千头万绪，但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去招商，如何去引资。并不是现在讲官话有很大风险，那时候确实是搞不好，随时可能出现问题。但好在当年，市领导很信任同志们。

我们在实践中摸索，通过一些老乡讲讲香港那边怎么做的。然后我们几个人就研究，怎么样对中国有利，又不违反当时的法律。比如说双方要承担什么责任，利润怎么分？像来料加工，什么叫加工？为什么是合资而不是合作？就是这样小心地摸着石头过河。包括后来跟百事可乐的合作，我们在相关的法律上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框框，没有那样的一个合作模式，怎么办呢？就自己创出一个词就叫中美合作企业吧。当时，这件事曾惊动中南海，邓小平都做出过批示。后来，法律上也认可了这一种形式。

不过，那时候却没有现在说起来这么轻松，直到1981年冬天，我去中央召开对外经济贸易会时，提到百事可乐引进的情况^[4]，外贸部门的负责人还集中“围攻”我，说我搞标新立异等等。因为与百事可乐合作，外面传言说我做了“卖国贼”，是“帝国主义的爪牙”，说帝国主义的魔掌又伸来了。直至多年后，百事可乐投产后，还有人写了五条的告状信告到省里，说我与资本家搞在一起，收受贿赂，损害了工人的利益，说导致了1亿元的外汇流失等等。还把我到福建去引进蚊香厂说成是游山玩水。把别人说的话安在我头上，说我造谣中伤领导等等。后来，我还因此被专门的调查组审查过。